鲁迅儒术原文及赏析

　　元遗山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此段叙述元遗山受到后世文人推崇的情况，并由此引出他在名节上的一个污点，后文对此进一步说明。】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此段交代崔立以及立碑的情况，也就是后文写碑文的历史背景。】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传》这样说
　　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搆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此段引用《金史》的原文，叙述元遗山写碑文的具体经过。作为叛节投敌的乱臣贼子崔立，竟然要为自己立碑歌颂自己的功德，首先请王若虚写碑文，王若虚认为自己不写可能被杀，但一旦写了就会名节扫地，决定宁死也不写，后来就让元遗山强迫一个叫刘祁的太学生写，这个刘祁被迫无奈，勉强写了一个应付，草稿交到元遗山那里，元遗山很不满意，就自己写了一篇。】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此段是作者对元遗山写碑文一事的看法，元遗山作为儒家的一代文宗，颇受到后世推崇，甚至其为叛将写碑文的污点，也被后世文人为之辩解粉饰，直到清代的学者凌廷堪通过多方考据，认定了元遗山写碑文一事其实是子虚乌有，而且直接为其辩护说，当时为叛将崔立写碑文，不过是怕被崔立杀，有了个刘祁写了一篇就足以应付了事，又何必在意碑文的好坏，所以由此分析，这事也不会是真事。作者叙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后只是对刘祁叫屈，刘祁只是个太学生，非元遗山的名望和后世的影响可比，所以成了塞责之具，就算晦气，也无可奈何。】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此段引用《元史》的原文，叙述元遗山和张德辉等人将元世祖忽必烈尊为儒教大宗师的经过，忽必烈对此欣然接受，并作为回报，免去了儒户的兵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此段是作者对上文所述元遗山等人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的看法，忽必烈在当时也不过是蒙古的酋长，和儒家八杆子搭不着边，而且以儒家文化看，这都属于化外蛮族，是其一向鄙视的对象，而且历史上蒙古是将汉人当汉儿看待的，然而就是这样的人竟然被后世尊为文宗的元遗山等人厚颜无耻的称为儒教大宗师，这岂止是名节扫地，简直丢了全天下儒家文人的脸，然而更奇怪的是，当时和后世的儒家文人竟然没有人出来指责，其原因就在于忽必烈免了儒家文人的赋税，在利益面前，儒家一向所推崇的名节、大义通通变得一文不值。】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
　　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以上叙述元代以来南方文人士子不被当权所用的情况。】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礨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以上叙述元代以来，南方人文士子虽然不被当权所用，但其所拥有的特权和资源仍然凌驾于一般人之上。】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此段是对上文南方士子文人的特权和资源仍然凌驾于一般人之上的看法和评价，指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属于儒家，所以泽被深远。】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弨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
　　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以上引用颜之推《抱经堂勉学家训》的原文。其意思是说，只要学艺的人，到哪儿都吃得开，哪怕身逢乱世当了奴隶，也比别的奴隶要强，可以当别的奴隶的人师，不学艺就算是高官富豪的后代，最终也还是耕田养马的小人，此处所谓的学艺其实就是读书，也就是做儒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此段是对上文颜之推原文的分析和评价，颜之推在文章里露骨的宣扬读书当儒家的最大好处就是当奴隶和顺民时有优越性，实际上揭示了儒术的虚伪本质。而且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境况下，当局宣扬颜之推的这个观点，倒像是暗示中国将来会亡国，民众将来都会成为奴隶和顺民，所以作者在此进行讽刺。】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此段总结前文，揭示儒术的虚伪本质。儒家所学和所标榜的都是名节、大义等等冠冕堂皇的那一套，实际上读书作儒家一份子是有着实际的利益和好处的：首先，如果学问足够好，达到文宗的水平和声望，哪怕名节有亏，也会被后世所粉饰和掩盖的，就像元遗山一般；其次，就算达不到文宗的水平，最起码家里获得了免于赋税的优惠，若能利用的好，甚至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特权，泽被子孙，形成像范氏，商氏，葛氏那样的世家大族；最后，就算做了奴隶和顺民，读书的儒生也比别的奴隶要有优越性，有当人师的资格，有更多的机会摆脱奴隶身份而为新主子服务。】
　　五月二十七日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元遗山（11901257）：即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代文学家。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据《金史元德明传》载：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著有《遗山集》。
　　崔立（？1234）：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地主武装军官，金天兴元年（1232）在蒙古军围汴京时受任为西面元帅。次年叛变，将监国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军营乞降。后为部将所杀。
　　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藁城（今属河北）人，金代文学家。曾任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自号滹南遗老，著有《滹南遗老集》。
　　刘祁（12031250）：字京叔，山西浑源人，金代太学生，入元复试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所著《归潜志》多记金末故事，共十四卷；《录崔立碑事》见该书第十二卷。
　　凌廷堪（约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清代经学家。著有《校礼堂文集》《元遗山先生年谱》等。
　　张德辉（11951274）：字耀卿，金末冀宁交城（今属山西）人，元世祖时任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传见《元史》卷一六三。下面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问。
　　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原出唐兀族（色目人），其父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遂为庐州人。《青阳先生文集》，共九卷，是他的诗文集。
　　颜之推（531约590后）：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南北朝时文学家。历仕梁、北齐、北周、隋等朝。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
　　卢文弨（17171796）：字绍弓，号抱经，浙江杭州人，清代经学家、校勘学家。《抱经堂丛书》，系辑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种，并附有他自著的《抱经堂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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