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

　　中国小康网独家专稿
　　文龚刚
　　2020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这是中央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首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需求侧管理。
　　为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健康发展，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空间，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2021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及重点任务，突出强调了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并提出了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强调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之间的经济学逻辑是什么，新常态和双循环背景下中国为什么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有哪些着力点，如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值得思考。
　　以外需为动力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使中国从过去的封闭型经济转向了开放型经济。在对外贸易上，中国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战略，即以追求出口和贸易顺差为主要目标。中国的这一战略意图极为明显：为鼓励出口，减少进口，中国一方面在早期推出了各种类型的出口补贴政策，另一方面执行固定汇率制度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通过盯住目标汇率，使人民币贬值。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出口，使得出口在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中，增长最为强劲。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更是加速上升，2002年至2007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22，远远高于同期的年均投资增长率13。5。随后，这一势头因金融危机的暴发而遭受抑制。
　　中国的这种出口导向也体现在产业链的国际循环上：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产业链，要么是一头在内，一头向外，要么就是两头向外。这里，一头在内，一头向外意味着中国不仅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还通过加工组装，销往发达国家市场以换取美元；而两头向外则意味着中国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通过在国内加工组装，再出口到国外发达国家。在中国过去的总出口中，两头向外的加工贸易曾占据半壁江山，其份额一直超过一般贸易。
　　显然，无论是一头在内，一头向外还是两头向外，本质上都是将外部需求作为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此外，由于加工贸易通常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在国际循环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中国是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比较优势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典型的小国和不发达经济模式，与中国过去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地位相适应。
　　新常态和双循环背景下的扩大内需
　　然而，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新阶段。新阶段的首要标志是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少，工资增长将加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劳动力已不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其次，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但在经济起飞初期，中国在经济上仍然是个小国，因此，高速增长的出口不会对发达国家造成实质的影响。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崛起，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在逐渐加大，压力则在不断上升，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等声音随之不断出现。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小于中国，从而其市场规模的扩大速度远小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如果中国仍然不断地以8或9的速度出口商品，中国的国际大循环终将遭遇冰川。
　　总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过去所拥有的合作共赢的基础正在减弱，而冲突和竞争则在增强。中美贸易摩擦的暴发也充分说明了中国过去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自2017年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中国将主动扩大进口，不以贸易顺差为追求目标。与此同时，一系列主动扩大进口的措施也在不断落实之中。例如，2018年，为了扩大进口，不仅商务部、外交部、发改委等20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我国还于同年11月在上海举办了首届进口博览会。
　　扩大内需本质上就是将产业链循环的最后一环面向国内市场。这意味着，就国际大循环而言，一方面，中国将逐渐减弱之前面向发达国家的一头在内，一头向外和两头向外的循坏模式；另一方面，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推动，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推动一头在外，一头向内或两头向内的循环模式。与此同时，扩大内需更意味着加大产业链的国内大循环，即原材料、中间产品、加工组装和市场均在国内。
　　如何扩大内需？
　　那么，扩大内需可能吗？其着力点又在哪里？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而完全有可能形成具有无限潜力的国内市场。不过，由于中国之前一向关注境外市场，大量的企业特别是一些东部沿海企业以接受境外订单、生产境外品牌的产品、出口换取美元为基本的运营模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内市场的开发。因此，从面向境外市场转为面向国内市场必将是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
　　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的生产能力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然而，在其天量级的量化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下，美国的消费需求依然旺盛。而中国则在全世界率先恢复了生产能力。因此，因中美贸易摩擦而中断的出口订单再次恢复。然而，无论如何，这种短暂的恢复完全是因新冠疫情的冲击而造成的。可以设想，一旦新冠冲击消失，贸易摩擦必将重启，外部需求将再次恶化。因此，中国应充分利用好这次新冠疫情所给予的喘息机会，坚定不移地开发国内市场，走扩大内需之路。
　　第二，扩大内需和开发国内市场归根结底仍然在于维持GDP的足够增长。在外部需求已经不可依赖的情况下，国内投资和消费就承担起了维持经济足够增长的重担。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应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债占GDP比例非常低，从而中央政府具有巨大的发债空间尽管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债务负担仍然严重。为此，中国应继续发行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和新基建项目的建设。就货币政策而言，除了释放更多的流动性之外，更应厘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使货币（或贷款）进入实体企业时，其成本（或利率）更低，从而推动民间投资。
　　总之，中国应大胆启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基础设施和新基建项目的主要融资来源，同时执行以降低利率为主要目标的内生型的货币政策，以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需要。投资不仅创造了产能，同时也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着其他需求，如消费需求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等。投资所创造的产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经济高增长所可能引发的通常膨胀的压力，而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所带动的需求增加将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投资在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核心作用。
　　第三，启动消费，即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最近几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有所提升，但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OECD国家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近年来平均为70，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平均为63左右，日本和韩国分别为68和57，而中国2019年只有47左右。由此可见，启动消费对于开发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将大有可为。
　　启动消费符合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际经验。按照国际经验，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消费占GDP的比例就会上升，而投资占GDP的比例就会下降。这就是所谓的消费和投资的库兹尼茨曲线。事实上，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唯有消费占GDP比例明显上升，才能阻止经济继续下滑。按照有关研究，当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6264时，增长率继续下滑的可能性最小。
　　当然，中国的消费启动仍然存在着诸多障碍。首先，中国的收入分配仍然存在着较大程度的不平等。由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形成低收入人群无钱可花、高收入人群有钱不花的强烈反差，因此，收入越不平等，启动消费就越困难。其次，中国在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不够健全，居民在接受基本医疗服务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所面临的机会也较为不平等，这使得大多数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行为假设，即大多数家庭偏爱稳定的消费流，由此，当未来生活不能得到保障时，家庭将出于强烈的预防性动机而更积极地选择储蓄，以防患未来。于是，越没有好的社会和医疗保障体系，启动消费也就越困难。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
　　经济社会的产量既离不开供给，也离不开需求。从宏观上讲，经济社会的供给侧由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组成，而经济社会的需求侧则由投资、消费和出口构成，即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与此同时，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可区分为由产品的种类及质量所构成的结构。然而，经济社会的供给侧实际上所提供的是生产能力，包括其结构意义上的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种类和质量的能力。在给定的供给或生产能力下，实际的产量仍然由需求决定。当然，由需求所决定的产量与供给过分接近时，通货膨胀就可能产生。因此，供给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可能，而经济增长的实现则必须通过需求。
　　上述关于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经济学关系意味着，扩大内需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指以技术进步的方式，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供给（生产）质量，使得经济社会的供给结构体系更为高效，更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经济学中有所谓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这意味着对于任何一种特定的商品，人们对其需求是有限的。与此同时，人们的需求又是多元和多层次的，于是，尽管人们对特定商品的需求是有限的，但对新产品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却有着强大的需求。2011年发生的卖肾买iPhone4S的调侃充分说明了由新产品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所带来的消费刺激。因此，启动消费不仅要解决好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更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此外，技术进步同样也能推动投资。新技术的应用通常是通过投资而实现的。新基建中的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无一不是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新产品和产品的升级换代都是通过投资新的生产线来实现的。由此可见，扩大内需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都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由于美国的封锁，引进型的技术进步已没有多少空间，因此，就中国而言，技术进步只能来源于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若中国的供给侧结构体系不能为经济社会持续不断地提供新的技术，不能对现有产品进行更新换代，不能源源不断地推出新的产品，则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扩大内需也将无从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
　　龚刚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小康》中国小康网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3月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