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11）

　　母亲他们的宣传队是个万能的组织，不仅仅走门串乡演出节目，宣传婚姻法和土地改革法，还参与反匪反霸、做支前的准备和善后工作。1949年8月，国民党宋希濂部盘踞在当阳和土门垭，解放军47军一万多人从河南、襄樊经远安城，向宋希濂部展开攻击，远安有400多人的民工支前队伍，负责运送粮草弹药，救治伤员，在农忙季节，宣传队帮本村支前民工家属代耕、代种、代收（农活是赶季节的，错过一天就要错过一年）。我小舅舅胜1949年出生，外公已经到了中老年时期，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外公仍然支持我母亲的工作，让我母亲以工作为重，从来不要求我母亲先把自己田里的活做完，再去帮支前家属做。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新，政府鼓励年轻人学文化，每个村都办有识字班，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很多家庭只允许男孩子去学习，觉得女孩子不需要文化，就是围绕锅台，抚养孩子，操持家务，上一晚上的课，还不如在家纺线织布哄孩子。我母亲经常去那些有大姑娘小媳妇的家庭，像一个碎嘴婆子，舌干口燥地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和时代一起进步。有些顽固的家长不仅不支持自己的孩子学习，还说一些难听的话给我母亲听：你自己不好好在家学针线做茶饭，还带着别人家的孩子在外面疯，以后嫁人谁敢要你？
　　我母亲把这些话说给我外公听，外公宽慰我母亲说：各修各的行，你动员他们去学文化，是你的工作，要认真去做，至于他们去不去，由他们自己选择。你认定是正确的路，就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我相信共产党，我相信你走的路是正确的。我母亲听了她父亲的话，仿佛找到了更强有力的力量，喜不自胜！不再想那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地鸡毛了，觉得这个新世界万般美好。不得不说，我母亲青少年时期，她的世界观无疑受到了她父亲最大的影响，坚韧、豁达、认真！
　　1951年，我母亲被分到水磨冲土改队，不发工资，政府安排吃住。因为水磨冲离家很远，我外公担心我母亲的安全，他找领导说明情况，要求安排我母亲在本村工作，领导体恤下情，安排我母亲参加本村的土改队。她一方面做土改队的工作，有时候也被借用到宣传队参加演出。
　　我父亲和母亲是在工作中相知相爱的，之前他们都在宣传队，我父亲只做演员，我母亲除了做演员还负责统筹工作，工作比较忙。我父亲在当时还算个文化人，以前经常去城里看戏，所以，对节目中作品的理解和舞台比较有经验，有些比较难把握的反面角色，我母亲就把反面角色交给我父亲去演，比如贪赃枉法的县太爷和纨绔公子之类的，他总是演的惟妙惟肖。
　　我父亲乐于助人，我母亲文化低，在文化学习方面，有什么问题问他，他从不推辞。有一次，我母亲看到我父亲情绪很低落，不像平时开朗豁达的样子，就问我父亲同宗的侄女世珍是怎么回事，世珍说：我五叔被领导在会上狠狠地批评了，我五叔的父亲今年是去世的第三年，按风俗有个三年出灵的仪式，他回去参加了这个仪式，领导说，烧纸磕头是封建迷信的那一套，不是新青年所为，要坚决肃清封建余毒。我母亲有点惆怅了，不知道怎样理解风俗与迷信的关系，我母亲专门找了他们土改队的队长（一个南下干部）探讨这个问题，这个南下干部觉得我父亲的领导工作简单粗暴，批评了这个领导。
　　1952年，我母亲由于工作出色，被推荐到徐家棚乡镇府帮忙，从事青年和妇女工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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