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户崛起！独居空巢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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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陈洁、王婷婷实习生莫海昕
　　编辑：周上祺
　　中国的家庭模式，从四世同堂转变到夫妻二人带娃的核心家庭，再进一步转换到独居或夫妻二人为主的模式。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全国一代户的比重较10年前上升15。33个百分点，达到49。5。所谓的一代户，即同一辈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
　　而就在2010年，根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六普的数据，二代户（最典型的就是一对夫妻带孩子）的比重还高达47。83，2020年二代户的比重已经缩水到36。72。一增一减的背后，是我国家庭模式的大转换。
　　七普中家庭的小型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每户家庭人口数比六普的时候少了0。48个人，里面一代户的增长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崔树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现这个局面主要的原因，包括总和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等因素。
　　01、三口之家已非最主流
　　从过去10年来看，一代户的占比提升极快。
　　2010年，我国家庭以二代户为主，一代户仅占比34。18。但2020年，这个数据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调转，一代户占比已经接近5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注：部分为记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
　　崔树义指出，在家庭思想观念上，丁克家庭等观念会导致家庭人数变少。而更深层次的，一代户比重高跟人口流动、城镇化有很大关系。
　　在工业化社会，大家庭消失是大势所趋，可以看到欧美国家在工业化社会的时候，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模式就逐渐成为主流。董登新表示。
　　但是，在我国，三口之家的模式也已经不是家庭最主流的模式，因为过去10年二代户占比从47。83缩水至36。72。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一代户形式：独居、夫妻二人、空巢老人等等。
　　从省份的情况来看，尽管情况各不一致，但一代户的增长也是非常迅速，且无一省份低于40。
　　具体来看，吉林、内蒙、天津等13个省区市的一代户比重已经超过50，其中上海、黑龙江、北京、浙江均超过58。相对来说，海南、云南、福建等地占比则仅略超过40。
　　可以看出，不少人口流入较多和人口流出较多的省份，一代户占比较大。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最近10年一代户占比分别提升23。45个、21。49个和19。66个百分点，已经达到了59。65、56。11和57。18。
　　与此同时，一些此前一代户占比较低的省份，在最近10年的占比提升非常迅速。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2010年，河南一代户的比重仅为25。16，这一数据在2020年达到42。99，10年提升17。83个百分点。
　　这说明，一代户比重提升，并非在某些地区单独发生，而是在全国统一发生的现象。
　　崔树义表示，一代户的增长是必然的，这里面主要涉及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独身家庭等家庭类型的增长。
　　02、空巢老人抗风险最弱
　　必须要承认的现实是，一代户的增加，使家庭整体应对风险的能力减弱。其中，又以空巢老人的应对风险能力最为薄弱。
　　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11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
　　董登新表示，因为经济等因素，大多数的家庭不可能把老人交给养老院。同时，对于可以自理的相对健康的老人，一般是不愿意进养老院的。因此国家提倡以居家养老为主，如果跟子女靠近的话更方便照应。
　　如果说不能就近居住，实际上还可以推动高度智慧化的联动的居家社区养老，把社区的养老平台延伸到家庭，同样可以起到照顾的作用。董登新说。
　　崔树义指出，虽然我国社会化养老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是家庭还是发挥养老最重要的作用，居家养老也是绝大多数中国老人的现实选择。同时，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老人和儿女住在一起还可以发挥照顾第三代的责任。
　　在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中，最关键的是农村养老，以及人口流出地养老的问题。由于青壮年流出较多，这两个地方的养老问题最为严峻。
　　崔树义指出，青壮年流出多的地方，空巢家庭肯定越多。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从完善人口结构、改善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各地都需要出台政策来应对。国家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关键在于建立和加强整个政策体系，包括更多的去管关心留守老人、空巢老人。
　　此外，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要明显高于城镇，在更多的‘留守儿童’也跟随着父母投入到城镇化的大洪流中去的时候，农村剩下的都是老人。而农村的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更薄弱，尽管也出台了像农村幸福院、助老餐厅、老年协会等在农村互助养老等机构，但是现在来看实际的效果可能并不是太好，还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来给予支持。崔树义表示。
　　据崔树义介绍，他们今年在山东全省抽样调查将近3000个样本，表明农村老人的现金收入这一块，有将近60依靠政府的基本养老金，因此建议在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方面，对于农村地区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此外，由于一代户增长过于快速，出于平衡人口结构和促进生育率的考虑，其他社会服务政策也应该跟上。
　　董登新表示，家庭单位的大小不应该影响生育率的高低，但是在一代户崛起的背景下，社会服务必须要跟上。
　　一方面，从怀孕、生产到哺乳，再到托儿所和幼儿园整个育幼的过程，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有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另外一方面，在家政服务上，要更加职业化和社会化，不能够仅仅把爷爷奶奶当保姆。董登新表示。
　　03、人口增长之困
　　老龄化只是人口问题的一面，还有更让人担忧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问题。
　　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我国近年来的下降幅度很快。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显示，在1997年以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长期在10以上，1998年为9。14，2009年跌穿5。此后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一定反弹，但长期下行的趋势未变，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2，2020年只有1。45。
　　各地人口形势同样不容乐观。
　　根据湖北统计年鉴（2021），从2010年到2019年，湖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4以上，但2020年快速下滑到0。61。
　　江苏更已经逼近人口零增长。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21），从2000年到2019年，江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3，但2020年仅为0。17。
　　江苏省之所以在全国各个省份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先接近0，也与江苏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1。84有关。
　　比如镇江，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其实已经跌破0。根据镇江2021年统计年鉴，该市2020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8。不过，该市仍然保持了常住人口小幅增长，2020年为321。1万人，较2019年的320。35万增长不足1万人。
　　与此同时，在江苏省内，镇江市的老龄化程度排名中上水平，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3。56，低于南通、泰州、盐城和扬州，在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中排名第五位。
　　而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南通市，早就在2002年就已经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76。
　　04、年轻人不想婚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何会创下历史新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表示，2020年，出生人口明显下降，是导致自然增长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因为相对来说死亡水平是比较稳定的。
　　杨舸进一步称，出生人口下降受到一些短期因素，比如说疫情的影响，但从疫情暴发的时间来看，更多影响的是2020年怀孕的人数，对2020年出生人口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总体上看，导致出生人口下降主要是长期趋势，尤其是生育高峰年龄妇女的人数明显下降。
　　国际上，一般把1549岁女性计算为育龄妇女。根据全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字，当年的育龄妇女约3。8亿人，2011年育龄妇女人数增加200万，达到约3。82亿人，随后进入持续下降通道，平均每年减少500万左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人。
　　民生证券在研报中提到，建国以来我国共有三次生育断崖期。第一次是70年代后期，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主要是那一时期生育政策的收紧带来的。第二次是90年代后期，由于75年的新出生人口数下降，育龄妇女人数减少，95后的新出生人口数随之减少。第三次发生在2019年之后，由于95后人口下滑，根据生育惯性，结合95后平均生育年龄比75后推迟了5年这一现实情况，作为95后子女的20后人数也会明显下滑。
　　与此同时，当代年轻人在婚姻、生育上的观念转变，同样影响着出生人口的数量。
　　和欧美国家非婚生育的情况较为普遍不同的是，中国人崇尚结婚生子，生育与婚姻密切相关。
　　然而据官方统计数据，2020年，官方统计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后，连续7年下降。
　　一方面，我国年轻人的晚婚趋势已渐凸显，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生育年龄也随之延后。数据显示，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2529岁从34。3升至34。6。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表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其中关键原因。
　　数据显示，在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已达63。89，较10年前提升了14。2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也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为2020年的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由9。08年提高至9。91年。
　　具体到女性。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团队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的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呈明显上升趋势，从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3岁。
　　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干脆选择单身状态。与老一代人对婚姻充满美好期待不同的是，当代年轻人在择偶这件事上愈加慎重。
　　今年8月，百合佳缘集团联合艾瑞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显示，不婚人群在单身群体中的占比约为25。换言之，每4个单身的人中就有1个可能是不婚者。
　　白皮书在总结原因时提到，从客观角度看，适婚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生活成本和压力不断上升，使得婚姻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成为了奢侈品；从主观角度而言，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主张追求个人幸福，虽然不愿意选择将就，但也从未放弃追求自己理想的婚姻。
　　在选择不婚的人群中，女性并不少见。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国家统计局曾披露一项数据，2018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7。而这些进入职场的女性往往在择偶时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继而也加大了婚姻市场的匹配难度。
　　时代变了，即便那些步入婚姻的女性，在在生还是不生，什么时间生等问题上也有了和前辈们不一样的答案。
　　丁克是指主动选择不生育的无孩家庭。这个概念起源于欧美国家，于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90年代开始逐渐被中国年轻人接受。
　　早在2002年，上海市妇联一项针对全市家庭状况所作的调查显示，结了婚却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
　　彼时相关报道中，负责这项调查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孙中欣介绍称，调查选取了1200多个不同年龄阶层的上海家庭作为样本，如果只选取20岁至40岁年龄段的样本，丁克家庭的比例会更高。
　　此外，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打破了以前的经典一家三口结构。这意味着在众多的家庭中有些是只有两人的丁克家庭。
　　究其原因，有主动的因素，即有的夫妇本身不喜欢孩子或者不愿意承担养育责任。但更多的还是被动的因素，也就是对生育成本高企的顾虑。
　　在今年7月21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说，养育成本的快速提高是当下人口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都成为不愿生不敢生等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
　　本期编辑：冯展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