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走一带一路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陷入经济增长的低潮。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为了抗击衰退，推出量化宽松措施。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渐复苏，美联储于2015年末开始加息，力图实现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但是，欧元区依然深陷增长泥沼，不得不接过美国量化宽松的接力棒。日本三支箭的结构改革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发达国家如此，21世纪初一向被视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是如此。各国有各自的问题，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走强又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面对资本流出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了政策应对的难度。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步履蹒跚，这一窘境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形容为新平庸。
　　中国也不例外。在经历了危机之后的短暂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逐步下行，传统的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逐渐走向穷途末路，地方政府赖以支撑其基建投资的地方平台融资模式也受到极大的限制。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破七，创25年新低，经济探底过程至今仍难言结束。中国在过去20年间一直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如今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似乎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黯淡。世界经济的新平庸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都在呼唤新的增长动力。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28日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条和行动》）。这标志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出台。在这项倡议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贸易畅通以及资金融通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无论哪项内容的开展与推进，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首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一个经济学框架。一带一路应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单个项目的简单加总。對于项目的经济收益、战略收益、外交收益，都应该通盘考虑。对于国家外汇储备的使用、各种补贴政策，也应在一个清晰的框架下合理使用，最大限度服务一带路倡议。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离不开中方的对外投资。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中方在事前就要正视可能遇到的困难。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对资金的渴求非常巨大，但由于项目周期长，风险也在相应上升。在现有背景下，要最大限度实行市场化运作，建立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政府和私人部门的权责划分、利润分配机制需要科学设计，严格遵守，防范道德风险。事实证明，国家战略也需要市场化运作。只有在对外投资中坚持市场化运作，才能避免一哄而上，运动式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投资者也要树立风险自担的市场意识，不能指望赚钱归自己、亏钱由政府兜底。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得契机，倡议的推进也离不开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为人民币流出创造了条件。《愿景与行动》在贸易畅通方面提出要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对外投资方面提出要加快中国投资便利化进程，这些都为人民币向海外输出创造了条件。从国际经验看，美国、日本等国都曾经通过持续加大对外投资，向世界各国提供本国货币流动性，加速了本国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而本国币值的稳定和经济状况的改善又促进了资本输出。一带一路涉及的项目具有跨国特性，而债券市场一旦具有开放性，就可以对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方面支持：既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支持，又可以降低项目融资成本，还可以增强我国对规则的制定权和战略主动性。一带一路倡议涉及65个国家及地区，其
　　中很多会成为中国的经贸伙伴，其货币可能不全是可兑换货币，有可能外汇管制比较严，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够。对于这些风险，一个可供考虑的选择是在中国内地建立一个对方货币的离岸无本金交割外汇市场，给企业提供一个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工具。而在市场建立之前，需要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控制和管理好货币敞口风险。
　　最后，在一带一路的实践过程中要防范好投融资风险。作为资金提供者，我国可能面临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我们应当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尤其要注意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积极参加相关机制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受到国际视野、对国际法律的认知、国际人才储备薄弱的影响，对国际经营的风险缺乏足够的理解，在国际投资过程中也缺乏足够的保险机制。一带一路过程中还存在法律风险。中国和带路沿线国的利益不会完全相同，因此，中方企业在项目落地国的投资面临准入限制风险。即便是那些没有明确法律限制外资比例的国家，其政府也往往持有对合资企业重大决策的否决权，这将大大限制中方在境外合资企业的自主权。此外，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获得投资的东道国未必对投资来源国感恩戴德，反而可能加剧对来源国的疑虑与抵制。出钱未必能办好事，这是中方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