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韩信是企业高管

　　Managershare：汉初韩信被杀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关于他是否真要谋反，学界却一直有争论。不管真相如何，淮阴侯韩信以谋反之罪被吕后用计杀死在长乐宫，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从组织与管理角度反思韩信是否谋反，为何谋反，倒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在公司中，一旦上级领导认定你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或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这种逼反效应就已经开始发酵。
　　对韩信在楚汉相争中的重要作用，人们都清楚。当韩信拥有重兵之时，如果谋反易如反掌。
　　第一次，是刘邦在荥阳与项羽苦战之时，韩信扫平赵、燕、齐之地，已成一方诸侯之势。于是，他请求刘邦委任他为假（代理）齐王。刘邦极为不满，但在张良、陈平的提醒下，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直接册立韩信为正式齐王。项羽的说客武涉为韩信分析当时的形势道：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建议韩信拥兵自立，形成三分天下之势。而韩信感于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之恩，拒绝了武涉的提议，全力支持刘邦。
　　第二次与第一次基本同步，是齐人蒯通以相士角色策动韩信自立，理由与武涉完全一样，也是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稍有不同者是蒯通建议由韩信自己来建立最高政权，令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但韩信同样不忍背汉，史载此时的韩信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
　　第三次，是在垓下灭了项羽之后。刘邦改封韩信为楚王，汉终不夺我齐的一厢情愿，变成胜利后即刻就夺走了齐的冷酷现实。这时韩信依然拥有谋反的实力却没有反，很有可能他觉得楚王也是王，待遇不变，更有可能他认为服从和示好可以解除刘邦对自己的戒备。
　　第四次，是在刘邦巡游云梦之际明显表现出对韩信的敌意。此时韩信如果造反，仍有一定实力。但他犹豫了，而且杀了项羽亡将钟离眛以表忠诚。没想到刘邦却以谋反罪把他抓起来，使他说出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名言。但这次谋反的证据实在不足，刘邦虽然无赖，也多少有点不忍之心，于是赦免了韩信，把他降级为淮阴侯。
　　最后一次是陈豨谋反，刘邦亲征，史书言之凿凿称韩信与陈豨勾结，吕后用萧何之计杀了韩信。
　　韩信谋反的指控是否靠得住，得由历史学家去考证。即便韩信最终谋反是真，作为管理者，我们更关心的是，韩信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不归路的？当代公司运行中，总会遇到高管团队的变化和调整，甚至会有内讧和分裂，企业怎样才能避免掉进高管叛变的陷阱？
　　学管理的都知道皮革马里翁效应，这一效应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你希望什么，就得到什么。人们一般从积极意义上理解它。但韩信的案例告诉我们，皮革马里翁效还可以表述为你恐惧什么，偏偏就会遇到什么。
　　刘邦最担心的是韩信谋反，这种担心会导致他无中生有，即便韩信没有谋反，也会按照他将要谋反来对待。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对方越表示没有二心，上级就越怀疑他是伪装。韩信杀了钟离眛并不能取信于刘邦的原因，就在于你既然忠心耿耿为何先前要窝藏该人。现在我要收拾你，你才杀了钟离眛，说好点是你不打自招，说不好点是你用心更深，横竖都是你靠不住的铁证。
　　现实管理中，高层的成见一旦形成，下面不论做什么都会验证这个成见。以韩信为例，即便他做得更多，刘邦找不到他追随汉王以来的破绽，也有可能认为他从一开始投奔汉王时就是项羽派来的奸细。在公司高层的内讧中，一旦认定你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或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这种逼反效应就已经开始发酵。
　　上级一旦对下级起疑，下级就有可能洗不清。刘邦除了怀疑韩信，还曾怀疑过萧何，只有张良以辟谷修道的方式避开了这种怀疑。当萧何奏请开放上林苑让无地农民垦种时，刘邦就把萧何关进大牢，理由是萧何自媚于民，收买人心，只是在王卫尉的质问下才放了萧何。有些不明就里的学者，赞扬萧何强买百姓田宅的自污行为，认为这可以解除刘邦的疑心，其论误矣。刘邦之所以放了萧何一马，关键是萧何始终没有插手军务，在军队中没有任何影响。假若萧何是军功起家，那怕有十个王卫尉为萧何鸣屈也无济于事。至于秦时王翦请求美田宅园池以去秦王之疑的举措能够奏效，关键在于当时秦王正在用人之际，且王翦的田宅来自秦王恩赐。如果王翦是自买田宅，恐怕适得其反。所以，如何跳出谋反陷阱，前提是君主要给出不是陷阱的生路，而不在于被猜忌者的表白自保。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但这种案例太少，而韩信式案例则屡见不鲜。
　　韩信谋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他最有实力谋反时，他最不想谋反，反过来，随着一次次地实力削弱，他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强烈。如果从决策形成机制看，陷身于利害冲突漩涡中的权衡和选择，反叛者并不是在自身力量最有利时发难，而往往是在自身已经陷入绝境时的孤注一掷。是否掷出最后的筹码，不在于你有多少本钱，而在于是否陷入绝境的自我判断。由此再进一步推论，中国古代的兵法十分看重穷寇勿追，围困也要网开一面，目的就在于不要使敌手陷于绝境。那么，在内讧中，如何把握留余地和给出路的分寸，就是至关重要的判断。而建立商人式分手的契约（那怕仅仅有分家式的模糊默认），则是杜绝反叛、走上正常组织分化的制度保证。
　　由此可见，促成韩信式谋反的条件有二：一是上司对下属的失控恐惧；二是下属对自己的绝境恐惧。上下双方对这种恐惧的判断，心理因素要占主导地位，往往是一种肾上腺素作用的表现，并非深思熟虑的理性判断，即便有理性权衡也不起决定作用。这种决策，是不能用数理方法求解的。
　　推而广之，有许多具体管理举措，如果从恐惧角度考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要害所在。例如，某些绩效考核的方法，究竟是出于激励员工的愿望，还是出于防范员工偷懒的担忧，或者在激励和担忧中各占多大比重，就值得重新思考。即便是最富有建设性的战略设计，究竟是出于事业发展，还是出于对威胁的恐惧，也需要认真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