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之子丑寅卯

　　一百年后当我们的后人研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时，有一个现象级的群体运动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如今遍布中国城乡各个角落的广场舞。
　　广场舞是如何一夜之间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且顽强生长的，恐怕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中国社会这几十年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令人目不暇接，当人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和疏理时，很多新生事物就不期而至甚至很快就成为了生活中的常态。汉民族本来是个含蓄的民族，能歌善舞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强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虽然有一些零星的街头歌舞表演，但只是极小众的休闲娱乐活动。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在08年奥运会前后，广场舞忽如一夜春风来，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流行起来了，成为了一种文化景观。虽然广场舞的主要人群是4065岁的中老年妇女，但因为涉及大多数家庭，称之为现象级的运动毫不夸张。每天早上晨光微曦和晚餐后华灯初上时，她们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伴着高分贝的流行音乐集体起舞。舞蹈简单易学，形式风格多样，旁边被濡染的人随时可以加入跳舞的队伍。
　　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几乎所有的群体活动都被暂停的情况下，广场舞居然还能见缝插针化整为零地出现在很多小区的角落里，可见其野蛮生长的态势是何其的顽强。
　　广场舞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它不可能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风靡绝非偶然。解读一个现象可以从很多维度着手去探索和分析，我们今天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剖析一下。
　　符号学是研究意义活动规律的学说，符号就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所谓意义是一个符号能够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符号学中存在一条悖论，也是符号学最基本的规律之一，那就是符号过程是以意义不在场为前提的，符号的意义是待在。当亲人离世时人们才会在大厅里悬挂他的画像，画像这个符号告示的是画像里的人不在世了。再譬如一个交通指示牌上标示前方有急转弯，那么就说明急转弯并不在当下这个地方，而在前方某个地方，如果这个交通指示符号竖在急转弯现场处则毫无意义。改革开放前我们随处可以见到诸如抓革命，促生产，大干快上。。。多快好省。。。等标语，这些符号的大面积出现，其实昭示的是生产的不足和物资的缺乏，今天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些符号了，取而代之的是随时随地的广告，而广告符号昭示的则是消费的不在场。
　　广场舞带有鲜明的符号特征，其中蕴含着许多主体的社会的人文的信息，解码其中的意义能让我们对这个社会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解剖。表面上看，广场舞给中老年人提供了低成本的社交和休闲锻炼的空间，让他们重温集体主义的踏实感，等等等等，其实，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缺失才是广场舞横空出世并席展全国的原因。
　　中老年人社交的缺失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前实行的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逐渐转变为放松管制，城市化的进程突飞猛进。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不到18，1995年上升到28，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2019年末，城市化率超过了60。如今这个进程仍在继续，估计到2050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将超过70。城市生活跟以前的农村生活有很大的差异，人们不再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每个符号都携带了意义。当我们面临太多的意义，到处都是言外之意时，我们就会变得很焦虑，而应对这些焦虑的办法就是冷漠，尽量回避人际交往，每家每户都关上门来阻隔符号的侵入。
　　但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交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本来家庭内部的充分沟通多少可以弥补社交的不足，可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天高任鸟飞的虚拟社交空间，年轻人茶余饭后可以乐此不疲地沉溺于网络世界，而那些40后50后的老人们则只能望网兴叹，代际鸿沟使老人们即使在儿孙绕膝的氛围里也感到孤独和空虚。老头们也许还能扎向周围的一堆臭棋瘘子找乐子，大妈们的消遣场所实在有限，于是广场舞应运而生。
　　城市空间的不足
　　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大都经历一二百年的时间，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里走完了人家二百年的路程，必然会带来一些城市发展的不足之处，其中政府对城市建设的统筹规划和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都会存在一些问题。每个城市都想刷新天际线来展示自己的竞争力，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自然气息荡然无存。开发商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出发，恨不得将每一寸土地都榨出利润，公共空间和休闲娱乐场所成了点缀和释缺资源。就连人口密度比我国高很多的日本的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都在我们的十倍以上。即便是这些少得可怜的公共休闲场地也缺乏包容性和人性关怀，成了毫无人情味的呆板空间。无处可去的大妈们只能争夺城市里小区里仅有的空间，扎堆起舞，将健身与娱乐合二为一，享受难得的短暂快感，为了这短暂的欢娱甚至不惜与年轻人发生摩擦和冲突。
　　集体主义的缺场
　　人类在潜意识层面趋向于逃避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选择，选择意味着承担责任和忍受孤独，于是人们会主动去与权威融合，投身于一个组织，将选择权交给权威和组织。
　　东西方因文化的不同，对自由的逃避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造就了集体主义的思想内核。西方文明中个体通过与上帝的关系来定义自己，强调个人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张扬，一个人首先是一个个体，其次才是群体和等级制度中的一员。而中国的农耕文明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人和，只有靠家庭，宗族，群体的稳定和团结才能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个人的价值是通过对群体的贡献体现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兼容了东方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于这些新生代，40后50后乃至60后的人们的潜意识里根植的是集体主义的基因，总是要从属于一个群体才能心安理得，每个人都习惯于有一个管理自己的工作单位，最不济也得属于某个生产队或者街道办，即使自己离开体制出来创业也习惯与原来的单位保持名义上的关系。一旦退休或离开原来的属地，如无根之木的空虚感便油然而生，而广场舞能够给中老年人们一种找到组织的虚幻的集体主义感觉。
　　广场舞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的出现交织了各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将来的发展或者消失也必然有其自身的逻辑，我们不妨用包容的心态去欣赏它，走进去扭扭身体舞一曲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一种特别的体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