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主线

　　参与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中国制造业应当突破在低端领域摸爬滚打的狭窄空间；置身强手林立的国际市场，中国制造业应当置换仅凭资源天赋闯荡天下的竞走能量；驰骋于腹地宽阔的跨国产业链之中，中国制造业应当谋求走向更高地带的台阶通道。蛰伏与疾行，覆盖与渗透，鲜花与讥讽，成功与失败，在过往30多年开疆拓土的国际生涯中，中国制造业铸造而成的并不只有完整的生产体系与强大的产品输出能力，更有提升与刷新自我的独门绝技与看家本领，借助于宏观政策的支撑，中国制造业也定将迈出重塑与夯实国际竞争力的铿锵步履。
　　国际竞争力的多维观测
　　对于国际经济竞争力最权威的界定，应当是被称为竞争战略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波特看来，任何一个企业在其所在行业都会受到竞争对手、新进入者、潜在入侵者、供应商以及购买者等五种力量的影响（即著名的五力模型），在此基础上，企业应当通过实施总成本领先、差异化以及集中化三种战略获取自己的竞争优势，即市场竞争力。沿着波特教授的思路，我们以可以对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作出进一步梳理与洞窥。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土地、人力、设备以及技术等无疑都可以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如果占有独特的资源或者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取生产要素，就可以使得自己的生产成本低于（至少不高于）行业平均成本，这就是波特教授的成本领先战略。然而，在现代经济生态中，土地资源由于具有稀缺性以及劳动力价格的逐步提高，使得企业获取这两种资源禀赋的优势空间已被大大压缩，而且设备与技术在生产要素全球化的背景下也具有共享性，企业的独占优势也越来越微薄。简言之，通过对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人力以及设备的占有与利用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难度越来越大，企业只有通过挖掘和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才能不断地扬长避短。
　　从产品供给端的角度看，价格、功能、质量以及产品形式等可以成为铸造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其中价格竞争乃企业竞争最广泛的手段，同时企业还可以在功能改善、款式更新以及质量升级方面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和更完美的体验，从而使自己在同质化的市场生态中赢得优势，这就是波特所倡导的差异化战略。但是，在当今市场竞争中，像价格、功能、形状等来自产品本身的赋能是可以很快地被对手模仿甚至超越的，正是如此，在特定技术支持下产品质量就成为了决定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除此之外，产品的先见性即一个企业如果能够预测到产品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趋势，并作出灵活与应势性改变，那么它将获得更加强大的竞争优势。
　　从产业链的角度看，从低端制造到中端物流再到顶端的研发与营销组成了所谓的微笑曲线，由于制造端主要倚重的是重资产即依靠土地、设备以及价格曲线越来越陡峭的人力资本，加之需要承担不菲的负相关成本（比如废气、污水处理设备的添加与完善），其在整个利润链条参与分配的能力相对较弱。但是，如果企业通过技术、制度、组织结构等相关的变革与创新，降低生产作业成本，或者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与整合，提升自己的规模经济与产业全程控制力，抑或是通过产品与设备以及服务方向的升级改造进而向高端移动，同样可以获得全新与充分的竞争优势，这就是波特的集中化战略。
　　从传播渠道的角度看，直销、地推、平面广告、网络营销等销售方式都可以作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进而扩大产品的知名度与覆盖率。但是，这些产品外化因素的综合成功率最终还是要集中表现为产品是否由名牌升级为品牌。传播辐射力固然可以使产品乃至整个企业的形象植入消费者的大脑中，但是，凭此还远远不够，企业还必须通过更优质的后续服务以及产品的升级不断地给消费者带去愉快的体验，进而让消费者对其形成紧密地依赖与忠诚度，一个产品才能由名牌上升到品牌。正是如此，创建品牌就为当今全球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法宝。
　　综上，在全球化环境以及市场竞争愈趋激烈的背景下，要素效率、产品质量、产业位置、品牌认知以及规则引领等成为了决定企业竞争力高低的几大关键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具有以下共同特征：一是不属于物理性资产，二是不可复制性，三是能够创造顾客需要的关键价值，四是超越了特定的产品或部门从而为企业提供了通向市场的新通道。
　　中国制造业的短板
　　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有7个大类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论产值，去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2。21万亿美元，囊括了全球制造业15的比例；论出口，中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相应地，中国也在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的位置呆了6年而无人能越，浏览以上鲜红的成绩单，中国制造业总能让人产生按捺不住的自豪与兴奋，但回归理性的思考却又在提醒我们：情势没这么简单和乐观。
　　做成一个终端价格为1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企业只能拿到1美元；国际市场上一部售价数百美元的苹果手机，中国厂家也只有几美元的进账；上万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诸如此类的商业信息尽管让我们的耳朵生茧，但的确照见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中低端的真实图景：中国扮演原材料采购与加工、零部件制造的角色，跨国公司控制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以及产成品的销售和技术研发。结果当然非常残酷：利润几乎全部流进跨国公司的腰包，中国企业得到了只是相当于零头的人工费用。更加重要的是，由于采取贴牌（OEM）方式，标着Madeinchina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都是以跨国公司的产品品名销售，因此，尽管我国具有34。3万家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而且雄踞全球第一，但在2016年全球100大品牌的榜单中，中国只有华为与联想2家。
　　技术的羸弱是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心结。彭博社的统计结果是，在全球制造业创新能力50强的国家中，中国仅居第22位，不仅远远落后于美欧国家，也大大跑输亚洲地区的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另外，目前我国制造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而先进国家这一指标却高达60至70，由此导致我国制造业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即所谓的四基）能力极其薄弱，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镜像：我国95的高檔数控系统、80的芯片、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都依靠进口。
　　还值得注意的技术短板是，在我国GDP的构成中，来自有竞争力的高科技行业的产值不到16，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由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所创造。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9。8，日本的21。3，德国的24。8，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可与GE、西门子、丰田等世界顶级企业抗衡的中国企业。残酷的事实再一次降落到我们面前：2017世界500强中，虽然共有115家中国企业入围，但除去银行、保险的利润，其他非金融类企业平均利润只有17。3亿美元，与美国企业64亿美元的平均利润保持着相当遥远的距离，尤其是上榜的6家中国金属和钢铁企业，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同时中国6家汽车制造企业盈利之和竟被通用与福特两家美国汽车公司远远地摔在了后面。
　　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趋同、产能堆积过剩又是中国制造业的一块硬伤。按照全球制造业认同的一般标准，当企业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就表明设备闲置过多，久而久之必然形成产能过剩。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只有60左右，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当前工业利用率为78。9的水平，也低于全球制造业71。6的平均水平。因此，工信部公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4个行业中，有22个行业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一镜像首先反映出的是稀缺的资源被切割与错配到了众多的行业与企业中，市场经常陷入恶性竞争并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扭曲结果，同时更突显了我国制造业规模经济低下的客观事实。
　　扭住互联网的升级引擎
　　正如前三次以蒸汽机、电力与计算机为工具的技术革命分别将工业制造业推送到了机械化、电气化与信息化的崭新空间一样，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因子策应下的互联网和物联网也会再次将工业制造业导入到一个智能化的全新时代，而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这也是挣脱微笑曲线中低端位置以及刘易斯拐点压力的重要机遇。
　　对于制造企业而言，通过互联网，其生产运营环节完全可以被市场消费环节自动性地串联起来。一方面，企业可以借助众包与分发平台发布研发需求，广泛吸纳外部智慧，实现价值创造的社会化、产品创新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借助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从网上下单，企业据此可以掌握到产品需求数量，捕捉到消费者的需求特征。在此基础上，企业就可以进行定向设计与开发，由此形成了一种市场驱动研发并牵引制造的一种生产模式，即C2M（消费者制造商）模式。
　　进一步分析，消费者的网上下单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购买行为，他们还可以提出自己产品理念、规格与款式等要素要求，即参与产品设计的动态过程，而企业则可以凭借信息控制下生产模块的精细化切割与再组合即所谓的柔性化制造与推送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据国际权威机构测算，应用工业互联网后，企业的效率将会提高大约20，成本可以下降20，更为重要的是，个性化定制与柔性化制造完全实现了消费与生产的无缝且精准性对接，企业据此就能收到先前所不可能出现的零库存管理效果。
　　再从企业销售来看，工业APP、移动社交营销、搜索比价等互联网服务的浸入不仅拓展出了线上渠道，从而形成了O2O的销售模式，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是一个高度透明而且信息及时更新和充分的空间，而且互联网还强力压缩了产品的中间传递渠道，企业的市场搜索成本和与用户的交互成本都得到了显著降低。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计算，中国制造业累计产品销售成本约85万亿元，与互联网嫁接之后，中国工业总体生产效率将产生4万亿6万亿元的提升潜力。
　　与制造业在传统营销模式下集中表现为对重资产的追逐和仅仅关注产品销售不同，经过与互联网嫁接与融合之后，其关注的目光将会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由强调卖产品转向重视卖服务的层面，正如美国通用将未来商业目标定位在实现软件类收入超过150亿美元并成为全球十大软件公司、西门子要成為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那样，未来的更多的制造业将会通过平台维护、软件升级、系统更新等多种途径构建出自己的服务链生态，服务所产生的价值不亚于甚至超过产品的价值，由此驱动着企业价值链朝着高端显著升移以及整个制造业的升级转型。
　　实际上互联网不仅仅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链接以及企业营销管理的变革和产业形态的升级，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作为一个并不简单的虚拟空间，其中装置着海量的工业资源，形成了一个无边际的工业云平台。通过云平台，企业不仅可以分享到自己所需要的智能软件资源，而且可以实施协同化生产，机器之间、车间之间，工厂之间的信息壁垒被撕破，传统的聚集型、园区型、大规模的制造业生产方式正在朝这样一个分散和泛在的模式转变，异地协同、泛在制造甚至将来可以出现无所不在的制造模式。
　　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首先必须有宽阔与足量的平台基础支撑，除了组织和推动制造业自建互联网平台外，更应鼓励和支持大型制造企业开放平台上聚集的各类资源，为相关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与此同时，要支持和推动大型互联网企业、基础电信企业建设构建面向制造企业的服务平台体系，并力促与支持制造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共建平台。在此基础上，要有意识的培育与引导第三方市场的发展，包括推动建设一批包括在线采购、销售、服务在内的第三方行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加快建设工业云等企业公共云平台，培育一批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等等。
　　还须重点强调的是，互联网只是改造传统制造业的重要力量，我们还需要全面推广智能制造，以大力发展数控系统、伺服电机、传感器、测量仪表等关键部件和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3D制造装备等关键与高端装备，同时推进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数字化企业的建立与应用，最终驱动中国制造业站到国际竞争力的制高点。
　　朝着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转型
　　作为当今全球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知识密集度最高、高层次人才就业最集中的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推动一国产业升级的强大引擎和必然结果。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目前制造业的发展基本处于第一、二次产业层次，如果没有研发、设计、物流、信息技术服务、服务外包、品牌建设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显著和当量发展，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就很容易陷入低位徘徊和自我封闭的窘境。
　　必须看到，全球制造业正从以产品为核心转向以消费者为核心，以生产为本转向以生产服务或服务为本；不仅如此，全球产业转移的内容，也从以加工制造业为主拓展到研发、采购、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领域。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占据优势，就是来源于制造业的服务化；而且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9，生产性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而这二者的最主要驱动力就是制造业服务化。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相比之下，作为先进制造业强国德国，其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4550。另据机械工业联合会对我国198家装备制造企业调查显示，我国78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不足10，只有6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收比超过20。相比之下，美国GE公司业务收入的70来自于技术管理服务。该公司运用工业互联网将机制、设备和设施群在内的工业网络与先进的传感器、控制装置和应用软件相连，每天可分析1000万个传感器数据，为客户提出高价值的建议。
　　鉴于此，中国必须大力发展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特别是鼓励优势业企业裂变专业优势，以流程再造向行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实现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除此之外，还须扶持发展产业调整基金、劳务猎头、技术风投和职业技术培训等服务型公司，鼓励和支持制造业企业通过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网络精准营销和在线支持服务等，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转变，由提供产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变。
　　作为一个量化目标，未来五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应从目前的35提升到55，占GDP的比重从15提升至3040。为此，要进一步放开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以吸引更多的社會资本加入；相应地，要切实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将服务业领域的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为社会资本释放更大额腾挪空间；要以职业教育为重点加快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为生产性服务业储备和输送必需的人才与智力资源。
　　必须明确，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贸易进入到了过去七年来增长的最低谷，中国已连续21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受到影响，我国以制造品为主的经常项目出口开始出现拐点，贸易顺差正在逐年萎缩。但与此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则长期保持着逆差，且目前我国的服务贸易额的贸易占比仅为18，比全球平均水平低4。2个百分点。因此，无论是规避贸易摩擦，还是创造出口新口径，中国都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而发展与增强制造业服务化既可以带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也能够实现对外出口的升级，从而再造中国制造业的国际贸易优势。
　　政策的牵引与导航
　　沿着互联网与智能制造合力拉动中国制造业升级以及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基本主线，出于做大同时做强的直接目的，并瞄准最终站上国际竞争力制高点的位置，宏观政策必须加大创新力度，整合与聚集国家与社会资源，形成扶植与驱动中国制造业健体强身的勃发量能。
　　通过去产能以优化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引导优质资源向优势行业与企业集中，进而在资产重组之中提高制造业的规模化与集中化程度是中国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为此，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甚至是强权作用，毕竟在一个鸡头文化占上风以及行业分割与自我利益为主的社会商业环境中，仅凭市场的力量所能希望产生的结果微乎其微。在国内强力去产能的同时，应当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推动制造业国际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高端环节延伸，力争到2025年，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
　　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根本上需要人才政策体系的有力支持。按照欧美发达国家高级蓝领工人的比例测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高级蓝领工人的缺口将达到30005000万人，特别是在操作层面缺乏众多文化素质高、技术精湛的优秀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因此，除了培育造就一批优秀企业家和高水平经营管理人才之外，更应该将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为人才高地打造的重点。在此基础上，要尽快形成各种类型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大幅提高制造业的研发经费占比。
　　为了提高制造业产品的质量，首选需要加快制定一批强制性国家标准，提高消费品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推动实现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增强质量、品牌和营销意识，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实施精细化质量管理，支持企业提高质量在线监测、控制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与此同时，要建立企业产品随机抽查、随机检测以及检验认证机构对产品质量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建立主要消费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推进缺陷产品召回常态化，建立消费品质量安全惩罚性赔偿、销售者先行赔付、责任保险制度等等。
　　金融与财政政策在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此，有必要采取低息或者贴息等信贷创新方式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通过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拓展制造业业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的空间，同时引导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向制造业业聚集。在财政政策方面，为制造业的减负已成必选。目前我国制造业总体税率为25，有必要从增值税入手，将该税率由17分步下调至10，由此拉动总体税率降至22左右。其次，财政政策应当有效地策应去产能，推动制造业肌体的良性循环。一方面，要按照基础奖补、梯级奖补的原则，确保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的配置效率，彰显扶优汰劣功能；另一方面，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土地出让收入政策和财务会计制度等，支持制造企业进行收购、合并、债务重组、破产，加速企业的成长壮大。
　　将有限的资金集中投放到智能制造、四基发展、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以达到引领升级的效果是财政政策最为重要的取向，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同时加大支持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推动制造业创新产品的研发和规模化应用。另一方面，要落实和完善使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等鼓励政策，适当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范围以及加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政策，将新材料、关键零部件纳入首批次应用保险保费补偿范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挤出效应和增大公共财政的乘数效应，财政政策作用于制造业应当尽可能选择政府基金这一间接投入方式，如可以设立中央企业创新投资基金，引导地方产业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支持大型创新项目与技术平台的建设；还可以通过政府产业基金引导种子基金、天使基金、担保资金等有目的地进入制造业；更可以通过PPP的途径有效引导民间资本、金融资本参与新产业与新业态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