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具体要素上要有法律约束

　　在北京会议中心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坐在记者对面的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光看外表很难把他与麻辣委员的称号联系起来。正是这位外表斯文的政协委员一直在为公开政府财政信息，实现阳光财政而四处奔走。他就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蒋洪。自担任政协委员以来，他每年都会准备多份提案，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关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袋子。2008年他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上的发言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今年，他的提案从阳光财政延伸到了国有资产透明以及《保密法》、《预算法》的修订意见。
　　阳光财政应有明确的目标
　　《新理财》：您之前的那篇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的发言稿非常有力度。但是财政信息公开一直还没有被提到日程上来，您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蒋洪：首先是跟利益有关，一旦公布，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比如，在我的调查当中发现，去年排在前列的那些省份，今年的平均分都有所下降，而去年落后的省份，今年又有些进步，这说明了地方政府在观望，观望其它省份的公开力度。因为信息公开化关系到他们自身的财政情况，比如像三公消费，或者一些不正当的消费，一旦公开，难免遭到舆论的谴责，地方政府是要负责任的。第二是跟官员手中的权力有关。因为透明就意味着要受公众监督，当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众说纷纭，这会使领导执行自己的意志受到牵制。另外还有一些阻力来自于现行的制度，这些制度对透明化的进程产生了制约，例如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什么应该公开，什么属于保密范畴，一旦触犯法律，地方政府无法承担后果。
　　《新理财》：您怎么看广州去年10月做出的114个政府部门预算公开的破冰之举？
　　蒋洪：我看过广州预算的网站，也去过焦作调查，我觉得这是在阳光财政上跨出的一大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们为什么主张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公开的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从中发现问题，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能够把不适当的花销从中识别出来，在事前能够提出质疑，在事中能够进行制止，在事后能够追究责任。但是广州的预算公开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比如说，网民质疑三公消费在什么地方？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
　　《新理财》：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1月8日提出了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的方针，这次人大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上也指出了财政政务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及时性和透明度逐步提高，这是不是意味着财政信息公开是下一步政府工作的趋势呢？
　　蒋洪：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积极地举动，但是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明确。一是时间进程必须明确，在多长时间内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现在说的逐步提高，逐步究竟怎么定义？比如说我在《2009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里提到了，去年中国财政透明度为21。71（满分为100），今年的评分是21。87，增长了0。16，很准确地体现了逐步这个词，但是按照这样的进度，我们什么时候能达到及格？国务院最近有了一个表态，在两到三年之内把中央的部门预算向社会公开。我认为这个时间节点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赞赏的。但它应该成为各级政府统一的时间进程。第二个问题是在透明的程度上，应该给出明确的目标。规定应该公开的具体内容，否则就算是公开了，也是一个笼统的数字，别说老百姓看不懂，我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立法亟待跟进
　　《新理财》：您今年的提案和去年提出的阳光财政有什么区别呢？
　　蒋洪：今年的提案是建立在阳光财政的基础上的，因为去年广州预算公开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所以今年我提出的是财政信息公开应该细化，国有资产应当透明。我的意见是应从法律上明确界定财政信息公开的范围，所有的公共资金和公共资产都应该在公布之列。其次要明确公开的细节，要让老百姓看得明白，看得具体，看出问题。三是公开的方式上，尽可能的利用现代科技，特别是网络。最后公开的时间要有界定，明确在多长时间内需要公开。
　　《新理财》：您刚才谈到了《保密法》阻碍了阳光财政的推行，您今年的提案里也提出了关于《保密法》修订的意见。
　　蒋洪：《保密法》不修订，阳光财政不可能顺利进行。因为《保密法》没有明确说明，只是笼统地强调了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关的秘密事项属于保密范畴，但这个帽子太大了。虽然在根据《保密法》制定的相关文件里明确说了各级政府预算在公布之前属于保密范畴，这句话相当蹊跷，公布之前属于秘密，那么是不是公布之后就不是秘密了？现在对公布的时间，公布的内容都没有明确的界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应对保密的范围加以法律的界定，如何界定？我认为应当对非保密范畴内的信息首先加以法律界定，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里面规定的应当主动公开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政府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应当首先加以法律界定。阳光财政下一步如何向前迈进，我认为要先从立法方面加强国家的法律建设。
　　《新理财》：那么《预算法》的修订是否也有必要明确国家财政预算中应该公布的内容呢？
　　蒋洪：这个非常有必要。现在大家在国家预算信息要公开这一点上没有分歧，公开的原则是确定的。分歧出在法律里是否要明确界定到底谁负责公开？公开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公开？公开的时间和详尽程度如何？曾有一位官员跟我说，《预算法》从94年制定以后，没有一个人违法。这就说明法律本身存在一定问题，太过笼统，不能形成制约。我认为在很多具体要素上要有法律约束，要让法律发挥作用，这样政府才能依法理财，否则阳光财政就会变成一种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