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创理念与乡村振兴

　　中国农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全面脱贫到全面振兴，发展任务不同，发展路径也不同。从单一经济指标到综合发展指标，需要崭新的观念、机制，才能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从2020年起，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与江西省浮梁县紧密合作，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文化赋能、高校参与的乡村振兴新理念与新机制。
　　在浮梁，文化、艺术和创意活动让乡村百姓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和民俗传统。
　　乡创理念的提出及内涵
　　在脱贫攻坚的任务完成后，当代中国许多乡村发展中有两个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空心化的社会结构，乡村中的青壮劳力到城市打工，尽管村民不再挨饿，但村里缺乏人才储备、文化建设；另一个是输血型的经济模式，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和机制有待建立，乡村产业体系与能力没有形成。
　　乡村要振兴要发展，要看到问题，更要找到乡村自身的有利条件。乡村固有的资源中有两个优势非常明显：一个是生态优势，另一个是文化优势。生态与文化，这两者在乡村有着天然的、历史的存在，又因为乡村发展慢而得以保留。
　　乡村天然地与自然、与山水草木结合在一起，这是其与生俱来的依托。在当代，生态日益成为乡村极具吸引力的发展要素，满眼绿水青山的田园气息可以吸引各方贤达。
　　文化成为乡村发展另一个极具生命力却常常被忽视的要素。1961年，钱穆在香港演讲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其中谈到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言甚有道理，尤其植根二字值得细品。中国文化的源起就是农耕活动，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也是农耕气质，虽然在西方文化和市场大潮冲击下，中国农村发展落后了，但农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是深隐而扎实的。在各地的许多村庄，可以看到大量家族宗祠，中国传统宗祠文化就深深扎根在乡村中。同样，每年春节期间，当城市越来越感觉没有年味的时候，乡村的各种民俗活动成为国人向往的春节状态，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就深深地扎根在乡村中。
　　中国乡村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功能需要被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的文化积淀虽被深埋却存在，虽无花果却有根。在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代，在文化赋能各个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乡村无疑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在浮梁的乡村，可以看到千年的御窑瓷，可以看到白居易诗中的茶，还可以看到科举传统中的状元进士，如此种种，都成为极具生命力的乡村发展要素。
　　在当代乡村振兴中，要找到新要素把当代乡村中的生态与文化激活，靠的就是文化创意。由此，逐渐形成了乡创理念：以文化创意为引擎，带动各种现代发展要素进入乡村，推动乡村实现整体性的创新发展。
　　理解乡创理念，要坚持几个原则。其一，带动性原则。文化创意是乡村振兴的带动要素，不是唯一要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要素，但是关键要素，是乡村振兴的新支点。其二，融入性原则。乡创实践过程不是对乡村生态与生活的技术统治、资本统治，更不能把乡村作为城市精英的后花园，而是以文化、创意乃至情感焕发乡村生态与生活的魅力。在乡创实践中，乡村文脉挖掘很重要。比如，在浮梁的沧溪村可以看到朱熹之友、理学家朱宏的活动，那么，喜欢理学的当代人士就会来这个村子研究。又如，在浮梁的严台村可以看到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友严子陵，那么，喜欢隐士文化的人就会到此地探访。融入性原则强调的是发挥乡村自身在全面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从乡村内生资源来找寻外部资源。其三，整体性原则。乡创发展目标不是去乡村，而是新乡村，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乡村太多，而是乡村不够好。乡创就是要以全新的观念、全社会的力量、全身心的投入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推动乡村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魅力。
　　中国新乡村的建设目标应该是更中国、更田园、更人文，更中国是从历史维度看乡村发展，更田园是从自然维度看乡村发展，更人文是从文化维度看乡村发展。
　　乡村要将田园与文化作为全面振兴的两个主要着力点，努力将乡村打造成当代社会中的田园生活理想地、田园教育发源地、田园艺术创作地。在浮梁寒溪村史子园开展的艺术在浮梁项目，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的实践，艺术让村民发现生活之美、乡村之美、艺术之美、人生之美。与此同时，深入推进田园教育，特别是聚焦在耕读教育上，可以培养出更多有泥土味、有中国味的新青年，让乡村成为新的教育沃土。
　　乡创特派员制度的提出与特点
　　事实上，因为乡村具有的生态与文化优势，近年来，已有许多城市文化创意人士进入乡村，无论是个人长期居住还是创办乡村民宿，都成为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亮点。但其突出问题在于：稳定性不强，由于缺乏机制保障、组织保障，进入乡村的外部要素抗风险能力差；带动性不强，许多个体化的文化创意人士在乡村发展中仅仅打造了一个个盆景，没有带动所在区域的全面发展。
　　在乡创工作中，探索文化创意进入乡村的制度性保障，其目的是实现这种进入从自发到有组织的转变、从零散到系统的转变、从展示性到带动性的转变。通过组织振兴，带动人才振兴，推动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与生态振兴。由此，乡创特派员制度逐渐在实践中形成。
　　之所以提出这个制度，受益于20多年前源起福建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当时在福建南平，探索了以科技为带动要素，鼓励大批干部、专业人士直接参与农村发展的这一新制度，成效显著。此次在浮梁推动乡创工作，这个行之有效的农村工作制度成为一种有效借鉴。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是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一体运作。这些特点在乡村振兴中、在乡创工作中依然是应该坚持的。
　　与科技特派员制度相比，乡创特派员制度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其一，带动要素不同，前者是科技，后者是文化；其二，依靠力量不同，前者主要是体制内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后者主要是社会力量，特别是文化创意企业、文化艺术教育领域的自由职业者；其三，发展目标不同，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后者是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等的全面发展，当年要解决的主要是农民温饱问题，现在中国农村工作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全面振兴阶段，要解决的则是乡村发展的内生活力、精神状态等更根本、更综合的问题。可以说，乡创特派员制度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延伸与拓展。
　　乡村振兴需要的是滴灌而不是漫灌模式，后者以一些大投资、大项目投入农村，迅速实现乡村产业发展，但这种模式可能不适合中国绝大多数乡村，会带来资本对乡村的控制甚至破坏，也难以带来乡村的全面与持续发展。从长远看，中国乡村发展更需要的是通过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力量渗透性地、有组织地进入乡村，实现对乡村发展持之以恒的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乡创特派员制度很好地适应了中国乡村发展的这种特质。
　　高校支持乡村振兴的意义
　　高校作为当代社会智力最密集、人才最密集的群体，具有服务乡村振兴的充分优势。在新一轮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需要培养与鼓励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识，形成高校支持乡村振兴的机制。高校要将自己看作社会的有机组成并为社会作出贡献，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学术，还要有一流贡献，后者对于评价大学的水平更具有实质意义。
　　在中国，高校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人民利益上。对高校教师和学生来说，论文要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广阔乡村中，成为推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力量。高校不仅有一流的研究成果、一流的人才储备，而且还有一流的社会资源，这些都必须融入国家主流发展中才有价值。高校要积极鼓励把研究成果、人才培养推到社会实践中去，推到中国发展主流需求中去。乡村振兴是当代中国发展主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因此，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高校作为全社会之力中的重要组成，在乡村振兴中责无旁贷。
　　乡村对中国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仅是经济维度的、社会维度的，而且是全面性的，特别是从文化维度看，乡村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设好乡村文化，也就是建设好中国文化；讲好中国乡村故事，也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国乡村往往对普通个体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读懂了中国乡村，也就更好地理解了中国。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沃土，也是对话世界的平台。高校的五大职能中包括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这与乡村具有的潜力与功能契合，因而高校应花大气力投入乡村振兴，共同建设乡村文化，在研究中传承，在传承中建设，在建设中传播。
　　乡创实践是在乡村振兴元年中出现的一种有益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是局部的，也不能希冀以此解决中国乡村的所有问题，但作为一种内生的、原创的、基层的中国乡村发展尝试，这种探索结合了自上而下的自觉与自下而上的自发，让文化要素更有效地赋能乡村振兴，文化铸魂，文化兴业，正在推动中国乡村实现内在而深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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