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研究的失范与荒唐

　　作者：邰科祥；原刊：《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3期
　　2019年下半年，路遥研究领域发生了一起醒目却又滑稽的事件，这就是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以下简称《时间》）一书的出版与讨论。
　　《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航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07月
　　说其醒目，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者是圈内最具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而且该出版社还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遍请全国研究路遥的专家，为此书组织了一场大型推介活动。参加活动的专家有三十余人，包括臧永清、周明、白描、李建军、程光炜、吴俊、赵勇、鲁太光、仵埂等。吴俊从批评家的眼光作者为人写作伦理三个方面，对航宇给予高度赞扬（参见《老朋友们齐聚忆路遥》，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19年10月23日）。周明则说得更详细：
　　航宇身为路遥的同事和朋友，在路遥生命最后的两年，如亲人般照顾路遥，也见证了路遥病重期间最后的无奈、沉重和抗争，记下了他对人间痛苦的承受与搏斗。由于作者与路遥的特殊关系和特别友谊，本书讲述了路遥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可以作为研究路遥的第一手资料。本书取材和描写客观公正，为广大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路遥。（《还原真实的路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10月25日）
　　一些专家把这本书重点叙述的兄弟失和事件作为路遥研究的新话题，或专门强调，或著文讨论。李建军率先在《中华读书报》刊文《路遥有没有说过那句话？路遥兄弟失和的原委》，直接认可兄弟失和的故事并加以张扬。白描继续加码：哥俩不是失和，是反目。（白描：《什么是路遥的精神？》，《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6期）程光炜在《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上发文《路遥兄弟失和原因初探》，认为《时间》是这方面的又一新成果；尽管他指出航宇有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漏洞，但根据就近观察据实写出，不存在作家亲属所说给天乐名誉抹黑的不良用意，并且对笔者已经厘清的王天乐关于五千元钱用途的结论继续存疑。赵勇则对航宇在《时间》中描述路遥婚姻和兄弟关系的言论全部采信：从此开始，路遥对王天乐似再无好感，王天乐对路遥似也颇多成见，兄弟二人的情谊也就此终结在西安医院的病床上。（赵勇：《路遥有其复杂性遥望路遥之一》，《博览群书》2019年第12期）
　　2019年10月23日纪念路遥诞辰70周年座谈会（涉论《路遥的时间》）
　　在《时间》的首发式上，高建群也说了一段不着边际的话：
　　（《时间》）具有文学史料的意义。路遥最后走的那几个月，路遥是怎样的状态，最后见了什么人，航宇是最权威的见证者。所以航宇把他的这种经历最后变成一本书，这也是给咱们当代文学研究、给读者的一种奉献。（见《航宇：我写出了真实的路遥》，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19年7月31日）
　　按说，从新资料中引申出新的话题是非常正常的学术行为，但滑稽的是，这些专家对此书不认真、详细地阅读，对其所依据资料的真伪不进行必要的辨识，对书中太多明显的漏洞视而不见，对作者的底细不进行探查，却反过来为写作伦理甚至写作资格都存在严重问题的作者吹喇叭。
　　据笔者初步甄别，此书中的错讹内容至少有四五十处之多，具体表现为或明显不实，或自相矛盾，或令人生疑，甚至有拼接和虚构某些关键细节的行为。航宇打着非虚构写作的名头，以所谓亲历人的身份，采用小说的笔法，玩弄了一出杜撰故事的把戏，不但使许多人竖大拇指，而且连严肃的组织机构和著名的路遥研究专家也争相为之背书，这不能不说是当代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大悲哀或笑话。
　　《时间》的爆料难以为据
　　受篇幅限制，《时间》中太多的错讹，恕难一一列举，这里只以最核心的问题为例，对航宇爆料的不实与自相矛盾现象加以指谬。
　　1、用半真半假的思维欲造作者在场的证明，致使路遥与王天乐的所谓断交背景出现错位，时间也不吻合。
　　按航宇的记述，断交时间大概在1992年9月23日或9月29日左右。之所以有两个时间，是因为航宇在1993年出版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以下简称《日子》）中提到的时间是9月23日（《日子》第125页），而到了2019年的《时间》中，则成为9月29日；背景是路遥妻子林达离开西安，他奉路遥之命从医院回作协落实其女儿找保姆的事情（《时间》第334336页）。但王天乐提供的时间节点则是路遥逝世前二十多天，亦即1992年10月25日左右。
　　就在这二十多天里，路遥是十分痛恨我的。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他，当他知道林达早已离开西安的实情后，立即让弟弟找我，此时，我知道他要向我说些什么。我让弟弟先回医院，两天后，我就赶来但是晚了，就在准备起程时，路遥走了。（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见马一夫等编：《路遥纪念集》，第3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10月25日左右这个时间，在航宇的叙述中也得到支持：
　　也许，九娃（即王天笑笔者注）还不知道，在他离开医院后，他的两个哥哥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直至现在，他哥的病房里再没有出现过他四哥（即王天乐笔者注）的身影。（《时间》第344页）
　　在这里，王天笑离开医院回老家的时间成为一个关键的参照点。正好远村对此有明确的记录：10月18日，他的小弟王天笑回陕北老家给他寻些粮食去了。（远村：《病中的路遥》，《喜剧世界》1993年第5期）
　　从以上三人分别的描述所得到的互证，不难推导出路遥与王天乐兄弟所谓断交的时间是10月25日左右，而不是航宇所说的9月23日或9月29日，背景则是九娃回家，而不是林达去京。可问题是，航宇为了证明自己当时在场，却硬生生地把这个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左右。这种做法显然是对事实的扭曲，也是对当事人与读者的不尊重。
　　2、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拼接或虚构作者与路遥两人1992年11月14日在病房里整整谈话一天的故事。
　　不会有同一天同一个时段，航宇陪路遥说话、远村陪路遥睡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而且关键是，这一天照顾路遥的是远村而不是航宇。可航宇却这样记述：
　　我说，你输液也不输液，电视也没好节目，这一天在病房里做什么？总不能这样干坐着？路遥说，咱俩可以说一会儿话（《时间》第346页）
　　路遥问我现在几点了？我说，快十一点了，现在吃饭还有点早，再等一会儿。路遥说，我给你把我的恋爱故事讲完再说吃饭的事情（《时间》第364页）
　　路遥差不多已经跟我说了一上午的话，很快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时间》第372页）
　　远村记述：
　　11月14日上午，路遥又开始不能进食，他要我给霍世仁挂电话，说让他来请中医科的一位大夫给他看看胃路遥在这一天没有输液，上午睡得很香，醒来之后，问我他睡着了没，我说睡得鼾声震得房顶响，他说睡了多久，我说两个多小时，他就一脸轻松地说：啊，舒服，睡美了，一满不要吊针多好。（《病中的路遥》第56页）
　　特别是，航宇自称的他与路遥在这一天合影的照片，拼接痕迹明显。他这样记述这张照片的由来：
　　路遥那忧郁的心情，一下让这些女大学生渲染得烟消云散。可是病房里没有专业照相人员，我主动担当起了摄影师的角色，为路遥和女大学生们一一照了相。就在我给这些漂亮的女大学生照相的时候，路遥挥着手喊我，让我到跟前来。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赶紧走到他跟前。他拉住我的手说，咱俩也照一张，患难相处。就这样，我俩拍下了这一珍贵合影。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张珍贵的合影竟是我们永别的留念。（《时间》第382页）
　　照片的真实性可能问题不大，但拍摄时间绝非他强调的1992年11月14日下午7时，因为同时同地的其他照片中的背景、路遥的睡姿、口罩都与之不同。在总后女实习生以及九娃与路遥的合影中，都没有输液杆，但在床头柜上有一盆黄色的菊花，而且路遥未戴口罩，仰面躺在床上。航宇与路遥的合影中，床边有输液杆，且正在输液，无黄菊花，路遥还戴着口罩，并且是侧躺着。另外，航宇记述他拍九娃与路遥的合影时，路遥特意要王天笑搂着他的脖子，但实际的照片中，王天笑并非这个姿势，而是把手放在路遥的头边。
　　病床上的路遥
　　总后女实习生与路遥
　　航宇与路遥
　　王天笑与路遥
　　作为一组同时同景同机拍摄的五张照片，怎么会有如此明显的差别？四张照片的背景完全相同，唯有航宇与路遥合影的这一张不同。而且航宇在此书中反复强调，11月14日这天，路遥不用输液，可以轻松一天，这是路遥向医生专门争取来的便利，所谓隔天输一次。远村的回忆也能证明这一点。这样说来，这张照片和它的说明文字应该是做了拼接，至少是航宇把其他日子拍摄的照片有意标注为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对航宇来说太重要了！九娃去铜川叫王天乐回来是这天，揭出王天乐没给路遥五千元钱的信息也是这天；路遥要和航宇谈论很多故事是这天，路遥的情绪大变、病情剧转也是这天。还有一点，这一天可证明，航宇在路遥逝世前两天还在西京医院陪护，然而，事实上这一天他却不在医院。由此，航宇此书中的很多言论恐怕都要打上问号。
　　3、阳奉阴违，既想爆料，又要做好人，导致兄弟失和事件的描述形成自我否定。
　　兄弟失和在此书中更多被表述为路遥与王天乐两人断绝关系或绝交：
　　天乐说，你不知道，路遥现在一满就不是一个正常人，是个疯子，刚才我去医院，还没顾得跟他说一句话，他就狗血淋头地把我臭骂了一顿，把他写小说的那些精彩语句全部用来挖苦我，说我背叛了他，他没我这个弟弟，以后再不想看到我，而且跟我断绝了关系（《时间》第335336页）
　　航宇自己说：
　　此时此刻，我的脑海翻江倒海一般，觉得天乐如此反常让我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搞不清楚。应该说，九娃是你亲弟弟，在路遥痛苦的日子里，他承担了全部责任，甚至化解了兄弟之间的矛盾，你理应感激他。（《时间》第445446页）
　　航宇明确指出，九娃在路遥活着时，就已经帮两位兄长化解了矛盾；也就是说，不存在兄弟失和的情形。但他又要把此事作为最大的爆料，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4、假托九娃和路遥之口，企图抹黑王天乐，不料自己却替天乐解了围。
　　九娃说：其实我四哥做事也有点过分一去医院就跑到洗手间洗手好几次我哥在我跟前说，你看你四哥一满变得不像亲弟兄了，别的朋友来医院看他都不这样，就天乐一个人嫌他，好像他的病就传染给他了。（《时间》第387页）
　　但前文，航宇却描述他亲眼看到王天乐给路遥满头大汗按摩后背的情节：
　　我从病房门外走进去，看见王天乐正在床上给他哥的后背按摩，而且按摩得非常卖力，他的头上已经是汗水淋漓了。（《时间》第306页）
　　这种自相矛盾的描写，使我们不明白，航宇到底要借九娃的口传达什么？
　　5、有意篡改路遥从延安转院西安时搀扶者的姓名，想不到航宇早先的记录出卖了自己。
　　这段话曾被李建军专门引来作为路遥兄弟失和的证据：
　　路遥觉得天乐对他不像原来，怨气越来越大，而他的这种怨气和不满在西安火车站广场表现得尤为突出。就在从火车站的广场往停车场走的时候，他宁愿让林达去搀扶，也不让天乐靠近他身边，几次甩开天乐搀扶他的胳膊。（《时间》第304页）
　　但这个情景在航宇1993年2月出版的《日子》中，却是如此记述的：
　　路遥由晓雷和王天乐搀扶着艰难地走下了火车，向来被称为大姐姐的李秀娥，看着疼痛而呻吟的小老弟路遥，止不住泪流满面，不停地重复：他怎成了这样？（《日子》第118页）
　　同样的场景到了2019年7月出版的《时间》一书中却变成：
　　那时多么刚强的一条汉子，可是现在突然变得弱不禁风，基本上连路也走不稳了，摇摇晃晃，一直由接他的晓雷和林达搀扶此时的李秀娥泪流满面，她紧紧地跟在被她称为小老弟的路遥身后，看着消瘦且不停呻吟的路遥，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他怎成了这个样子？（《时间》第302页）
　　相同的内容却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为什么搀扶路遥的晓雷和王天乐要悄悄改为晓雷和林达？这不就是为李建军所引用的那段特意虚构的情节做铺垫吗！
　　无需再列举了。核心事件的描述尚且如此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甚至有篡改事实或虚构情节的故意，其他内容就更可想而知了。笔者不免奇怪，这样一本不合格的书，竟能得到顶级出版社的认可，甚至还要专门召开全国性的高级别研讨会为之推广，路遥研究专家们又确信不疑并大加赞赏，说什么作者是权威的见证人，取材和描写客观公正真实，是研究路遥的第一手资料，等等，这难道不滑稽吗？如果笔者再进一步指出，此书的作者曾发生过被路遥兄弟赶走的情形，估计很多人更要大跌眼镜了。
　　航宇作为亲历人身份质疑
　　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这样写道：
　　作家协会给路遥先安排了一个人看护，没想到路遥把我叫去，说这个人根本不行。他说此人太势利，根本不把他当人看，有一次把他从厕所里提得摔到床上。他说这个人看他不行了，没用了。他让我再不要离开他，看得把他送走就在这时，我的另一个弟弟赶到医院里，把作协派的那个人赶走了。（《路遥纪念集》第337页）
　　这里提到的被赶走的人就是航宇，真名张世晔。这段文字公开发表于2000年10月，后被多种路遥研究资料收录，航宇不可能看不到。但是近二十年，他没有作声，没有反驳，没有追究；当路遥三兄弟都不在人世，他却用大量的故事描写王天乐的问题，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如果说航宇与王天乐两人有积怨，王天乐的话不能完全相信，那么，王天笑的妻子雷竹梅的一段话，则从侧面证明王天笑也曾表达过对航宇的不满；或者说，王天笑与王天乐两兄弟共同证实了航宇被赶走的事实：
　　我是文中路遥五弟王天笑的妻子，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到十分愤怒以这个航宇为例，本是省作协派去照顾路遥的工作人员，在路遥病情恶化后懒散怠慢，而后被我丈夫赶走，却装作他是陪伴路遥最后的人。诸多事情我不一一列举，总之希望各位关注路遥的读者可以明辨是非，不要被这些人混淆视听。（摘自雷竹梅在李建军2019年8月28日《中华读书报》刊文下的留言）
　　航宇在此书中始终借王天笑的口言说王天乐的不义，可是王天笑不但从来没因之怪罪王天乐，反而是他们两兄弟感情一直很好，且在很多问题上的言论也不谋而合，包括此书中指责王天乐到处向别人要钱又不交给路遥的罪证，也直接遭到过王天笑的否定。
　　再退一步，王氏兄弟的话也暂搁一边，其他当事人若能证明路遥住院期间发生过陪护人被赶走或被替换的事实，那么，航宇作为路遥最后日子的亲历人身份就要打很大的折扣。笔者为此专门访问了当年负责路遥住院治疗的康文臻医生和魏兰娉护士长。康医生说：
　　除了老九还有一个文联的人陪护了很久，不记得真名，笔名叫航宇，好像是他写了《路遥最后的日子》；对，还有一个是远村。两人都是守在床前的，一个陪了一段时间他们不太满意，我记不很清，应该最后陪着的照顾他不错。我记得当时长期住在病房陪路遥的只有三个人，远村、航宇和老九。（录自笔者与康文臻的微信聊天记录）
　　魏兰娉也说：我模糊地记得路遥当时对陪护问题有些心寒。（录自笔者与魏兰娉的微信聊天记录）再结合前述相关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判断出，航宇恰恰就是先照顾路遥而被远村替换的那个人；也就是说，他只照顾路遥四十六天，即延安医院二十一天，西京医院二十五天。
　　航宇1993年版的《日子》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可算作他对自己照顾路遥全部时间的一个部分招认：9月29日下午，路遥因诸多事情，情绪变得异常糟糕，饭也不吃，悲苦地流着眼泪。这种情绪延续到1992年11月14日。（《日子》第126页）为什么一笔带过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笔者以为就是由于航宇这段时间不在医院。在《日子》和《时间》两书中，从9月29日至11月14日之间也确实未见航宇任何记述路遥在医院的文字。航宇亲自承认，他在九娃到达医院大约半个多月后，被路遥派去陕北，为他的文集出版征集印数：九娃来西安没半个月的时间，路遥就交给我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去一趟陕北。（《时间》第314页）路遥在我回陕北以后，又在西京医院传染科住了有十来天的时间，他现在的一切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同前，第321页）
　　更主要的是，接替航宇照顾路遥的远村在两篇文章中，把航宇离开的时间说得特别具体：
　　我是在（19）92年10月2日开始每天去医院侍候路遥，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在此之前，我只照顾她女儿的生活，每天只是抽时间去医院看看他。10月1日路遥打发航宇去陕北，一方面跑他的五卷本《路遥文集》的征订，另一方面去搞偏方。所以，路遥就要我去医院看护他。（《病中的路遥》，第54页）
　　路遥在西京医院最后的47天，是我和王天笑（九娃）两人侍候，路遥给我俩分工，晚上由九娃照看他，白天由我来照看，好让九娃去休息，吃饭（远村：《路遥说：写作跟种地一样》，远村诗书画，2020年5月1日）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1992年9月30日之后，航宇已不在西京医院照顾路遥了，所以，他此后关于路遥在西京医院中的叙述，就只能是虚构或道听途说。不排除他偶尔去看望路遥的情形，但每天坚持陪护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航宇根本谈不上是路遥最后日子的亲历人；换句话说，他连回忆的资格也不十分具备，因为他缺乏最基本的非虚构写作伦理客观记录，朴素叙述。
　　路遥研究中的失范与当今学术的浮躁之风
　　单凭此书爆料兄弟失和事件存在造假的事实，以及航宇使用多种小儿科的伎俩有意误导读者这两点，任何稍有常识的普通读者都会对此书的写作伦理产生严重的怀疑。然而，蹊跷的是，那些著名的路遥研究专家、博士生导师，却对此书的内容完全采信。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叹当今学术的浮躁。
　　二十一年前，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所提到的陪护人被赶走的信息，路遥研究专家们不应该没有留心，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与《时间》产生必要的联想，并做进一步的探究？
　　《时间》中无数叙述的前后矛盾，只要稍微细心就不难发现，但是却没有一个专家指出；相反，几位专家却把这些难以为据的资料或文学化的描写当作宝贝，以为找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打招呼或劳务费，竟然让这些专家学者随意发出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赞语，知识分子的气节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瞬间瓦解。孤证不立的学术信条无法阻挡专家学者兜售自己的不成熟观点，即使这些观点不值一驳，他们也不以为耻。不认真阅读全书，不对新资料进行必要的辨识就盲目轻信、引用，学者的基本素质荡然无存
　　这一切，太令人惊诧和悲哀！不能说学者们丧失了良知，也不是专家未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而是他们抢占资料、争发文章、急出成果的功利欲望过分强烈。
　　作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如果只是为了实现这种狭隘的功利目标，甘愿被一个业余作者不负责任的文字所愚弄，那就会有损学术研究的公正性，不只会贻笑大方，甚至会被外行讥嘲！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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