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管涛GDP5。5的增长目标短期不会变，二季度至关重要

　　对于近期金融市场波动，管涛认为，当前市场信心不足的一个原因是，担心疫情影响经济复苏。2022年GDP增速5。5左右的目标短期内不会调整，二季度表现至关重要，而政策发力重点在稳就业、稳物价
　　文《财经》记者唐郡
　　编辑袁满
　　A股跌破3000点，人民币跌破6。60。4月20日以来，股市、汇市持续震荡下行，双双突破重要关口。4月27日，A股三大指数反弹上攻，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上涨2。49、4。37和5。52。但截至28日收盘，上证综指仍未收复3000点关口。
　　与此同时，国际上地缘政治冲突阴云犹在，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节奏仍存不确定性；国内疫情多点散发趋势未止。多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抬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近期，《财经》记者专访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就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系列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管涛（图源受访者提供）
　　管涛表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8，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仍在持续复苏。与此同时，国内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总体有增无减，俄乌冲突和疫情散发两大突发因素给经济带来超预期冲击，且影响在二季度可能继续显现。
　　对于近期金融市场波动，管涛认为，当前市场信心不足的一个原因是，担心疫情影响经济复苏。他进一步表示，从近期系列会议表态来看，2022年GDP增速5。5左右的目标短期内不会调整，二季度表现至关重要，而政策发力重点在稳就业、稳物价。
　　具体政策措施上，管涛建议，当前需要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降低疫情防控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物流畅通、供应链稳定。同时，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对冲力度，货币政策适时发力，加强政策协调联动，防止和纠正出台不利于市场预期的政策。
　　经济稳、金融稳，经济强、货币强，管涛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稳增长目标，管你是疫情冲击、俄乌冲突，还是大国博弈，人民币就不会有问题。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财经》：当前经济中多种因素交织，市场信号杂乱。你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管涛：先说成绩，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8，连续八个季度实现同比正增长，主要的经济指标都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仍然在持续复苏。
　　但也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正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判断：世纪疫情持续冲击，叠加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当前，三重压力边际上略有改善，但总体有增无减。
　　今年一季度有两个超预期的突发因素：俄乌冲突和疫情散发。尽管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已有所预期，政策上也有所准备，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猛。
　　具体表现来看，国际上，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到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市场主体的困难加大，而且经济循环畅通也受到制约；在国内，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加大，例如3月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都跌破荣枯线，失业率继续攀升等。
　　同时，3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一季度、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对实现全年目标至关重要，坚定信心，咬定目标不放松，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说明短期内经济目标不会调整，目前为止，中国还要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实现5。5左右的增速。
　　由此看来，二季度对实现全年目标至关重要。所以，近期一系列会议均要求政策靠前发力、适时加力，而且要对新的情况研究准备预案。
　　《财经》：4月15日央行宣布全面降准25个基点，同时再定向降准25个基点，力度低于市场预期，被认为是半个降准。你如何评价央行此次降准操作？
　　管涛：从幅度上看，通常央行都是降准50个基点，个别情况下100个基点，25个基点在历史上是少见的。降准主要作用是改善银行体系流动性，但4月初到4月15日，DR007日均利率水平较3月下降19个基点，说明银行体系流动性比较充裕，所以降准不是为了增加流动性。
　　4月18日，央行在另一个新闻稿披露了个中原因。截至4月中旬，央行提前向财政上缴了6000亿元结存利润，用于留抵退税和地方转移支付，相应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相当于降准25个基点。因此，4月实质性降准仍达到50个基点。
　　一季度两个突发因素给经济带来了超预期冲击，其影响在二季度可能将继续显现，而货币政策相对灵活，应该适时主动作为。央行本次降准，与此前两次降准、一次降息逻辑一致，意在释放货币政策适时加力这个政策信号。
　　市场现在信心不足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疫情影响经济复苏，此时降准是改善市场预期，改善经济复苏的前景。整个逻辑是经济稳、金融稳，经济强、货币强。
　　《财经》：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重点在哪里？政策应该如何发力？
　　管涛：总理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是稳就业、稳物价。经济目标的重点不言而喻。
　　具体来看，一方面，需要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降低疫情防控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物流畅通、供应链稳定。
　　另一方面，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对冲力度。财政政策受年初批准的预算目标约束，它靠前发力主要体现在：保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就是把已经决定要花的钱尽快花下去。货币政策相对灵活，适时加力应该体现在货币政策上。
　　同时，加强政策协调联动。一个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央行提前上缴结存利润就是典型例子；另一个是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协调联动，包括跟其他的行业监管政策。
　　3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开展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评估，防止和纠正出台不利于市场预期的政策。我认为，防止就是防止出台新的不利于市场预期的政策；纠正就是对老政策进行评估，然后调整力度和节奏。这样才能形成政策合力，防止政策相互打架、相互抵消。
　　此外，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稳定市场预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好激发市场活力。
　　汲取欧美教训，避免政策过度宽松
　　《财经》：央行行长易纲近期出席博鳌论坛时公开表示，中国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物价稳定。你曾经提出中国货币政策的窗口期应该是通胀拐点到来之前，如何理解这个逻辑？
　　管涛：央行最近提出关注国内物价走势，应该同最近中央对稳物价的要求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要防止当前货币政策过于宽松。
　　如果货币过度宽松的话，有可能增长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引发通胀，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欧美现在遭遇了40年一遇的高通胀，就是前期财政、货币政策双刺激带来的后果。
　　中国的刺激政策相对克制，再加上疫情防控有效，供给恢复快于需求，同时工业体系比较完整，所以通胀比较温和。因为通胀比较温和，货币政策也有空间，所以中国货币政策方向很明确，主要是防止经济下行，也就是稳增长。
　　将来如果通胀水平上升，政策可能面临两难抉择。到底防滞还是防胀？这就是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中国要汲取教训。
　　《财经》：如何让通胀保持在合理水平？
　　管涛：前面已经说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就是稳就业和稳物价。
　　对于可能出现的大通胀，应该说决策层是高度警惕的，这要求中国现在的政策要保持相对克制，不能大水漫灌，包括这一次降准，央行的新闻稿里也讲，不搞大水漫灌，这是防通胀的一个前提。
　　第二，就是原材料的保供稳价，缓解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第三，畅通物流，现在物流成本的提高，对物价也有很大影响。
　　最后，还要保持国内外产业供应链的稳定。中国如果动态清零出现问题，不但对中国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也是全球供应链修复的一个重要尾部风险。
　　《财经》：你对接下来货币政策发力的重点有何预期？
　　管涛：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流动性，而是疫情带来的非对称冲击，即对不同行业影响程度不同。所以央行货币政策发力，除了总量工具，还有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结构性工具。
　　总量工具无法定向导入流动性，但结构性工具可以实现专款专用，对受疫情影响的行业精准滴灌。比如最近央行新设1000亿元交通物流领域专项贷款，针对解决这次疫情带来的物流受阻等问题。
　　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既管货币投放，也管货币投向，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体制优势。
　　当然，降准降息等总量政策工具信号作用更强。未来疫情蔓延得到控制，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经济有需要的话，从稳增长、促就业这些角度考虑，央行降准降息仍然值得期待。不过，把降准降息两个工具交叉使用，可以起到节约子弹的作用。
　　经济强、货币强
　　《财经》：2月以来，外资持续减持人民币资产，跨境资本流出，其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对中国金融市场有何影响？
　　管涛：2月底以来，俄乌冲突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叠加中概股跨境监管，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复苏和出口增长前景不明等，阶段性地影响了市场信心，造成外资减持。
　　从陆股通数据来看，3月北向资金净卖出451亿元，但4月初到4月27日累计净买入7。4亿元。所以我不认为中美货币政策会分化会掣肘央行的货币政策，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不是主要矛盾。
　　当然，从2015年下半年中国加快境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以后，外资增加人民币资产持有。到2021年底，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股票、债券、贷款、存款合计10。8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万亿元美元。外资在各个子市场的占比都不高，但存量已经1。7万亿元美元。如果他们由于某些原因出现阶段性的调仓行为，势必会对境内的股市、债市带来影响。对此，各方需有心理和措施上的准备。
　　《财经》：如何看待近几天人民币汇率的快速下跌，以及4月25日央行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管涛：4月25日晚，境内银行间市场下午四点半的人民币汇率收盘价跌破6。50之际，央行出台了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的措施，给人民币的急跌行情降温。这是去年两次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各两个百分点的反向操作，反映了当前外汇形势的变化。
　　此举有助于改善境内外汇流动性，扩大本外币利差，促进境内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对于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有积极的信号作用。同时，还有助于防止市场顺周期的羊群效应，震慑肆意做空人民币的势力，进一步激发企业逢高结汇的热情。
　　《财经》：今年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管涛：我年初写过可能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五大因素，包括经济复苏、中美利差、美元指数、出口和大国关系。总的来讲，经济强、货币强，当前全球经济增速都在回落，就看谁能够保持经济复苏的相对领先优势。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稳增长目标，不管是疫情冲击、俄乌冲突，还是大国博弈，人民币都不会有问题。
　　《财经》：央行一直强调将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如何理解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管涛：就是实施灵活的汇率政策。央行一再强调，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既符合现在又符合将来。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我们要实施灵活的汇率政策，主要体现在，不干预是原则，干预是例外。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汇率有涨有跌，双向波动，避免出现单边走势。
　　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意味着央行在某些情况下会进行干预。具体什么情况？个人理解，就是当市场出现过度或者异常波动时。过度波动，主要指汇率升、贬值的时候，市场出现单边升、贬值预期；异常波动，主要指升值的时候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和出口竞争力，贬值的时候触发市场恐慌，引起市场挤兑外汇的行为。
　　《财经》：近期中美货币政策进一步分化，跨境资本外流，是否是央行货币政策力度较小的原因之一？
　　管涛：日前，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发布一季度金融数据时再次阐释了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内涵，即货币政策主要是看国内的经济情况，决定操作的节奏和力度；人民币汇率要增加弹性，发挥汇率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稳定器作用。通俗地讲，就是货币政策对内，汇率政策对外。
　　对央行而言，如果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分化扩大以后，跨境资本流动、汇率出现一些波动，我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
　　4月央行降准力度不及预期，除了因为提前上缴结存利润相当于降准25个基点，还因为3月中旬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阶段性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循环畅通，抑制了市场主体融资需求。只要未来疫情蔓延得到控制，市场主体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和出行消费活动，融资需求还会回来。要避免等到市场真正需要流动性支持时，货币政策空间或因前期消耗过多，届时却力有不逮了。
　　2020年，曾经出现因财政货币政策严重错位，引发了非意向的负面结果。当年5月底两会结束后，财政政策才开始发力，而货币政策已随着抗疫金融支持政策到期自然退出而边际收紧。结果，尽管央行没有加息和提准，但下半年市场利率震荡走高，甚至超过了疫情暴发前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