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收购潘石屹的SOHO遭审查，引发对当前经济的深度思考

　　文宋光辉，著有《资产证券化与结构化金融》《金融工程实战术》《财富第三波》
　　之前受到广泛关注的黑石收购SOHO中国的交易，近期被市场监管总局立案审查。虽然这是跨境并购交易当中的必需流程，然而，熟知中国国情的人们肯定不会只是这么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
　　网络上的大部分的公众意见，都是希望这笔交易能够黄掉，不能让潘石屹变现之后一走了之。有人的说法是潘石屹人可以走，但是必须把资产留下。这个事情以及当前国内民众对于潘石屹的态度，值得引起人们的思考。
　　中国是一个资本管制的国家。
　　跨境转移资产，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转移，都是个敏感的问题。当前的政策，对于跨境转移资产，是明松实紧。这种明松实紧的政策，也使得政策实施的弹性较大，对于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时段，对待的方式不同。这会让老实人吃亏，而让一些人能够钻到空子。
　　中国应该明确的限制国内富豪以各种方式向境外转移资产，并且还要限制富豪们运用财富的方式。这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如果资本大量外逃，将会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安全。中国在2016年前后，政策曾经放宽境内主体对外投资，结果大量资本外逃，当年外汇储备规模减少了近万亿美元。从当时接近4万亿美元的规模，缩减到如今只有3万亿美元上下的水平。
　　大量的境内企业利用政策给予的机会，不是到海外去购买矿产、农场、专利、技术、高科技企业等等这些能够有利于改善国民福利和中国产业升级的事物，而是购买酒店、度假村、酒庄、足球俱乐部等这些富豪青睐的玩意，其动机不言而喻。
　　如果中国剩下的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全部被富豪们转移出去，购买这些玩意，那么留给国内大部分民众的就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的悲惨局面。
　　南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使得国家辛苦积累的资本变成为她人作嫁衣裳，国家经济一直停留在低水平上，不断重复。
　　俄罗斯也有很多富豪跑到英国购买切尔西等足球俱乐部，自己过上贵族的生活，留下俄罗斯普通老百姓在国内面对通胀、失业等痛苦。
　　然而限制资产转移，当前涉及到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就是财产到底是个人的，还是财产同时还具备社会性，国家有权力限制资产转移，但是这种限制有无正当性？
　　曾经有一个富豪在国外一次演讲当中提到自己赚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大家都知道这个富豪的这句话存在问题，后面富豪的企业也因为这一不当言论引发政府对其之前在海外胡花乱买行为的调查，一度陷入困境。通过大肆甩卖资产，才得以度过危机。
　　从历史来看：
　　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从来就不是市场主体自愿积累起来，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而且官方的结汇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曾经市场价格是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的时候，官方结汇价格是1美元兑换4元人民币。
　　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企业，出售商品得到的美元，在被强制结汇时，每结汇1美元都相当于向国家缴纳4元人民币的税。中国生产出来商品，中国人自已没有消费，而是销售给了国外消费者，才积累起这些外汇储备。
　　这些外汇储备也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储蓄。
　　中国当时采取强制结售汇制度，是因为外汇储备稀缺，而中国经济要融入外部经济体，与外部经济体进行交易，需要外汇。在国家需要外汇时，中国劳动人民为了国家的整利利益，做出了牺牲。
　　这些外汇储备的钱，根本不是富豪们自己赚来的钱。国家当时在2016年前后，将这些外汇提供给富豪们，是希望他们能够将外汇用好，做出利国利民的事情来。
　　但是很多人辜负了国家的期望。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富豪们积累起来的财富，尤其是并非是依靠劳动收入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到底是不是富豪们的？这个问题，当前存在着认识混乱。
　　中国作为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是一切财富都是国家的。然而，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产权私有的观念早已深深植入人们的意识当中。甚至还有人提出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
　　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是无法保障的。
　　私有产权受到国家的保护，国家保护的是其不受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的侵犯。国家本身则有对私有产权的一切处置权力。财产税实质上就是对私有产权的合法和正当的部分剥夺。
　　现实中，私有产权的拥有者想要做到让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是联合起来自己控制政权。然而，私有产权的拥有者在自己控制政权之后，同样也会利用国家机器，侵犯其他主体的私有产权。
　　更进一步，国家不仅可以让公民奉献自己财产，国家推行强制服兵役的制度，甚至还可以让公民牺牲自己的生命。
　　如果要讲神圣，生命权和财产权，哪个更神圣？
　　中国在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优待资本。这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积累资本，这是符合国家核心利益诉求的。
　　然而，长时间的这种优待给了资本家们一种错觉，把国家这种暂时性的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采取的优待手段，当作是国家政策的目的本身，甚至把这种优待当做是一种有如自然规律的天条，不可违背。
　　国家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之后，当前要解决的是产业转型升级和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这其中，产业转型升级必然涉及到强制投资的问题。而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必然涉及到杀富济贫的问题，只是采取的具体手段有温和和粗暴的区别而已。
　　财产税和遗产税的推出，是一种温和的手段。
　　而富人们为了逃避国家对于其财产的剥夺，而采取的对抗国家意志的手段，如转移资产等，将可能会引来国家粗暴的手段。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当时对于发展私营企业存在争议。中国的原始资本过程中，资本压榨劳力的情形是血腥和残酷的。劳动人民的处境非常悲惨。很多打工人全年无休，长期加班，每日在流水线上长达10多个小时，富士康一度出现十连跳的事件。
　　如今的富豪们得以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方式，大部分在当时是违法犯罪行为，也不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允许。典型的事件就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因为雇佣了超过一定人数的员工，涉嫌剥削而被抓捕，最后还是邓小平出面才得以释放。
　　为了解决争议，实现资本积累的国家发展战略，当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中国版本的社会契约。
　　当前的富豪们必须在遵守这个契约的前提下，他们原来的积累财富的行为才是合法和正当，他的财富才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先富起来的人向境外转移资产，不去带动后富，留下还没富起来的人们自生自灭，就是在违背这一契约。
　　因此，即使不考虑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可以强行限制富人们转移资产，只按照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规则，富人们也不能破坏契约，转移资产。
　　很多富豪们实际上是认识到这点的。上面讲到的社会契约论等这些道理，他们都懂。他们也从中国在历史上国家对待富人们的传统行为中，直观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许家印、马云等富豪们都讲过类似自己的一切都是国家和社会给的，只要国家愿意，可以随时将自己的企业奉献给国家的话。
　　然而，知易行难。很难有人真正做到舍得，像曹德旺那样拿出上百亿元做慈善，同时又捐资数百亿创办大学，助办产业升级的企业家，并不多见。敢于将自己的财富祼捐，只留下保障其像普通人或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的财富的人，更是几乎没有。
　　或许富人们还存在侥幸心理：
　　国家为了经济发展，维持经济体系的效率，不大可能回到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前面提到国家有一切处置私有财产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任意地出台政策去处置私有产权。国家对于私有产权的处置，也会遵守经济理性法则，以满足国家的利益最大化。
　　当前的形势，国家大概率仍然还是会保护甚至优待资本的。国家没有直接明面限制资产转移，也反应出来国家对于资本的态度。然而，国家与资本的核心共识或者说底线是，资本不能携带财富外逃。因为财富转移境外之后，国家便永远失去了对于其处置的权力了。
　　富人们还有一种盲从心理，效仿其他富豪。
　　典型的就是没有资本管制下，本币汇率贬值引发外汇储备迅速消耗殆尽的情况。据说，在东南亚危机的时候，泰国货币贬值的时候，抛售泰铢最多的就是泰国本国的权贵和富豪们。索罗斯等国际投机者只是替罪羊或领头羊，他们手中哪里有那么多的泰铢呢。
　　国家不严格限制转移资产，这会让那些本来并无出逃之意的，对于国家抱有深厚感情的富豪们，也迫于形势，跟随转移资产，因为当其他人把国家财富掏空了之后，他们手中的财富可能就严重缩水了。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来玩跑得快。
　　如今，潘石屹能够赢下这局跑得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