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富差距最富有的1人掌握全球45财富

　　在全球范围内，大量财富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2019年瑞士瑞信银行（CreditSuisse）研究院的研究数据，当前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了全球45的财富，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占有全球财富的82，而全球最不富裕的50人口占有的财富不足全球总量的1。
　　有人说，这确实是一个残酷的世界，财富的分布一定程度上还遵循着动物世界里的丛林法则，可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呢？如何弥合全球财富鸿沟、促进更加充分、更加平衡的发展，的确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考验。
　　两级分化现象愈加明显
　　全球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现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近年来，全球财富的两极分化现象，特别是一国内部的极度富裕阶层（最富有的10人群）和低收入阶层（底部50人群）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愈发明显。这一现象与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对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造成了严峻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大量财富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根据2019年10月瑞士瑞信银行（CreditSuisse）研究院的研究数据，当前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了全球45的财富，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占有全球财富的82，而全球最不富裕的50人口占有的财富不足全球总量的1。在国家层面，北美地区和新兴经济体的贫富差距整体呈上升趋势。2000年至2019年，北美地区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总财富的3335，而北美地区最富有的10人口财富总量占比从略低于70上升至75。以美国为例，2019年美国成年人的资产均值为432365美元，但中位数仅为65904美元，说明美国大部分财富仍然掌握在高收入阶层手中。
　　收入水平尽管整体上升，但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全球收入水平上升反而带动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而各国国民收入差距扩大更为明显。当前世界基尼系数已接近0。7，超过0。6这一警戒线。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社会报告》显示，世界三分之二人口所在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正在恶化。在国家层面，收入不平等现象在美国和中东国家尤为显著。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居民收入差距在近年持续上升。根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报告统计，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81，维持在历史高位。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认为，极富阶层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劳动收入，而是来自他们已有财产的增值。
　　根据他的测算，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获得了全国收入总量的20，最富有的10人口占有全国收入的47，而最不富裕的50人口的收入仅约占总量的13；
　　中东国家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超过30的收入，最富有的10人口占有收入总量的64，而最不富裕的50人口收入约占总收入的9，相较而言，欧洲和中国的收入状况更为公平。
　　值得警惕的是，根据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的分析，在部分国家，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正在叠加，财富加速向极富阶层集中。当前的极富阶层不仅拥有大量资产，还能够获得最高水平的劳动收入，这进一步加大了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此外，极富阶层往往通过政治扩大自身优势，导致财富鸿沟越来越大。正如皮凯蒂所言，或许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不同区域和不同阶层的人群造成的异质化影响加剧了已有的不平等现象。首先，经济停摆和工时减少直接造成劳动收入下降。同时，各国差异性的经济复苏计划和纾困政策加大了不同国家劳工收入差距。其次，从收入阶层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美国的财富不平等。此外，疫情还可能造成部分群体的收入长期恶化。对于许多从事低收入、低技能工作的人来说，收入锐减带来的打击往往是毁灭性的，而他们潜在的健康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疫情对他们的影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访问学者MatthewGoodwin预计，疫情全球大流行发生五年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欠佳群体受到的长期负面影响最大，而这些人往往也是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根源所在。
　　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贫富差距不一定导致问题，但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一定会造成各类社会问题。全球财富鸿沟加大，财富两极分化，加剧了不同阶层、族群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不仅成为部分国家和地区矛盾升级的导火索，还催生了各国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共振。例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口号我代表99，不再忍受1的贪婪与腐败充分展示了贫富极化所造成的社会对立。
　　在国家层面，以美国为例，财富鸿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首先，贫富极化造成阶层固化，滋生民粹主义情绪。全球化并未显著提升美国工人等中下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反而拉大了他们与富裕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下，富人阶层与中下层阶级在教育、医疗、住房甚至婚姻等方面相互疏离，这一状况历经代际差异得到巩固，阶层流动性大大降低。逆向身份政治运动利用美国白人男性工人阶级的被剥夺感和怨恨情绪，激进地表达了逆全球化的政治诉求，与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彼此呼应。其次，贫富极化造成社会不稳定，加剧族群冲突。非裔和拉丁裔等有色人种的整体财富和收入水平与白人群体存在极大差距，且这种差距无法在短时间内被赶超。疫情期间，非裔美国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远高于白人群体说明财富鸿沟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族群分化，而弗洛伊德事件更是说明当前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依旧尖锐。再次，贫富极化暴露选举政治的弊端，造成政党重组和政治极化。随着收入差距日益加大，不同群体的政治立场差异也在扩大。自美国2016大选以来，美国政党极化现象越发明显。美国两党政纲的高度异质化凸显了当前两党选民基础的变化和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分歧，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抛弃民主党，转向兜售保护主义的共和党，以期在逆全球化浪潮下重拾自信。总之，随着全球化的红利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或家庭手中，阶层和族群问题逐渐交织在一起，导致社会的包容性进一步下降，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被解构为对立的部落化利益。
　　在国际层面，财富鸿沟增加了国际合作的障碍。贫富极化的国内影响外溢至全球领域，造成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多边合作阻力加大。一方面，持续扩大的财富鸿沟为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催生保护主义政策。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美欧的中下层白人群体将自身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他们在面对移民涌入和社会变迁时感到身份的迷失，进而转向民族主义寻找自身的身份认同，并成为当前逆全球化思潮的主要推动力量。为迎合这一部分选民的诉求，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大力推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力推制造业回流，强调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以及限制本国技术向外转移，造成逆全球化政策行动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霸权国国内政治秩序的调整降低了自身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增加了全球合作的难度，滋生了孤立主义情绪。为将国内收入差异矛盾转移到国外，美国挑起贸易战、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美墨加协定并设置带有明显排他性的毒丸条款、阻挠WTO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行、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以及退出《巴黎协定》和伊核协议等多边协定的行为都说明，美国正在试图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但这不仅会导致全球财富流失，还可能加重本就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均，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行径。
　　当前弥合全球财富鸿沟的现实选择
　　短期来看，税收调节政策是缩小财富鸿沟最直接的途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造成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的最直接原因。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1980年至今，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消减幅度，与同一时间最富有的1人群占国民收入份额增量紧密相关而未过多消减其最高税率的国家，顶层收入者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增长要温和得多。此外，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绝对收益的缓慢增长造成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下降，而税收和其他再分配政策在缩小贫富差距上的无所作为放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在主观上进一步扩大了财富鸿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很多国家推出了包括给中小企业减税、给失业和贫困人口直接发放补贴等宽松财政政策。
　　2020年前三季度，美国增加财政支出2。93万亿美元，其中通过薪资保障计划和医疗强化法案拨款4840亿美元，从救灾基金中拨出440亿美元用于失业救济；日本增加财政支出约2。2万亿美元；德国先后推出约88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并将短时工作福利由12个月延长至24个月；法国增加财政支出超5600亿欧元。这些应对疫情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从中期来看，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是缩小财富鸿沟的重要保障。在很多国家，相对于高收入群体，低收入者获得的教育机会更少，从而在就业市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使得本身存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剧。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目前全球仍有5700万儿童失学，其中半数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全球缺乏基本数学和识字技能的青少年人数达6。17亿。而要实现确保所有儿童完成免费、公平和优质的中小学教育，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距、确保弱势群体平等获得各级教育和职业培训，确保所有青年和大部分成年人具有识字和计算能力等至少还需要10年。在就业方面，全球范围内有16亿非正规就业人口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的性别工资差异达23，实现工资平等还需68年。这些事实和数据表明，实现教育和就业公平的任务十分艰巨。从中国的脱贫经验来看，坚持教育优先和就业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更加均衡的教育政策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对于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和缩小城乡、区域之间收入不平等问题具有明显积极作用。
　　长期来看，解决全球财富鸿沟问题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国内治理来看，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实现更加充分和平衡的发展。发展是解决贫富差距的基础和关键。唯有实现充分且平衡的发展，坚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才能从源头上解决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在制度建设上，要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本、技术和知识等要素的配置功能，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同时，要完善再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贫困人口提供必要的生活、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保障。
　　从全球治理来看，治理收入不平等问题需要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在逆全球化浪潮侵袭的大背景下，推动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是解决全球贫富差距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一方面，要提升经济全球化的普惠性，合理补偿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尽管皮凯蒂提出的全球资本税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但在一国内部推进累进税制不但可以有效地缓解贫富差距极化，打破贫富差距的代际传导，为全球化受损者提供补贴，还可影响极富阶层累积财富的偏好，间接缩小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要建立全球税收治理合作机制，让财富增长造福本国国民。巨富阶层将财富转移至境外避税天堂，削弱了国家政治权威，当前各国很难对此进行监管。通过建立全球金融资产实名注册制等制度，可有效帮助各国打击偷漏税行为，为全球反洗钱治理扫清制度障碍。此外，还要推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并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殊优待。
　　总之，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考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财富鸿沟正在加大的现状，唯有各国通力合作，全方位提升各自国家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才能缓解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乱象，提升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推进人类共同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