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哪个医院好（天津市心内科最好的医院排名）

　　融媒体记者尹晗张玉辉高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结核病肆虐中国大地。1942年7月，在著名结核病防治专家郭德隆教授的牵头和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下，天津结核病院正式开诊，从此结束了天津市结核病患者无处投医的历史。1947年11月17日，天津公立结核病防治院正式成立，著名呼吸病专家黄夏教授为内科主任，李永春教授为外科主任，天津市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历史自此徐徐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人民政府接收了天津公立结核病防治院，并更名为天津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此后十余年间，天津市结核病患病率显著下降，死亡率大大降低，结核病是全市人民健康的主要大敌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针对疾病谱的变化，医院在学科建设上开始向胸科专业过渡。1963年开设了国内著名陈树勋教授为科主任的心内科，著名心外科专家张天惠教授为主任的心外科，并将结核病专业及部分医务人员分割出去，成立了天津市结核病院（后更名为天津市肺科医院，现天津市海河医院）。1972年更名为天津市和平医院，胸内科在刘昌起等老前辈的辛勤耕耘下，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胸科疾病诊疗中心。后又于1982年更名为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内科于2014按照国际规范更名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邵宝生教授、李月川教授、赵晓赟教授老中青三代呼吸人70余年的不懈努力探索，为我们谱写出一部学科传承、发展、创新的感人故事。
　　仁心仁术：打造呼吸学科三驾马车
　　肺功能、支气管镜、呼吸危重症这三驾马车共同检验着呼吸学科的服务能力和临床水平。1959年，我国著名呼吸生理专家赵连云教授于天津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现天津市胸科医院）创建了肺功能科，是我国华北地区率先开展肺功能检查的科室，在国内享有盛誉。当时，天津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的主要工作分为预防（包括团体检查、公共卫生、卡介苗接种）和治疗（分为内科、外科）两部分，是天津市防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结核病防治院职工合影
　　1972年，原天津市卫生局决定在天津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的基础上，组建以防治胸部疾患为主的天津市和平医院（现天津市胸科医院），并按照胸科专科医院的建设标准做了相应的调整，设立胸内科、胸外科、心内科、心外科以及病理科、检验科、放射科等技术科室。也正是在那一年，邵宝生毕业后来到和平医院，成为一名胸内科医生。
　　老一辈医学家为学科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975年，天津市和平医院胸内科在天津市率先建立有6张病床的重症监护室，创建了完整的重症监护和抢救体系，开展有创机械通气支持。
　　老一辈胸内科专家刘昌起教授正在查房
　　支气管镜是呼吸学科的重要武器，我院胸内科是国内最早开展这项技术的科室之一。李月川教授介绍，1975年，刘昌起教授在天津市率先引进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技术；针对大咯血患者，率先开展支气管动脉栓塞术。而从7年之后的1982年开始，科室又面向全国举办胸内科进修班，每年招收1015名进修生，为全国呼吸学科培养了大量人才。同年，医院正式更名为天津市胸科医院，以胸内科、胸外科、心脏内科、心脏外科四大临床科室为支柱，临床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天津市胸科医院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学科发展蒸蒸日上。邵宝生教授引进局部介入化疗技术，不但缓解中晚期肺癌患者无法进行手术、全身化疗副作用严重且用药量大的现状，更减轻了患者的疾病负担。随着腔内介入治疗学和影像医学的发展，介入治疗技术逐渐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优势。1987年开始利用支气管镜代替胸腔镜对胸膜腔疾病进行诊治，1991年完成了天津市首例支气管镜引导下气管支架置入术。而后，科室又于1994年、1995年连续承办了全国第一、二届支气管镜学术大会。1995年，天津市胸科医院通过国家三甲医院评审，成为天津市唯一一家以防治心、胸疾病为特色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专业引领：以重症学科建设扛起传染病防治渡河之桥
　　2002年担任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内一科主任的李月川教授在医院组织的科室现状进行全面的盘点、学科发展、人才梯队建设会议上。他意识到，作为一个拥有50多年深厚底蕴的科室，胸内科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救治疑难患者方面有着较强的实力，但当下重症监护治疗技术已落后国内先进医院的呼吸科，人才队伍更是青黄不接。作为专科医院，应在呼吸专业领域在市内有所引领，只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能为社会做出独特的贡献。李月川教授向时任天津市胸科医院院长程津新（前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将散落在各科室的重症监护人才与技术集中起来，组建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以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并将其打造成为开展高风险、高复杂、高难度诊疗操作的平台。这一计划得到了医院的全力支持，很快购置了16台大型呼吸机、3套支气管镜等设备。建立了14张床的天津市第一个RICU，李月川兼任科主任。而正当李月川教授大刀阔斧建设学科的同时，我国公共卫生事业也迎来了21世纪以来的首次挑战。
　　2003年4月，广州、北京相继暴发了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不久，天津市也进入了战时状态。天津市卫生局立即抽调邵宝生教授到市传染病医院，负责指导抗击疫情与医务人员培训工作。很快，医院就转进一位非典疑似患者，正是天津市的零号病人。
　　邵宝生教授（左一）与抗非同事合影
　　天津市首例非典患者为输入型河北籍患者，是位冠心病患者，并伴有严重肾衰。在前往北京治疗期间不慎感染非典（SARS）。虽经全力抢救，患者仍不幸死亡。而且，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也一个接着一个被感染，有的甚至牺牲生命。面对未知的疫情，我们是何等的心痛！但作为医者，我们都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必胜的信念，关键时刻，必须要上！随着天津市委市政府一系列强力措施的采取，天津市的非典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但医务人员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回想起18年前的那一幕幕，邵宝生教授依然无比痛心。当时，在抗击非典疫情初期，打的是遭遇战，医务人员大都缺乏严重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经验，也缺乏有效的防护用品，面对危重患者，仍然奋不顾身冲上去救治患者，一部分医护人员感染也因此不可避免冒着随时被感染的危险，他依然每天坚持带领大家查房，制定治疗方案，亲自为患者带上呼吸机，鼓励患者一定要战胜非典！并不断总结治疗经验。2003年的非典之战，为广大呼吸科医生积累下了宝贵经验。
　　2008年，邵宝生调任急诊科主任。他说：急诊科的核心作用是将院前急救与急诊科无缝对接，并通过与检验科、影像科、导管室、心内外科、胸内外科、手术室等多学科联合协同作战，快速地诊断、危险评估与处理，对高危患者进行及时的分类及治疗，为患者建立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充分发挥急诊科的救治能力和作用，使急、危重症患者得到了最及时救治。
　　在呼吸内科临床工作49年，特别是担任急诊科主任13年来，邵宝生救治了大量呼吸危重症患者，发表专业论文10余篇，参与著书《呼吸疾病治疗学》、《呼吸内科医师手册》、《呼吸系统疑难病和罕少病》等，引进新技术和完成科研课题各两项，是青年医生眼中神通广大的老师、患者眼中手到病除的良医。但他却强调：有三分之一的疾病不治即愈，还有三分之一目前还无法治愈，只有最后三分之一是可以治愈的。医生应充分认识到医学的局限性，在充分利用现代医疗技术救治患者的同时，更要在精神层面给予患者照护和抚慰。在老一辈的培养与言传身教下，我懂得了医德与技术同等重要，也希望后辈们在不断加强学术技术的同时，将这份医者情怀传承下去。邵宝生说。
　　邵宝生教授在门诊
　　2020年1月30日，天津市宝坻区百货大楼出现了一例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者，该患者曾在当地医院两次进行核酸检测与CT排查，结果均呈阴性，已经排除了新冠病毒感染。然而，当患者拿着资料来到天津市胸科医院急诊科就诊时，邵宝生教授根据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的症状和表现，发现患者在当地医院检查的胸部CT表现不能排除新冠病毒感染，他坚决强调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轻易排除！必须把好我们这道关口！迅速上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这样，在他的坚持下，患者及时被送往相关医院发热门诊隔离观察，并于2月1日确诊为新冠肺炎并转往定点医院治疗。由此，相关部门才得以立即采取措施，第一时间对百货大楼及相关地区进行严格封闭隔离。避免了疫情在我市进一步扩散。他在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医者情怀和使命。
　　2020年2月，李月川教授（中）为天津市胸科医院援鄂医疗队员进行强化培训
　　2017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使我国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大幅提高。这也是2020年，我国在短时间内取得抗击新冠疫情斗争阶段性胜利的重要原因。李月川教授不无感慨地道，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舍己为人’的文化传统降低了疫情传染率，而我国医务人员的牺牲精神则大大降低了死亡率无论前方后方，医务人员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救治患者的同时，也迅速提升了对疾病的认识，并以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毅力不断提高疾病诊疗能力，护佑患者生命。对于没有特效药的传染性疾病的救治，医护人员发挥的作用就像在河里一边摸着石头，一边用肩膀扛起一座独木桥，患者要自己走过去，但每名医护人员都会尽己所能，把桥扛得稳一点，再稳一点。
　　国内首创：将呼吸危重症与介入肺脏病学合二为一
　　自2006年李月川教授担任胸内科大主任开始，他在担任胸内一科、RICU主任时的人才战略已初见成效：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成为推动学科发展源源不断的后浪。2008年，李月川教授不拘一格，将年仅38岁的李冠华提拔为RICU主任，并将视野投向了呼吸学科的另一片战场创建了天津市最大、开展4级诊疗操作项目最多的呼吸内镜介入肺脏病学中心，在国内首创把以生命支持为特征的呼吸危重症和以内镜为平台的介入肺脏病学结合为一体的发展模式。
　　门诊中的李月川教授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的本质在于通过生命支持，为后续的诊疗争取时间。比如，一些患者因为年龄、合并症等原因，无法承受气道和肺内介入治疗的操作，但在重症医学的支持下，这些困难都能迎刃而解。说到这里，李月川教授回忆，自己曾救治过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其因吸毒产生幻觉，竟将一根长12cm、直径1。2cm的铝管塞入气道。如果当时没有重症学科的支持，医生只能通过手术将患者一侧肺叶离断，将异物取出后，再将气道吻合。这样，不仅风险极大，后遗症也很多。最终，在喉罩的保护下，我用细鱼线在支气管镜前端系了一个活扣，用钓鱼的办法成功取出了异物。李月川教授接着介绍说，近年来，科室开展了大量诸如ECMO支持下全肺灌洗、ECMO支持下气道介入、ECMO支持下复杂胸膜腔疾病的控制治疗等高风险、高难度的诊疗操作，给众多患者带来了福音。像这种喉罩保护下气道异物的取出，我们每年都要做十几、二十几例。
　　李月川教授（左2）带领团队开展气道介入治疗
　　2018年，天津市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连续荣获国家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PCCM）规范化建设项目三级医院优秀单位、天津市呼吸疾病临床重点学科等光荣称号。同时经过70余年的不断发展，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规模日益壮大，开放6个病区、248张病床，拥有科室独立的门诊、急诊以及内镜中心、睡眠中心、肺功能科、超声科等检查科室，建设了包括呼吸危重症（23个床单位的RICU）、介入肺脏病学、胸膜腔疾病、睡眠呼吸疾病、肺部肿瘤、肺血管疾病、呼吸系统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间质疾病、过敏性疾病、呼吸康复等10余个亚专科，现有呼吸医师103人，其中主任、副主任医师31人。已成为天津市业内、社会影响最大的呼吸疾病诊疗中心之一。
　　2018年，天津市胸科医院在国家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PCCM）规范化建设项目中被评为三级医院优秀单位
　　多年的医者担当和临床工作经验，让李月川教授在呼吸疑难病的诊断和呼吸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方面积累下丰富经验，也使他对科室的未来发展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医生治病就像军人打仗，充满了未知因素，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所以医者须怀敬畏之心、尽心而谨慎。科室规模的扩大不是‘跑马占地’，应以提升服务能力为导向；技术的发展不应背离医学本源，而要以患者为中心，最大程度维护患者的利益。
　　抱定这样的宗旨，李月川教授年复一年，每日早早来到医院，病房、讲台、手术台前总有他的身影；为患者会诊、检查、解释病情，不但细心、耐心更有热心。他曾这样深情地说道：当一名好医生是我毕生的追求，能为患者解除病痛，我感到比什么都高兴，都幸福。我们与患者虽素昧平生，但从他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一刻起，我们就必须对得起这份信任，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不负所托！
　　化危为机：推动呼吸慢病诊疗武器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医学领域，这一思想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李月川教授表示，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与环境息息相关，慢阻肺、弥漫性肺间质疾病、哮喘、肿瘤等呼吸系统慢病大多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预防的作用也愈发凸显。呼吸科医生除通过科普、患教等帮助患者提高健康意识外，更多的是通过长期规范化慢病管理，减缓患者疾病的进展，减少急性加重，降低住院率、死亡率，降低医疗费用，提高生活质量。
　　中国有近一亿人罹患慢阻肺，且近年来的患病率显著提高。由于疾病知晓率低、诊断率低，慢阻肺也已成为我国居民排名第三位的主要死亡原因，给我国公共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呼吸科医生来说，挑战即机遇，对于慢性气道疾病的防治成为呼吸学科未来发展的重点。
　　2005年，李月川教授在国内第一个报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发呼吸衰竭患者周围细支气管形态学变化，而这也引起了他新的思考：慢阻肺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不同的病理改变，最后出现的症状都是活动呼吸困难、呼吸气流受限，但是以谁为主？谁先出现？学界尚无定论。我小时候，农村做饭都是烧柴草，在无风的日子里，炊烟便会将村庄笼罩。但同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主妇，有的得了慢阻肺，有的则不会，得了慢阻肺的人症状也不完全一样。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2016年3月，在天津市卫健委科技资源平台建设项目的支持资助下，天津市胸科医院生物样本库正式运营，旨在通过标准化采集、处理、储存和使用心胸疾病患者的组织、血液和其他种类人体分泌物样本，并对其进行科学管理和质量控制，为心胸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供高质量样本，从而推动心胸疾病科学研究发展。
　　天津市胸科医院生物样本库
　　与此同时，在慢阻肺诊疗的战场上，医生们也迎来了新的一轮武器升级。2019年底，首个用于稳定期慢阻肺治疗的每日一次三联吸入制剂在中国上市，象征着慢阻肺治疗进入三联用药时代，我国广大慢阻肺患者由此便有了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三联吸入制剂是技术的组合，也是技术的进步。李月川教授表示，三联吸入制剂能保证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长效2受体激动剂（LABA）和长效抗胆碱能药物（LAMA）三种药物成分同时进入下呼吸道，既提高了临床疗效，又保障安全性。尤其是三联吸入制剂被纳入医保后，价格大幅下降，大幅减轻了国家医保和个人医疗负担。对于一个吸烟的慢阻肺患者来说，戒烟后，三联药物还没有烟钱贵，即使自费，用药都很便宜。
　　三联药物使用简单，一次辅导便可教会患者正确使用药物，大大提高了医生工作的便利性。但医生也应注意三联药物的个体化应用，防止药物滥用。提这个醒的便是赵晓赟教授。
　　创新是发展永恒的动力，在慢阻肺创新疗法方面，赵晓赟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8年，赵晓赟教授开展了呼吸神经肌肉刺激仪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康复呼吸辅助治疗的科研课题，相关研究成果不但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并在ATS、ERS等国际会议上进行交流，提高了医院的国际影响力。他介绍，由于慢阻肺患者长期处于咳喘状态，其呼吸肌会越来越疲劳，甚至发生肌肉萎缩。因此，借助间歇刺激的方式增强患者的呼吸肌收缩，能够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目前，赵晓赟教授正在进一步开展慢阻肺患者日常肺功能监测、呼吸慢病的数字疗法等项目，借助小巧便携的肺功能仪、可穿戴的远程呼吸监测仪，及时发现患者呼吸功能指标的变化，并调整治疗方案，达到精准治疗和密切随访的作用。指导学生以基于4G模块的远程呼吸监测诊疗系统荣获2020年度第三届天津市大学生信息技术新工科工程实践创新技术竞赛一等奖。他说，科研与临床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临床医生应在不完美的疾病诊疗中找到痛点，并从痛点入手，深入开展疾病相关的研究。多写文章、多交流！他说，把临床经验、成果总结出来，以文章的形式发表，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同行看到，不仅是对同行的帮助，也能收获同行的反馈，从而提高自己、更能造福患者。
　　医工结合：征战呼吸系统疾病隐秘战场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的诊疗，曾一度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隐秘战场。赵晓赟教授表示，OSAHS患者大多对疾病认知不足，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直到出现并发症才来医院就诊，大多数的日常检查项目却又找不到病因，只有进行夜间睡眠监测才能让很多问题浮出水面。
　　早在1997年，天津市胸科医院就成立了睡眠监测室，是天津市最早开展睡眠呼吸疾病诊治工作的单位之一。但受当时条件限制，科室一年只能开展50余例睡眠监测，且几乎没有治疗设备。李月川教授担任科主任后，发现赵晓赟对科技，尤其是新生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便成立了一个小组，以赵晓赟等三人为主要成员，建立起睡眠呼吸学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感兴趣，才能潜心钻研，并最终取得长足进步。
　　李月川教授（左）与赵晓赟教授（右）
　　小组成立后，赵晓赟每晚都要给患者进行睡眠监测。他介绍，传统的睡眠监测需要患者进行一整夜的睡眠实验，会有一套复杂的仪器设备与患者相连，并有同步视频监控。医生在采集数据后才能对患者病情进行分析判断，非常繁琐、耗时。近年来，赵晓赟教授团队研发出多项基于脑电、心电等信号的自动睡眠分期、自动呼吸事件辨识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大提高了数据分析的准确率和工作效率。
　　随着时代进步，睡眠监测设备正朝着便携式、可穿戴的方向发展，互联网智慧医疗之势迅猛发展！2014年初，以医院搬迁新址为契机，全新的睡眠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在天津市胸科医院正式成立，配备了多套国际领先的睡眠监测仪，以及数十台各型无创呼吸机。赵晓赟教授表示，除了极特殊病因引起的睡眠呼吸疾病外，目前，国际上对于OSAHS的治疗方式包括呼吸机治疗、外科手术、口腔矫治器等。在这一领域，自己也在不断探索。并且通过义诊、自建睡眠健康网站、公众号sleep、广播电视台等多种途径，大力开展睡眠呼吸疾病的科普教育。
　　2019年，赵晓赟教授承担了科技部面向复合呼吸支持的智能融合气道正压通气SPAP呼吸机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他表示，这种智能呼吸机有三大优势，一是将实现自动化调节，不仅比人工调节更精准、更及时，还能简化医务人员工作；二是操作简单，降低医务人员工作难度，方便非呼吸专业医生开展工作，从而让更多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三是能即时反馈患者问题，医生可通过远程控制，及时对治疗方案进行调整。目前，赵晓赟教授参与研发的SPAP智能呼吸机，除了已在多家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广泛临床应用外，还捐赠给新冠肺炎的定点救治医院天津市海河医院和湖北恩施州中心医院，在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晓赟教授参与研发的智能融合气道正压通气SPAP呼吸机已广泛临床应用并捐赠给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用于重症患者的救治
　　医工结合，我们一直在做！赵晓赟教授进行了实现间歇性气道阻塞OSAHS动物模型的实验教学设备的研制，通过模拟呼吸暂停的过程，让实验动物真正发生气道狭窄甚至梗阻，完善了OSAHS动物建模的病生理学机制。该项目成功取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后，基于此建模平台，赵晓赟教授又开展了OSAHS间歇性气道阻塞与胸腔压力波动的相关性、与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胸外科手术围手术期并发症相关性的研究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转化应用研究，申请了10余项专利。并且作为国内唯一专家，参编了睡眠呼吸疾病合并高血压的一项国际指南的制定。
　　赵晓赟教授的苦心钻研也换来了科室的不断壮大，睡眠中心现有3名全职医生、4名轮值医生和多名进修医生、研究生，共设有10余台睡眠监测仪，每年可开展2000余例睡眠监测，除解决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睡眠呼吸障碍患者的需求外，还承担了心内科、胸外科、心外科以及周边医院和周边地区患者的需求。2020年，天津市胸科医院睡眠中心获批为国家PCCM睡眠医学单修基地，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认可！这几年，科室吸引了很多外省市的同道专程前来学习，并且也帮助多个省市的医院建立了睡眠中心。睡眠呼吸疾病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中比较年轻的亚专科，在我国发展了30余年，正处于需要进一步宣传、提高的阶段。未来，我们还将结合医院的特点，不断延展睡眠呼吸学科的广度与深度！展望未来，赵晓赟教授内心充满憧憬。
　　赵晓赟教授展示自主研发的间歇性气道阻塞OSAHS建模平台
　　2018年，由赵晓赟教授牵头，与国内多家高校、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创建了深呼吸联合实验室，并担任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工业大学三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呼吸危重症、睡眠呼吸疾病的临床医学和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开拓研究。2021年，赵晓赟教授又受聘为天津大学医学部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成为天津市胸科医院最年轻的博导，并在新一轮的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扛起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的人重任。
　　赵晓赟教授参加编写的一项国际指南在ISC的官方期刊ChronobiologyInternational（国际时间生物学杂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