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自己举报自己吃回扣，都是收入低给逼的？

　　摘自：今日话题
　　特约作者熊志
　　开一支药能拿多少回扣？日前，海南省万宁市和乐中心卫生院一位医生自揭黑幕。据他说，自2014年他到该院工作，就发现有拿回扣现象，（自己）每个月一两千元（回扣）。他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和奖金等薪酬6000到6500元。除他之外，有十多位同事也拿回扣。
　　自己举报自己的操作，给事件增加了额外的看点，但它所牵涉的药品回扣，却早已成为一个审美疲劳的话题了。
　　医生吃回扣现象到底有多普遍
　　这起自己举报自己的案例，目前仍然停留在爆料阶段，细节是否完全属实，依旧有待调查验证。不过根据该医生提供的回扣清单，上面清晰记录了每盒药的回扣金额、开药数量、最终回扣额，这增加了该医院存在普遍吃回扣现象的可信度。
　　关于药品回扣的潜规则，公众早已不陌生。2016年央视曾历时8个月，对上海和湖南部分医院进行了系统调查，调查显示，一些医药代表给医生的回扣，最高可以达到药价的40。
　　央视曝光医生收回扣视频截图
　　更早之前，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曾引用一项名为透视医生调查的研究发言，根据该研究，54的医生表示曾有过接受药品回扣的行为，39的人说曾接受医药公司的会议资助。
　　无独有偶，这两天还有另一个同样涉及医疗回扣的狗血案例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博士生举报其导师，给患者乱装心脏支架收回扣，装一个回扣一万元。此次风波同样还处在调查阶段，不过类似以器养医为代表的回扣现象，也不胜枚举。
　　医院和医生吃回扣，最直接的后果，一是导致药价虚高，加剧看病贵。以前面提到的心脏支架为例，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包含成本、研发费用后的出厂价，往往只有两三千元，但最终到患者手上可能溢价八九倍，实际费用高达一两万。
　　二是医生为了多拿回扣，卖力推销返点高的药品，还会导致过度医疗。这不仅会提高患者的就医成本，还可能有损患者的健康，危害医疗安全。更重要的，它还常是医患冲突的导火索。
　　医疗回扣盛行的背后，医生收入到底低不低
　　有网友觉得，拿回扣固然不对，但也要正视医生收入低的现实中国医生的收入结构不合理，医疗服务价格太低。如果不通过吃药品回扣的方式找补回来，别说医生，医院可能都经营不下去有种说法是，N次医改，政府最该改的地方医务人员的薪酬丝毫没有变化。
　　其实，医生收入水平高不高，要看怎么比。比如此次举报事件中，当事医生承认的收入是，工资和奖金等薪酬在6000到6500元，此外回扣还能带来一两千的收入。
　　这个标准放在一二线城市当然很低了，但他所在的万宁呢？
　　网上可以找到海南万宁到各地的统计公报，2018年的数据显示，当地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只有32329元。该医生的月收入，减去必要开支，再和换算成月份的当地平均收入相比，其实不算低了。
　　事实上，研究医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2018年曾列举过一组数据，公立医院的医生收入还是有变化的合法收入已经是同学历、资历的公务员、教师收入的三倍。
　　朱恒鹏收集的数据显示，中国台湾地区人均GDP2。2万美元，台湾地区医生平均收入大约在40多万元人民币，高年资医生也不过6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台湾地区医生收入大约是人均GDP的2。54倍。
　　北京人均GDP大约10万元人民币，北京三级医院医生的合法收入平均在30万元以上，高年资医生在60万元以上，已经是人均GDP的36倍以上。日本医生的年收入约为日本人均GDP的3。8倍。从这个角度看，京沪地区的医生收入也不算低。
　　当然，这里涉及到是一线城市公立医院的医生，未必具有普遍参照性。在基层医疗体系中，医生的从业环境更差，劳动强度同样很高，但回报却比不上一线城市。而且，中国的万人医生拥有量，其实还是远低于欧美等国的，这意味着同样的收入水平，中国医生可能得付出更大的劳动强度。
　　但这同样不能为吃回扣提供合理性。医生天职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推销药品、器材。比医生辛苦且收入低的职业比比皆是，如果觉得收入低就可以通过灰色途经找补，那整个社会岂不乱套了？
　　医疗回扣的根源在过度的行政管制
　　对医生的批评，不意味着它就是医疗回扣的罪魁祸首。在整条利益链上，拥有处方权的医生只是最后环节，上游还包括药厂、医药经销商、医药代表，以及医院的药房等等。
　　此次举报风波中，该医生就提到，因为利益冲突，药房工作人员曾和负责人发生争执。他还表示，医院领导对此完全知情，但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知情。
　　考虑到药品并非从厂家直供医生，有着一整条财务审批链条，说医院领导不知情自然可信度不高。
　　关于这条利益链的存在，另一个最常见的分析是以药养医、医药不分。其实这只是说出了正确的废话而已，如果往更深层次追溯，医疗回扣更多还是行政管制的结果。
　　为了维护医院的公益属性，政府一方面对医院在土地和财政上给与补贴优惠，另一方面对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都有严格的限制。哪些项目如何收费，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并不掌握市场化的定价权。
　　比如在药品层面，在2015年以前，中国的药品都有最高零售限价。医院的进货价和销售价同样有明确管制，近几年随着药品零加成政策的推出，医疗机构15的加价率取消。
　　可账面上的合法加成取消容易，医生的处方权却很难监督。由于医疗服务定价普遍较低，医院和医生往往只能通过高价药品的回扣，弥补低价医疗服务导致的损失。
　　多重限价管制，并没有消灭药价虚高的局面，反而让回扣转入地下。
　　另外还得看到，公立医院的医生多是有编制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体制化的存在。一个直接后果是，医生固定在一个场所，无法流动起来自由执业。如果能够自由执业，雇佣关系更加灵活，凭借着专业水准和服务品质来获得市场化的收入，自然不会昧着良心冒险吃回扣。
　　有了公开透明的竞争，医疗服务才能得到正常定价，回扣的空间才会压缩。像中国台湾地区此前对医疗回扣现象的治理，正是采用的大力发展民营医院的思路。
　　当然，任何变革都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破除医疗回扣任重道远。但在此之前，对手握处方权的医生，进行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仍然是有必要的，收入低绝不是免责理由。何况收入高低，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