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老师（散文）

　　在我为文学愤青的年代，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我的老师，偶然。
　　老师的名字，我是不能叫的。老师和我父亲，年龄相差无几，是同乡人，又同在县里工作。而且，老师是我祖母娘家不太远的表兄弟，是我父亲的长辈，轮到我，该叫老师为爷爷了。只是，老师和我父亲，年少时，不熟，没有什么走动。后来，也是在不同的时间段来到县里工作，又是不同的部门，平常也就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是那种，只知其人，却不知其情的故乡人。然而，既是同乡，又是亲戚，有一份割不断的缘，有形无形的交织着，总是要联络的，便会渐渐地熟悉起来。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真正认识的，见面时，互相怎么称呼，我不知道，一直也没问过他们俩。
　　我是个文学青年，在文学的道路上才起步时，是属于瞎折腾的。无师，无道，无经验，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凭着读过几位名家的作品。散文、小说、诗歌什么都敢写，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写不成头绪，写不上道。写不下去了，就往那搁着，什么时候想好了，想顺畅了，接着再写。反正，无目标，无规律，无任务，一切皆属硬性。
　　我认识老师，不如说是先知道老师。我父亲他们这一拨，同在县里工作的同乡人，除了我父亲和我老师外，还有几个人。
　　初时，我父亲的职位最高，是区委书记。同乡人经常来我家串门、聊天，老师一次也没来过。他们聊工作，聊家庭，也聊家乡的人。在他们的闲聊中，就经常提到我老师。
　　他们聊天是在客厅里，我住的小屋，就在客厅的旁边。他们说什么，只要我想听，就能听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通过他们的聊天，渐渐地知道了老师。老师年幼时，读过私塾，他父亲也是个有学问的人，家学渊源。后来，读没读过大学，我不知道。他工作后，一直在文化、宣传部门。做过县剧团的编剧、团长，还做过县委党史办公室的主任，是全国较早的县级诗词组织雪花吟诗社的创办人之一。能演戏，能编剧，能导演，散文、小说、诗词、曲赋无一不精。是同乡中，最有学问，最具才华的人。但是，他为人厚道，不善钻研，更不会见风使舵，官一直做不上去。
　　我真正认识老师，是在我的文学创作极其不顺的时候，主动去拜访老师的。
　　有一天，我向父亲打听老师家的地址。父亲先是一愣，不知我想干什。但他立马就明白了，很爽快的就告诉了我，还说了一句话：嗯，找他，找对人了。
　　见到老师的那一刻，给我的感觉是：吃惊！因为，老师的形象，就跟我梦中见到的不相上下。个头不高，却很魁梧，像个将军。方方正正的脸堂，虽不是很白，却清清爽爽，几乎没有皱纹。头发向后脑背去，额头宽阔、敞亮，是那种天庭饱满，温文尔雅的大儒之态。他走路的样子也很特别，总是迈着非常沉稳，不急不慢的四方步子，似乎天塌下来了，也不会乱了方寸。从身材和面相看，似乎有些不协调。可是，他确确实实就是我的老师，就是那位被人称为满腹经纶的偶然先生。
　　忽然，我有些胆怯，这样的人一定很严肃，不好相处，讨教问题恐怕很难。
　　你喜爱文学？我到老师家，刚坐下，还没敢打量老师的家。老师本人也和我一样，才坐定，没有那既定的程序，我还没说话，老师倒先开口了。
　　我有些突兀，可脑子里立马开始思考老师的话。好在，老师问的，就是我沉迷其中的事，反倒轻松了。我答道：是的。
　　老师又说：写些什么呢？
　　老师的眼睛看着我，那不是老师对学生，而是长辈对晚辈。没有威严，只有关怀。
　　我本来还在想着，见面时该叫他什么？是叫他职务呢，还是叫他爷爷！没想到，这样子的一问一答，到把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身份、礼节给忘了，免了。
　　我赶紧说：写散文，也写小说。
　　哦！老师似乎有些惊讶。说：才开始还是写散文好，不拘泥于故事。可以炼字、炼句，锻炼语言的组织能力，逐渐熟悉了，再写小说会好些。
　　他说话的语速很慢，身板稳稳的，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却说得殷殷切切，语重心长。
　　接着老师的话。我说：最近，我写得有点困难，经常是写了一半了，感觉没多大意思，不想往下写了。
　　这是常事。老师立马回答。并说：很多时候，一篇文章写到一多半了，却发现写出来的，不是自己原来想的。这说明，原来的构想，和笔下写出来的不在一个点上，一些问题还没考虑到。或者，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自然的找到了更好的渠道，层次上升了。这样的情况，不是坏事，问题是看你怎么把后半部分写好，再怎么去调整前半部分。只要主题明确，有思考的空间，就是好文章。
　　老师一口气说完，看着我。又道：你说，是不是这样？
　　被老师这么一问，我突然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回答了。
　　此刻，我只有胡乱地点点头。稍停了一会，我才说：写不下去了，就想放弃，却又舍不得。
　　老师笑了，感觉不是那么严肃。说：写作是个辛苦的事，要有耐心，要坚持，要不怕失败。当然，坚持，不是硬写，更不是瞎写。题材有了，灵感来了，再困难都要写下去。每篇文章，只要动笔写了，就必须写完，不能搞‘半拉子’工程，更不能半途而废。写完了，可以放一放，暂时不去碰它，过几天，或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看一看，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修改既要认真，也要放开，不要受原来的思路限制，怎么好，怎么改。改过以后，再放一放，过几天，再看看，再改改，很多好文章都是修改出来的。总之，要坚持，不能急，要认真写，更要认真的修改。
　　老师又是一口气说了一大段，这是我从来都没听到过的理论，真的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老师又问我的工作辛苦不辛苦，问我读了些什么书，等等，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小时。我起身要告辞，老师也没有留，却随手从桌子上拿了本书给我，是《雪花吟》诗集。老师说：这是我近期编的，你可以看看，这里面也有你要学习的东西。
　　这是我第一次系统的接触古典诗词。后来，我写近体诗词，实际上，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这时，我才看了一眼老师的家。这是单位分配的房子，在二楼，一间客厅，两间卧室，另有厨房、卫生间，恐怕不足一百平方米。装修很简单，白粉墙，水泥地，木制门窗，是当时一般人家共同的基调。特殊的是，客厅的桌子上方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毛主席的手书体《长征》。另外，桌子上，椅子上都是书。室内除了家庭生活必备的物件以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书香之家，却又有着一种文化人特有的品质。
　　我出门了，老师送我到门外的楼梯口。我停下脚步，想着用什么方式跟老师告别。我若叫爷爷，觉着太别扭。若叫主任，又觉着太生疏。
　　老师！终于，在徘徊中，不知不觉地冒出这两个字。虽然有点唐突，却又觉得这是最崇高的称呼。
　　老师听到我这么叫他，笑了，笑得非常和蔼，非常开心。
　　嗯，叫老师好，好，以后就叫老师。回去跟你父亲说，我就是你的老师！
　　我和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我又去找过老师，即便再忙，都会抽时间跟我聊。
　　我每次去，都带上才写出来的稿子，给老师过目，请老师指点。老师从不让我空手而回，每篇稿子，都认真的看，都在稿子的末尾处做出批语。错误和不妥之处，也用红笔勾出来，画上标记。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的读书时代，心里无形的有了一种依靠和动力。
　　再后来，由于我工作的变动，精力不在文学上。但是，每次见到老师，老师都要问问我的情况。都会说一句：要坚持，不要放弃，别管别人怎么看，也别管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人认可，坚持下去就是成绩，就是最好的作品。
　　岁月荏苒，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也从工人起步，经历过干部、老板，现在成了蜗居者。文学也与我若即若离，顶风冒雨讨生计时，文学离我很远。置身于平淡无聊时，文学又时不时地在我的眼前晃动。
　　如今，我离开了奋斗的舞台，心中无所寄托了，文学又悄然地回到了我的心上。好像只有文字才能摆脱那难言的寂寞，才能重拾曾经的梦想，才能抒发那不羁的情怀。
　　然而，正当我在为生活而奔波，为前程而蹉跎的时候，老师已经离开了人世。我知道噩耗时，几乎不敢相信。
　　虽说，我有一段时日未与老师联系，也未见过老师，但老师的身体一向不错呀。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是执着于自己事业的人，打球、打牌、麻将这些娱乐活动从来不沾。早晨、晚上的一些健身运动也很少做。三两个朋友一聚就是几瓶酒、几包烟的事，根本与他们无关。生活，就如同他的性格、为人一样，有规律，有原则，更有自己不变的节奏。为什么说没了，就没了呢！
　　几十年来，小县城里，除了我父亲以外，没有人知道老师和我的师生关系。于老师来说，这么点大的事，不足挂齿，没必要跟别人说。于我，则是难以启齿。老师给我的教导和点拨很多，可我都未能将其变为现实。甚至，在人生走向困惑的时候，只一门心事的求功名，争利益，却把这神圣的事业给耽误了。我有脸跟人说，我的老师是谁吗！我不怕自己脸上无光，却不能让老师脸上蒙羞呀！
　　我知道，老师并没有要求我成名成家。但是，老师希望我成功，希望我能写出有分量、有特色的作品。
　　现在，我再也不能聆听老师的教诲了。但是，老师的儒雅依在，老师给我的依靠依在。我要再一次的愤青，再来个浑浑噩噩，不知天高地厚。写散文，写小说，写诗词，即使达不到老师要求的水平。但是，我可以告诉老师，我在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就按老师说的：坚持，努力！
　　2018年12月10日写于合肥翡翠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