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杜鹃原文及赏析

　　杜鹃，敝同乡的魂，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恐怕是任何鸟之所不能及。
　　我们一提起杜鹃来，便好像有说不尽的诗意在眼底缠绵。
　　它本身不用说已经是望帝的化身，但它时而又幻形为薄命的佳人，时而又幻形为忧国的志士，声是满腹乡思，血是遍山踯躅，可怜，哀惋，纯洁，至诚这在国民的感情中是成了爱的象征，这爱的象征是成了国民的感情。
　　而且，这感情还超越了国民的之范围，东方诸国大抵是受了传染的。例如日本，杜鹃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便并不输于本国。
　　然而，这实在是名实不符的一个最大的例证。
　　杜鹃是一种灰黑色的鸟，毛羽并不美，而它的性质尤其专横而残忍。
　　这鸟是不砌巢的，也不孵卵哺雏，在生殖季节只产卵于莺巢中，让莺替它孵化哺育。鹃雏较莺雏大，在将长成时甚且比莺之亲鸟尤大。鹃雏孵化后，每将莺雏挤出巢外，听其号寒啼饥而惨死，而自己则独霸着莺的哺育。莺受鹃欺而不自知，劬劳着哺育着比自己还要大的鹃雏，真是一幅令人不平，令人可以流泪的情景。
　　想到这些实际上来，觉得杜鹃这鸟子大可以成为欺世盗名者的标本了。然而，杜鹃不能任其罪。杜鹃是与生俱来的杜鹃，它并不曾要求人把它认为佳人志士。
　　人的智慧究竟和莺也相差不远，全凭主观的意象而不顾实际，有无数的人面杜鹃被哺育着，通乎去来今的三世。
　　1937年1月13日
　　编者注：望帝，传说中的蜀国国王，名杜宇，号望帝，退隐后化为杜鹃鸟。
　　郭沫若《杜鹃》赏析
　　这是一篇简短优美、立意新颖的散文。
　　立意就是观点。观点要新，因为新就是创造。新就是讲别人没有讲过的话，讲自己独到的思想，所谓言他人所未曾言。做学问的人都知道，创新的观点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论题新，所谓开辟处女地、填补空白，即使你的研究不够深入，但因为是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你的结论便自然而然有了新意；二是做翻案文章，别人说东你说西，别人说是你说非，由于反差强烈，新意立见。郭沫若是诗人，也是学者。学问之道，可说是烂熟于心。
　　这篇散文即是循着翻案的思路而写的。翻案的思路，今人谓之逆向思维，是创造之一法。不过这次翻案，不是负面翻正，而是正面翻负，即把正面价值的爱的象征的杜鹃鸟逆转成负面价值的专横而残忍的形象（或隐喻）。文章先列举杜鹃鸟在文学史上的种种正面形象：望帝的化身，薄命的佳人，忧国的志士，可怜、哀惋、纯洁、至诚。它不仅灌注着国民的情感，而且走出国界，成为东方情结。接着笔锋陡转，出语惊人，指出杜鹃鸟名实不符，过去的名声是出于对事实的误解。其根据是动物行为学的知识，即杜鹃欺骗性地独霸莺巢，类似于中国成语中说的鹊巢鸠占。这个事实是动物学的发现。翻开《辞海》杜鹃条目，其中赫然写着：部分种类不自营巢，产卵于多种雀形目鸟类巢中，由巢主孵卵育雏。雏出壳后，推出巢主雏鸟而独受哺育。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杜鹃鸟的文学象征竟与它的动物习性如此不吻合，打架得厉害。
　　当然，文学象征是一回事，自然知识是另一回事，它们各有其价值，即人文价值与科学价值。科学讲事实，文学则讲虚拟。我们完全不必要去追究龙的传人这句话或这个文学意象。龙本身是想像中的动物形象，所谓九似之象；传人则是后代的意思，龙是华夏族的祖先出于远古的图腾意识。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全是一派胡言，但我们至今还在唱《龙的传人》这首歌，还在用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郭沫若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他用科学的动物知识翻文学作品中杜鹃鸟形象的案，必定另有理由。这理由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中日关系。
　　《杜鹃》这篇散文写于1937年1月。这时，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但日本帝国主义却已经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蚕食与染指华北地区，其侵华野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翻开中日关系史，我们知道日本在唐代曾派遣使者到中国，把中华文化引入日本，作为学习、效仿的楷模。总之，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对日本民族是有哺育之恩的。但现实却是日本帝国主义恩将仇报。因此，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功利与安危出发，郭沫若做了这篇翻案文章，隐喻日本侵略者是忘恩负义、专横而残忍的杜鹃鸟。
　　这篇文章的最后落脚点还在于我们自身。也就是把中华民族比作莺批评莺的不觉醒而自甘奴化，对人面杜鹃丧失警惕之心。读来言简意深，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