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创作之用典

　　诗词创作之用典（上）
　　1：hr张海鸥
　　说到诗词创作的普及与提高，人们往往认为白描、不用典、大白话、读者容易看得懂是普及，而渊雅的风格和善用典故则属提高一路。其实这样理解并不准确。白话易懂之作艺术水平未必低下，诗词史上许多大家名家的经典之作，往往正是自然流畅、明白如话、雅俗共赏的。渊博典雅首先是个文化元素多少的问题，就诗词艺术而言，只有渊博典雅的辞藻和典故，未必就是高水平佳作。许多作者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就刻意炫耀学问，堆砌典故，其实那不是真正的高水平，而只是提高了阅读难度，未必就提高了诗词的艺术水平。
　　其实渊博典雅不只是辞藻雅致一些、典故丰富一些，更要有尽可能深厚些的思想情感，尽可能优雅新颖些的审美意趣，尽可能既巧妙又恰当贴切的用典方式。本文特从用典的角度谈谈如何提高诗词艺术水平的问题。
　　用典是诗词创作常见的现象，但用典的目的是什么呢？如何用典才好呢？这是创作诗词必须用心忖度的问题。
　　典故是人类文化共同的财富，是经过历史提纯和定型的文化符号，通常具有原型意蕴。有些典故意蕴比较单纯，如尾生抱柱不是讲死心眼儿的故事，而是对诚信的讴歌，引导人理解诚信高于生命的理念。又如巢父和许由洗耳的典故表示对权力和富贵的蔑视。有些典故的意蕴比较丰富、复杂，作者使用时通常侧重某一方面。比如鲁仲连的故事，李白用之强调卓越的才能、潇洒的风度、淡荡超然的精神境界。李广的故事，辛弃疾屡用之，都是强调英雄失意、怀才不遇之类悲壮情绪。
　　用典的原理是共识和引导：用具有共识性的意象作比况式叙说，建构阐释的可能。因此知晓度越高的典故，越适合用作共识引导。但知晓度与文化同质性正相关，一国一族一地甚至文化修养程度的差异，都是影响知晓和共识的因素，所以用典必须考虑读者。典故当然具有修饰功能，能使诗词显得渊雅，但若只追求这个功能，忘记其叙事引导功能，那就是舍本求末、炫耀唬人了。因此诗词用典一要力避生僻，不宜为装饰和炫耀而刻意堆砌；二要尽量用得贴切恰当自然，不能怀着众人不懂方见我之高深的心态去故意卖弄，以艰深文浅陋。
　　用典可以引发类比式想象。比如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用汉家愚妇轻买臣的故事，比况自己和女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苏轼《江城子》用遣冯唐的典故，比况自己仕宦磋跎，期待皇帝重新启用自己。
　　用典可以引导读者进行相关阅读。比如元稹《莺莺传》中有立缀《春词》二首的情节，二首绝句在元稹诗集中题为《古艳诗二首》：
　　春来频到宋家东，垂袖开怀待好风。
　　莺藏柳暗无人语，唯有墙花满树红。
　　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
　　等闲弄水流花片，流出门前赚阮郎。
　　宋家东的典故出自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元稹用这个典故赞美莺莺之美丽，并暗示自己才如宋玉，希望莺莺也像宋家东邻美女那样有风情，主动追求心仪之人。第二首用刘义庆《幽明录》典故：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溪边有二女子，资质妙绝，遂停半年。这里用阮郎遇仙女的故事，一夸莺莺美如仙女，二说自己是才子幸遇美人，三示求爱之意。这是想用旧故事引发新故事的巧妙调情笔法。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有论及此，说元稹巧婚。从为人处世的角度说，这两个典故用得欠庄重；但从用典作诗的艺术技巧来看，真是巧妙有趣，因而可以引起读者进一步拓展阅读的兴趣。
　　典故的指向性很重要。比如杜甫《天末怀李白》用屈原自沉汨罗的典故，表达对天才诗人李白生命的担忧，所指与能指精准。元稹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典故，指向美丽、性爱、忠贞，也堪称精准。刘禹锡《潇湘神》用斑竹泪典故，指向无尽的哀思。
　　用典故可以使简短有限的语句携带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比如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连用鹈鴂、鹧鸪、杜鹃、昭君出塞、陈皇后失宠、燕燕于飞、李陵与苏武、易水送别等典故，层层铺叙离别之伤感，将一人一时之离别，与普世永恒之离愁别恨勾连起来，大大增加了一词一事的内涵和感染力。
　　（选自《诗词中国》丛刊第5期）
　　诗词创作之用典（下）
　　张海鸥
　　人们常说用典之高境是如盐入水，令读者即便不详知典故，也能明白作者的意思。比如钟振振《红豆》诗序云：
　　只身旅美，访学经年，祖国亲人，长在梦寐。偶过一中国餐馆，见壁钟有嵌麻将牌发财十二张以标示钟点者。莞尔之余，忽发奇想：倘易以红豆十二，则我辈海外赤子思乡怀人无时或已之情，岂不尽见乎？
　　其诗曰：
　　海外捐红豆，镶钟十二时。
　　心针巡日夜，无刻不相思。
　　此诗巧用王维《红豆》诗此物最相思之意。王维那首诗太有名了，红豆已经因之定型为爱情相思的象征。钟诗巧借其力以出新意，新颖奇妙，优美灵动，温柔蕴藉，是用典之高境。
　　如盐入水这个说法强调融化，有味而无形。盐是重要的，水也重要。对诗词而言，典故融化在合适的语境中，就像盐溶于水。比如辛弃疾那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说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确实用得自然易懂，读者即便不详孙权、刘裕、廉颇故事，也能明白作者用意。但仔细分析起来，全词的结构和整体语境很重要，上下两片构成鲜明对比结构，上片讴歌英雄伟业，下片一层层营造了国事维艰而英雄无觅的语境，从而使每个典故都成了有机元素：国难当头，英雄何在？纵有英雄尚在，却又凭谁问呢？全词所用典故有的需要解释，有的即便不详细解释也能大致理解并引发联想，所有典故浑然一体。看来选什么典故重要，怎样搭配使用也重要。
　　典故若用得不好，则可能像把盐掺入沙石里，各不相融。常见一些作品堆砌典故，生硬牵强，装腔作势地吓唬人，这种现象在诗词界很常见，越拙劣越浅薄的作者越喜欢搬弄典故，还往往非常矜持地说：此梦窗句此清真典此定庵意云云，语气里仿佛自信满满，又含有对对方的不屑，言外之意是：用典，知道不？你连这都不懂吗？
　　笔者长期为本科学生开设诗词写作课程，又长期参与一些诗词赛事评审，常见努力用典却隔而不融的情况。比如最近刚刚在南京大学参加第十届大学生研究生诗词大赛终评会议，面对的作品是经过两轮格律审查、两轮通讯评选后的入围之作，其中一首《桂枝香咏金陵兼吊丁丑大劫》，序云一朝解甲，卅万枯骨，何其酷烈。可知其题目标示的丁丑大劫是指1937（丁丑）年12月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下片有句云：误几度、金汤苦筑。蓦竞举降幡，出甲连毂。金城汤池这个成语用得比较隔，误几度也莫名其妙。最离谱的是竞举降幡，作者似乎是在化用刘禹锡一片降幡出石头之句，但南京大屠杀有竞举降幡的事吗？乱讲！又如一首《咏梅花兼寓军魂》的七律，颈联是花开惊夜星星火，心付燎原猎猎风。星火燎原一语，无论取自《尚书》，还是取自毛泽东，用来描写梅花都不伦不类。
　　相比经典名作如辛弃疾《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
　　这是淳熙十五年（1078）作者（三十九岁）自江西调为大理寺卿，舟行过池州东流县某江村舶舟之作。首句化用李后主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句意，可视为用典，却无痕迹。垂杨系马当是取自王维《少年行》系马高楼垂柳边，也可以联想自《诗经小雅采薇》杨柳依依以下诸多折柳送别的意象。旧恨春江句颇似李后主一江春水句意。作者拥有太丰富的文化积累，他未必是有意用典，一切只从胸臆流出。如果从使用典故的角度思忖诗词创作艺术，这样的文化境界无疑是炉火纯青的典范。
　　现在网络发达，电脑、手机检索为用典提供了方便，但是善于检索就等于善于用典吗？我认为网络检索只是为堆砌者提供了方便。写诗作文真正要想用好典故，还是要先将典故熟记在心，而且要准确理解，内化为自己的文化血液，写作时才能自然使用。
　　人类精神文化遗产并非死去的东西，而是有生命的、可再生的文化元素。现代人用传统诗词文体写作，并不是仿制假古董，而是写真实的生活和心情，写作时使用典故，并不是装饰门面，而是古为今用，借古人酒杯浇自家心中块垒。比如今年春天笔者在广州大学城工作之余踏青赏花，写了八首绝句，其中《忽忆柳子破额山前诗》云：
　　到底春风暖胜秋，红巾许我做遨头。
　　临流细忖兰舟意，何事萍花不自由。
　　又《忽忆苏子笑倚清流诗》云：
　　雨润羊城春转凉，经年心事愈苍茫。
　　如何苏子孤鸿渺，不肯随风返玉堂。
　　第一首缘于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第二首缘于苏轼，其南迁惠州途经清远时，在北江舟中接到贾耘老寄来的诗，答诗有句曰：门前车盖猎猎走，笑倚清流数鬓丝。孤鸿则是他生命的图腾，二十七岁作诗即有雪泥鸿爪之喻，四十多岁谪居黄州有缥缈孤鸿影之写照。苏轼称《陶渊明集》和《柳宗元集》是自己南迁二友，可知陶、柳二士是苏子生命中特殊的感动。而上举柳诗和苏诗，也是我生命中特别的感动，每每涵泳之，总会触发深深的感慨。所以，我在使用他们的典故时，实际是与他们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晤谈，阅读和写作之际有共鸣存焉。我觉得诗词之用典，应该按这样的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