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那水那些人之四从广播喇叭里听来的外面世界

　　吃晌午饭的时候，家里的广播喇叭没出声儿。
　　小哥哥一个箭步窜到炕上，拽了拽接在广播喇叭后面的电线，这根儿电线是从窗户外扯进屋里来的。他又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像大块儿盘子一样的喇叭，支棱起耳朵听了一听，广播喇叭还是没动静。
　　小哥哥又跳下炕，跑到厨房舀来半葫芦瓢的凉水，小心地倒在连接着喇叭地线的硬铁丝脚下，眼看着那水慢慢儿渗透下去，可是广播喇叭还是不出声儿，他傻呵呵地望着挂在墙上的绿色广播喇叭，不知道如何是好。
　　忠华啊，你别捅咕了，去东院你张二叔家，问问他家的广播喇叭响不响吧！在外屋烧饭的母亲大声地说。
　　母亲话音未落，小哥哥一转身就出了屋，啪嗒啪嗒地跑到张二叔家一打听，才知道，张二叔家的广播喇叭也没声儿。大家猜想着可能是大队部里负责转播节目那块儿出了差错。
　　弄明白了不是自家的广播喇叭闹毛病、要罢工，我们一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母亲把晌午饭做好了，于是大孩子放桌子搬凳子，端饭盆盛菜汤，小孩子拿饭碗摆筷子，一家人坐下来，开始吃午饭。金黄的玉米饼子，淡绿色的角瓜配上白茬儿土豆汤，饭菜很香，可是我们吃得并不欢实，因为错过了晌午的广播节目有些失落，又都担心着，万一到了晚上，大队的广播节目转播还弄不好，那可咋整？
　　还没等我家吃完饭儿，村儿里就热闹了起来小媳妇儿们出来扎堆儿唠嗑，老爷们较劲儿掰着手腕儿，还不到下午上学的时间，孩子们打口袋、跳皮筋儿，一阵一阵儿的嬉笑吵闹声，招来村儿里的狗也跟着汪汪地叫唤。
　　看来，早已习惯了收听广播喇叭的人们，这个晌午都走出了家门，他们打发着无聊，还不时地向村儿东头的大队部方向张望着。
　　也难怪两趟街儿的村民们如此迷恋广播喇叭。那些年，村儿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报刊杂志，一年能有两三次露天电影。自打县里广播站开始转播松花江电台节目，（松花江地区，后来归属哈尔滨市）从县城到公社，再到村屯，村村都安了高音喇叭，户户都装了广播喇叭。屯里乡亲，男女老少，人人听，天天听，简直和吃饭、睡觉一样成为大伙儿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
　　广播喇叭可以当起床号。当时手表还是奢侈品，两趟街儿的村民买不起；几十块钱的挂钟和座钟也都是稀罕物，买的人家不多。通常，人们都是根据经验来判断钟点。可是到了冬天，早上亮天晚，即便是像我母亲这样会根据太阳的亮光和高度来判断钟点的能手，在一片黑咕隆咚之中，也很难拿捏好起来做饭，叫孩子起床的时辰。
　　有了广播喇叭之后，村儿里就有了起床号。一大早儿，挂在墙上的广播喇叭，先是刺啦刺啦地响上一阵儿，把你从熟睡当中激灵灵地叫醒；接下来播放开始曲《东方红》，在那温和、舒缓的曲调当中，你还来不及想象并崇拜伟大领袖呢，眼睛就有点儿不听使唤了，上下眼皮儿直发沉，忍不住要往一块儿粘；可就在上下眼皮儿还没粘到一块儿的当儿，《东方红》前段儿播送完了，开启了后一段，音乐的旋律越来越快，声音也越来越悲壮，仿佛有点儿像《国际歌》一样在召唤着你：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这时你就完全精神了，也不困了，也不怕冷了，也闻到菜饭的香味儿了，几乎是一个鲤鱼打挺，立马起来了。
　　听广播喇叭，能做秀才。古人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意思是有知识的人即使待在家里，也能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这个不大可能；但是在广播喇叭的时代，就变成了现实：
　　从收听节目当中，人们了解到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鞠躬尽瘁：他们要开大会、做出重要指示；他们要会见美国的尼克松、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等国际友人；他们还要亲切接见工农兵代表，并合影留念。
　　从收听节目当中，人们知道了，我们的伟大祖国，一直像老大哥一样，在无私地帮助着越南、蒙古、阿尔巴尼亚，给他们送钱送物儿，还送吃喝儿。
　　从收听节目当中，人们忽然发现，在我们的祖国，除了北京那个皇城根儿，还有桂林山水、天府之国、鱼米之乡那么多富裕、幸福得让人羡慕、向往的地方。
　　从收听节目当中，人们知道了哪天、哪个时段会有阴晴雨雪、风暴雷电，并根据预报的天气情况安排生产劳动。好玩的是，那些年，天气预报经常不准，意外遭遇大风、暴雨天气的人们，不知道该骂的是气象站，把怨气都一股脑儿地撒到了播音员儿身上，他们经常指着广播喇叭骂播音员们瞎得得哩。
　　这样一数，你看看，一根儿电线扯着一块盘子，就能让你了解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即便你不识字，也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何止是个秀才，简直像是能坐地日行八万里的神仙啊！
　　听广播喇叭，像是在看大戏。广播喇叭一播放文艺节目，就好像那些吹啦弹唱的艺人们，在你的眼前一样活蹦乱跳。他们唱歌、说相声，打快板、讲小说、演二人转啊，无论干什么，都是那么生动、形象、有趣。
　　那些爱唱歌的年轻人，还可以跟着喇叭学唱流行歌曲，比如《红星照我去战斗》、《洪湖水浪打浪》、《驼铃》等，一首歌广播喇叭会连续播放一星期，一天播放三、四次，保准儿年轻人都能学会。
　　就这样，听着听着广播喇叭，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两趟街的人们发现，除了劳动生产、吃饭睡觉、串门唠嗑之外，还可以这样悠闲地打发日子；不知不觉中，一些人改变了老脑筋，还增长了见识，以至于在唠嗑、争论时，都习惯于说广播里说了什么，什么事是喇叭说的，以此来证实事情的权威性，增加说话的含金量。而一些有头脑的年轻人，则从广播喇叭当中收听到了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社员收入的好办法。
　　两趟街儿三队的王队长，就是这样一位有头脑的年轻人。他个头不高，胖墩墩儿的，红脸堂儿，说话响亮，办事周到，人们亲切地叫他王胖子。针对村儿里庄稼生长期日照时间短，秋天下霜早这一情况，他带领三队社员率先种植早熟玉米品种，当年玉米就获得了大丰收。
　　转过年来，王胖子又请来个鲜族人来队里指导水稻种植技术，在两趟街的后河套，三队破天荒地种上了水稻
　　那年秋天打完场儿，卖了粮食，三队一算账，嘿，好家伙儿，一个卯子工，竟然折合两块多钱！分红的时候，队里劳力多的人家领了一整沓儿的人民币。
　　在丰收的喜悦里，人们更加感到，在那一排排电线杆子上，拧着白瓷电弧的电线，一头儿是偏僻的小山村，一头是外面的大世界；从广播喇叭里听出来的别样人生，又让大家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们看自己的太多，而能看到的外面世界又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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