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教学怎能停留在寻找标准答案的层面

　　杜威在《我们如何思维》一书中写道：智育的全部和唯一目的就是要养成细心、警觉和透彻的思维习惯。美国教育部、美国教育协会等联合组建的批判性思维共同体网站上写道：深入批判性思考的基础，对于过一种理性的有意义的人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想找到问题的根本和理性的解决方法，那么批判性思维是极为关键的。毕竟，无论我们做什么，其质量都取决于我们思考的质量。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是指在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时的合理的反思性思维，基本等同于理性思维。哈佛大学写作系主任詹姆斯赫伦介绍说，写作课是所有哈佛学生进校后唯一的一门必修课，目的是培养理性思维能力，教学生如何就一个空泛的话题正确地提出问题，如何找到强有力的论据证明问题，如何清晰有效地和他人沟通，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我们虽然进行了多年的教育改革，课堂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提问与回答问题次数明显增多，但这些问题大多是重发问，轻疑难。中文问题一词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提出的问题，另一层是存在尚未解决、有待探究的疑难。目前的问题教学就偏重发问，并且指向课本上的标准答案。《重庆晨报》有一篇报道说，重庆广益中学的历史老师和美国西部高中的历史老师开展了一次教学比拼，分别给两个班的同学上了一堂相同内容的世界历史课，内容是世界历史英国君主立宪制。广益中学的历史老师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有：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对于‘国王’的存废，英国人有过哪几次不同的选择？三次不同的选择都是由同一机构作出的，是哪一机构？议会是个什么机构，在英国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而美国西部高中的历史老师整堂课主要与学生讨论三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公民想要议会来掌权，而不是国王？什么是权利法案，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权利法案对英国如此重要，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以借鉴吗？
　　很明显，广益中学的这位历史老师的发问指向的不是有待探究的疑难问题，而是引导学生在书上寻找标准答案，美国西部高中老师的问题指向的是有待探究的疑难问题，引发的是一个思考过程，思考之前需要阅读大量资料。
　　我在多所中小学听过课，老师们所提问题大多与广益中学的历史老师类似，都可在书本上找到标准答案，所以我们的问题教学大多是为掌握信息服务的。这样的提问实际意义不大，学生会觉得还不如自己直接看课本，背课本。所以，学生们盛行采用机械记忆的方式学习。期中考试前，笔者工作的教学楼走廊里出现了不少女生，她们坐在小凳子上，手捧一本书或笔记本，口中念念有词，仔细一听，是在反复读一些知识点。想起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的一部纪录片《高考》，镜头下，高中生们也是这样反复地读着什么，只是语速更为急促、迫切。我又找到一些到初中实习刚回来的学生核实，他们说，除了一些公开课，平时课堂教学主要就是讲重点，找重点，划重点，记重点，核心是背重点。就接触到的这些事例而言，我们当前教育的实际效果主要是培养信息的记忆者，这些信息大多空乏，除了考试，与学生的真实生活交集不多。
　　教育的核心目的究竟是培养理性思考者，还是信息的记忆者？或者两者都不是？这涉及到教育的基本假设，即教育哲学。这些基本问题可以探讨，但很难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在基本假设问题上需要信念。如果我们认为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理性思考者，包括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提出问题，如何找到强有力的论据证明问题，如何清晰有效地表达思想。如果我们以此衡量当前的教育，就会发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