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何一开始支持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就不支持了呢

　　史景迁的《太平天国》在汉学界当中流传非常广的，他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太平天国的角度有所不同，史景迁无心撰写一部巨细靡遗的天平天国通史，也无意阐述太平天国这场运动的宗教信仰。而他更感兴趣的是研究洪秀全的精神世界，称洪秀全及其信徒是在一种天启式的灵视之中步入了这场十九世纪的大浩劫运动。所以他的写作用意在于提供一个清晰有序的脉络，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利用和解读。
　　说起来很有意思，2012年底和2013年年初同样有两本关于太平天国的图书出版，两位作者都是史景迁的学生：一本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裴士锋（StephenR。。Platt）的《天国之秋》；另外一本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副教授梅尔清（TobieMeyerFong）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两本书对太平天国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太平天国既不是叛乱，也不是革命，而是一场内战。裴士锋在访谈中解释说，到底是农民起义，还是革命，还是内战，这些术语的选择反映的是历史学家个人判断，也就是站在其中一方判断谁对谁错。如果把这场运动称之为太平叛乱，毫无疑问是站在清王朝一边。这个概念暗示着太平军是罪犯，他们应该为战争中全部的暴力负责。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称之为起义或革命，那就是站在了反叛者一方，认为太平军是对政府残酷统治的反叛。而用内战这个概念，它能准确描述这场中国内部战争的规模和力量对比。这两本书处理这场内战的方式也不同，裴士锋对《浩劫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梅尔清对于19世纪中国战时和战后体验的开拓性研究是一部稀有的学术著作，它不仅在知识层面，也会在情感层面，产生深刻共鸣。正因其感伤力和洞察力，使这部著作具有思想触动性、心灵震撼性，以及最重要的眼界开阔性。这是因为《浩劫之后》把写作的着重点放在了战争之后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身上，从不同人，士人、士兵、妇女、儿童、官员以及变节者等等视角上，梳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之一的不同体验和记忆。在梅尔清看来，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太平天国战乱对个人的影响绝不逊色于其对政治的影响。
　　裴士锋处理太平天国的角度又是另外一种方式。与史景迁相比，裴士锋借用了他的用故事讲述历史的叙事手法，用很多信服的细节来陈述和还原历史过程。但他写作中最关心的问题是，在这场惨烈的内战之中，西方人视域中对这场战争有何认识和看法；这场内战纳入到当时的全球文化视野中，又是什么样的：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协助恢复中国十九世纪时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中国不是个封闭体系，全球化也谈不上我们有时以为的晚近现象。大清帝国透过贸易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因此，中国这场内战与地彼端的欧美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受到外界即时的关注。
　　他在书中提及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太平天国与当时的美国内战南北战争并列，都是十九世纪不可忽视的战争，对英国尤其重要，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英国当时最重要的贸易市场。书中另外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英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跟清王朝合作，打败了太平天国。按照当时首相帕麦斯顿的说法，英国介入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可以大大弥补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否则，按照中国数千年一治一乱，一乱一治，王朝更替的方式，清王朝很可能早被代替。太平天国的失败，至少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延缓了五十多年。但是这种观点仍然会受到质疑，就算太平天国代替了大清帝国，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会向全球市场开放？虽然他们有着相似的宗教，但是我们总能发现，太平太平天国的宗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教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洪秀全在战争后期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他不过是利用这种肤浅的中国式的教义来完成自己神化地位，他与其他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并无多大不同。
　　马克思曾经对太平天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汇成了一场巨大的革命洪流，不管这样的起义原因是因为宗教的还是民族的。但是随着事态发展，在太平天国后期，马克思的对它的看法发生了逆转，在1862年《中国纪事》中，马克思写道：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文章的结尾，马克思更是把太平军与比作中国的魔鬼，并说这类魔鬼是停滞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马克思的思想有了如此重大的改观？
　　《天国之秋》的写法上十分奇特，与他的老师史景迁选取的洪秀全的精神世界不同，裴士锋是从太平天国的中后期开始涉入，选取的也是第二号人物干王洪仁玕，除了短暂提及洪秀全，其他东王杨秀清、忠王李秀成，都提及很少，全书甚至没有提过西王萧朝贵，重要主角曾国藩也到第六章才现身。裴士锋选取的时间是以洪仁玕1853年逃到香港当传教士助理开始，以洪仁玕1864年遭清兵追补结束。洪仁玕的特殊性在于他曾在香港与众多传教士有着密切关系，而当很多传教士意识到，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干王就是他们曾经交往的传教士助理，他们以为这是一次可以把基督教传到内地的好机会。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有着这种同情，而这种源于同一信仰的同情，影响了西方人对当时大清帝国和太平天国的不同看法。但也正是这样的一群传教士，当他们深入到中国内陆，深入到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接触到太平军的领导层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虽然都是信仰基督教，但是洪秀全的基督教绝非他们认同的西方基督教。而且在这种宗教信仰的背后，是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与腐败的大清帝国并无二致，书中有很多战争后的废墟和杀戮的场景，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说太平军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军有什么大的区别，除了宗教信仰这一点之外，最大的区别是这一起义是发生在近代，发生在闭关锁国被外来者打破之后，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就意味着中国再也不是原来自满自足的个体，从此有西方的势力的干涉，中国发生的一切都与世界有了密切的关联。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借用英国领事（ThomasTaylorMeadows）米迪乐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观点，认为数千年这个国家的发展就是因为，中国人尊敬成功的叛乱，把那视为天意的展现，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稳与繁荣的意志。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势力的干涉入侵，这场叛乱也可能失败，然后精心酝酿着下一次叛乱，直到推翻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要不就是代替大清帝国，太平天国成为一个新的帝国。按照英国人的最初的预想，他们可以扶持太平军，通过这种方式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但是，当这种扶持并不奏效之后，他们选择了扶持曾国藩和湘军。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最终的回报同样没有达到预期。
　　裴士锋在《天国之秋》写到：事实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开始。首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英国出手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将提升英国在华的利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他所料，只是原因并非他所认为的那些。事实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降临，而是战争的继续战争期间的荣景为漫长衰退所取代，英国两大商行在衰退期破产。讽刺的是，任何人特别是帕麦斯顿都未能体察到，让中国恢复暗安定其实从不符合英国的利益。战争所带来的利益远远高于和平时期，所谓战争不但是政治的继续，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当然，只要不是自己国家的的战争就好别的地方的战争总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润，这也许就是战争永无休止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