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兵躲进森林继续顽抗年

　　1974年3月10日清晨，一名身穿半旧日本军服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来到菲律宾卢邦岛警察局，他向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后，郑重地把一支步枪放到地上。他说：我是少尉小野田。我奉上级的命令向你们投降。这个日本人因为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与部下一起在菲律宾的丛林中战斗了整整30年。
　　当被告知战争早在1945年已经结束时，他惊呆了。他问：日本怎么会败？我干吗要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枪？他坐在那里，失声痛哭。
　　1942年，年仅20的小野田被征召入伍。在陆军中野学校接受游击战的训练后，1944年11月，他被派到菲律宾的一个叫卢邦的小岛从事游击战。主要任务非常单纯：抵抗美军的攻击，破坏机场与海港。而行动策略简单至极：自己活下去，没有后援。
　　隔年2月28日，美军登陆，大部分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战死，除了小野田和同在岛上的另外三位日本军人：伍长岛田、上等兵小冢、一等兵赤津。他们躲入茂密的丛林，继续顽抗。
　　二次世界大战很快结束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他们并不认为日本会战败。他们的策略非常清楚：虽然无法占领整个岛屿，但是，可以让岛上的菲律宾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因而产生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成了整个岛屿的统治者这正是游击战的最高目标。因而，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有几十个农民在收割香蕉时，被他们残酷地无端枪杀。
　　他们保持不断移动的战略，连当地人都无法将他们抓获。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甚至保存干掉的香蕉，以便维持一定的热量。但是他们无法猎取太多的食物，因为枪声会暴露战斗位置。
　　当雨季来临，他们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着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他们在森林中的藏身之地很干净，墙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
　　1945年10月，他们看到了美国人发的传单，上面写道：8月14日日本已经投降。赶快下山投降！小野田当时将信将疑。忽然听到不远处有枪声，于是认定战争没有结束，传单在骗人。
　　1949年，赤津受不了绝望的环境，终于投降。剩下的三人仍负隅顽抗。
　　此后，他们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不断在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三人念及家人，结束作战。然而，他们估算这又是敌军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甚至，当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这个岛屿，拿着麦克风对他喊话时，他依然固执地认为，这不过是美军用像他兄弟的声音来诱捕他。
　　1954年5月，岛田在一次冲突中战死。10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地喊话：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始终不予理睬。
　　游击战让他们养成一种事事怀疑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深信日本人不会认输，他们坚信日本人会回来。因为小野田的上司是这么说的。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日本建起了成片的摩天大楼，而小野田和小冢却一直活在1944年，继续在卢邦岛为天皇而战。他们每个月都要袭击一次军车，枪杀司机。
　　1965年，他们偷窃到一台收音机，听到了新闻里关于国际关系的报道，中国与日本已经不是敌对的国家。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承认世界的改变。他们依然枪杀农民，烧毁稻谷。
　　1972年10月，小野田在附近村庄埋设了最后一枚地雷，因为生锈，地雷没有爆炸。所以他只好同小冢一起袭击巡逻队。在这次行动中，小冢中枪毙命。
　　日本投降27年后，日本士兵的死亡引起了东京的高度重视。日本马上派人到缅甸、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寻找藏在森林中的日军士兵。山里的传单更多了，除了报纸、杂志，还有小冢在日本的丧礼的消息。但小野田始终固执地拒绝真相。
　　1974年2月20日，他在山里偶然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他探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小野田）。他们展开了对话。小野田说，如果要我撤退，必须有我队长的命令，否则免谈。铃木承诺，他会带着他的队长的命令归来。
　　铃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小野田的老上司谷田义美。原来谷田义美已经改名从商了。铃木同谷田义美来到了卢邦岛丛林中约定的地方。1974年3月9日，小野田发现一张铃木的字条，说他的指挥官谷田义美少佐已经来到当地，并且附上一份完整的撤退命令的影本。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来到指定的地点。少佐一声令下，这位干瘦的少尉小野田宽郎就地投降。小野田在30年的战斗中共打死打伤了130名菲律宾士兵和警察。但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放他归国。
　　30年之后，小野田终于回到了日本，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他成了日本精神的英雄。很快，他的自传成了畅销书，书名是《绝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他参加了许多活动，为军国主义招魂。
　　但他仍然没有办法适应日本的生活，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令他害怕，而喷气式飞机和电视机则把他吓得心惊肉跳。1975年，他在巴西的森林中买了一个大牧场并在那里定居。
　　1996年5月，他又回到了卢邦岛。几乎所有的当地人都不肯原谅这个杀死了他们亲人的恶魔。当小野田被问到如何看待上百个受伤与至少30个死亡的无辜农民与破碎的家庭，他仍然面无愧色，死不悔改。军国主义流毒早已侵入到他的骨髓，他已经丧失了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其实，他又何尝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本文整理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