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费尔普斯中国创新发展或比美国快

　　中国的本土创新做的还不够，没有达到美国在1820年代、1960年代大规模创新的水准。如果不发展创新，总有一天，中国会发现没有技术可转移，经济停滞不前了。
　　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S。Phelps）来到中国，参加由《北大商业评论》主办的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期间，腾讯《微讲堂》节目请到费尔普斯教授作了访谈。
　　费尔普斯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发展了熊彼得的创新理论，熊彼得认为创新是科学家和航海家的专利，而费尔普斯教授提出了大众自下而上创新的概念。
　　当费尔普斯教授用他的理论框架审视中国的时候，得出了许多很有意思的结论。以下为费尔普斯教授的精彩观点。
　　核心观点：
　　（1）原以为中国100从国外转移技术，经过调查，发现中国也有创新。估计过去数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2来自创新，高于美国的1。
　　（2）中国的本土创新做的还不够，没有达到美国在1820年代、1960年代大规模创新的水准。如果不发展创新，总有一天，中国会发现没有技术可转移，经济停滞不前了。
　　（3）国有企业无法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要让民营企业更容易得到融资，可以极大地推动创新。
　　（4）熊彼得认为创新是科学家和航海家专利，不相信商业领域可以创新，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商业领域可以创新，而且这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5）广泛的教育对创新有一定帮助，但不等于创新。创新需要冒险和忍受孤独，传统的家庭观念可能是个阻碍因素。
　　观点一：中国也有创新，甚至多于美国；中国还需要在本土创新上做的更好
　　我曾以为，中国只是100从国外转移技术，但当我去到工厂，和商人交流，我意识到中国也有创新。
　　我们估计，过去数十年，中国年均79的生产力增长中，约7或8来自国外技术转移，以及从沿海地区向内地的技术流动。尽管如此，还是有2左右来自创新。这个数字可能看上去很小，但美国只有1。所以，中国的创新发展可能比美国还要快，但因为我们过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其他来源，忽视了创新。
　　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技术转移，但这不会永远存在，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创新。如果美国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一直保持在2、3，中国可以一直依赖技术转移，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生产力因为商业领域的创新而迅速增长。后来，欧洲开始转移美国的新技术，几乎转移了它需要的所有技术，但大概到1990年代，欧洲的生产力几乎停止增长。这一幕也可能发生在中国。如果不发展创新，中国可能有一天也会发现没有技术可以转移了，那时经济就停滞不前了。
　　对于中国正在消失的人口红利，我们一直预计中国工人的薪酬会上涨，因为生产力提高了，财富增加了，薪酬自然会随之增长。中国正在竭尽所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本土创新上做的还不够，还没达到美国在1820年代、1960年代的大规模创新，因为中国本土的创新没有覆盖到企业界的每一个人，一直到草根阶层。一个国家如果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要促进生产力和工资的上升，必须要有本土的创新，要有很多中国人参与到大众创新的过程中来。
　　观点二：让民企更容易得到贷款，有助于中国的大众创新
　　公共部门缺乏洞察力、愿景和商业经验，无法了解应该投资什么样的项目，也没有足够的洞察力选择恰当的合作伙伴。国有企业选择的一些项目也无法最大限度推动生产力提高。
　　相比之下，私营企业拥有更大优势，因为很多CEO已经成功创建了公司，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谋略。私营企业面临的挑战是技术本身的复杂度，而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挑战则在于商业判断力和洞察力。
　　所以，中国可以大幅度调整银行融资安排，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资本，使大量资金能够基于纯粹的商业和利润基础来进行借贷，提供给民营企业，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当然，金融业也要有商业头脑和经验，要有能选出有成功潜能的企业的慧眼。
　　观点三：创新不是精英的专利，大众也能创新
　　19世纪初期英美生产力腾飞，人们很开心，专心地工作，非常满足。这并不是因为科技进步，当时并没有太多新的科学发现，取而代之的是商业领域的创新不断涌现。商人不断创造、开发出新的产品，这些成功是一种经济和商业上的创新，不是科学上的创新。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只有科学家和航海家才能创造新事物，商业部门唯一能做的就是运用，完全不相信商业领域也可以创新。我的观点恰恰相反，相信商业领域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观点四：创新不等于高素质教育，创新需要冒险
　　19世纪美国在商业领域的创新是一种文化，一些价值观激励了创新，人们对创新感兴趣，乐于创造新事物。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末，创新浪潮迅速消退，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又开始出现。
　　广泛的教育对创新很重要，一些高科技公司的创新主要来自于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群。但很高的教育背景并不等同于优秀的创新条件，就算有极高的受教育程度，也并不一定有创新的火花。19世纪美国商人主要在农场、城镇的工厂和办公室工作，一样有很多创新。
　　创新必须有足够的洞察力。光有创新的愿望，并不意味着就能做到创新。创新是极难的，既需要新产品的想法，也需要洞察或预见用户喜好，而这要靠经验而得，所以你无法期望一名刚毕业的清华大学学生可以一蹴而就，虽然会有例外。
　　家庭价值观可能会阻碍年轻人从事具有创新冒险和挑战的职业，这个问题在美国和中国都存在。同时，企业家很多时候不得不任人唯亲，这样也会影响创新。
　　中国人很重视知识的作用，很多中国学生学习很投入，但创新需要长时间的孤独思考，在孤独思考过程中找到一些原创的洞察力、非传统解决方案，中国人到底多大程度上愿意忍受这样长时间的孤独，脱离他的朋友圈和家庭圈？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多大程度上愿意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呢？这是需要花时间的。
　　所以，对于怎样才能推动创新，我有个比较疯狂的想法，就是中国人应看看价值观里有什么内容阻碍了创新。或许可以要求中国的母亲跟孩子说：别去公营部门捧铁饭碗，要去私营部门冒险，去自己执生。
　　注：埃德蒙费尔普斯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2006年因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繁荣》一书的作者。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集中研究了经济如何增长？、经济繁荣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这样几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大繁荣》的英文全名，翻译过来应当是大繁荣：草根创新如何创造就业、挑战与变局》（MassFlourishingHowGrassrootsInnovationCreatedJobs，Challenge，andChange）。从这个书名可以看出，费尔普斯认为大众创新是上述几个问题的答案，这也是他此次中国之行的核心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