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风采录（二）

　　（二）
　　采撷远古之花兮，
　　以酿造吾人之蜜。
　　吴宓
　　1939年秋，我升入联大外文系二年级，选修了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陈福田教授的大二英文，莫泮芹教授的英国散文，谢文通教授的英国诗，刘泽荣教授的俄文，贺麟教授的哲学概论。
　　关于吴宓，温源宁在《一知半解》中有非常生动的剪影：吴宓先生真是举世无双，只要见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吴先生的面貌呢，却是千金难买，特殊又特殊，跟一张漫画丝毫不差。他的头又瘦削，又苍白，形如炸弹，而且似乎就要爆炸。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刮得干干净净。他脸上七褶八皱，颧骨高高突起，双眼深深陷入，两眼盯着你，跟烧红了的小煤块一样这一切，都高踞在比常人高半倍的脖之上；那清瘦的身躯，硬邦邦，直挺挺，恰似一根钢棍。
　　关于吴先生的为人，温源宁接着说：他以学识自豪，他的朋友们也因这位天生的名士而得意。他绝不小气，老是热心给别人帮忙，而又经常受到某些友人和敌人的误解，对别人的良好品德和能力，他有点过于深信不疑；外界对他有意见，他也过于敏感。这样，对自己也罢，对外界也罢，吴先生都不能心平气和。
　　吴先生的学者风度，可以从他对钱锺书的评论中看出。钱锺书是他的学生，他却能虚怀若谷，慧眼识英雄，可见他是多么爱才若渴！我自己也有亲身的体会。
　　1940年5月29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上完欧洲文学史时，吴宓先生叫住我说：‘我看见刘泽荣先生送俄文分数给叶公超先生（系主任），你小考100分，大考100分，总评还是100分，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分数！我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分数！’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老教授，这话对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是多大的鼓舞！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欧洲文学史一定也要考第一。
　　结果我没有辜负吴先生的期望；但却因为搬动讲桌没有搬回原处，挨了他一顿批评。那时，吴先生的讲义贴在昆中北院9号教室墙上，要我们下课后自己抄写。我和几个同学把讲桌搬到墙边，抄完后我们走了；又来了几个同学，最后抄的同学没有把讲桌搬回原处，吴先生气得大发雷霆。但他并没问清楚谁是最后抄写的人，却只批评最初搬讲桌的学生。由此也可看出他不心平气和了。
　　关于吴先生的年龄，温源宁写道：他实际不到五十岁，从外表上看，你说他多大年岁都可以，只要不超过一百，不小于三十。他品评别人总是扬长避短，对自己则从严，而且严格得要命。他信奉孔子，在人们眼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孔门学者。他严肃认真，对人间一切事物都过于一丝不苟，采取了自以为是的固执态度。他品评别人扬长避短，如对我的好评就是一例；他过于严肃认真，如为了讲桌批评我们一顿也是例子。
　　他的一丝不苟，首先表现在他的书法上，他写中文非常工整，从来不写草字、简字；他写英文也用毛笔，端端正正，不写斜体，例如S和P两个字母，写得非常规矩，五十年来，我一直模仿他的写法。其次，他的一丝不苟，还表现在排座位上。联大学生上课，从来没有排座次的，只有吴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是例外，学生的座位都按学号排好。
　　关于教学，温源宁接着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外，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总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关于背诵，我是得益匪浅。上课时，我一听到老师照本宣科，就会心不在焉，因为照本宣科不能融入自己的感情，不能引起听众的兴趣，不能导致心灵的交流，不能使听众受到感动，所以多半失败。
　　吴先生讲课有条有理，我记得他讲到英国五大浪漫主义诗人时说：华兹华斯是自然中见新奇，柯勒律治是新奇中见自然，拜伦是表现自我的诗魔，雪莱是追求理想的诗神，济慈是沉醉于美的诗人。真是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吴先生不但自己背诵，也要求我们多背诗。考清华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有一个必考的题目，就是默写一首你最喜欢的英文诗。我考试时，曾把雪莱的《云》八十四行，一百二十二韵，从头到尾默写出来。这不但使我考入了清华研究院，更重要的是，为我后来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如果不背英诗，翻译诗词是难以想象的。回忆起来，不得不归功于吴先生的教导。
　　最后，温源宁作结论说：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尤其可悲的是：吴先生对他自己完全不了解。他承认自己是热心的人道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不过，从气质上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赞赏拜伦，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仿照《哈罗尔德公子游记》写了一首中文长诗，自相矛盾，然而，谁也不觉得这是个闷葫芦，除了他自己！
　　在我看来，吴先生是古典主义的外表，却包含着浪漫主义的内心。前面提到，我们搬动讲桌没有搬回原处，在他看来，这是违反了尊师重道的古典主义原则，即使从浪漫主义观点来看，也是情无可原的，所以他批评了我们一通。而杨静如坐到赵瑞蕻旁边，虽然也不合乎论资排辈的原则，但却有一点浪漫主义的精神，所以他就通融处理了。
　　这种例子很多，如欧洲文学中，他最推崇希腊的古典文学，和近代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他讲中世纪的文学，最推崇但丁的《神曲》，《神曲》中游地狱的向导是古典主义诗人维吉尔，游天堂的向导却是但丁一见钟情的美人贝雅特丽齐。他讲法国文学，最推崇卢梭的《忏悔录》，最爱读卢梭牵着两个少女的马涉水过河那一段，认为那是最幸福的生活，最美丽的文字。他讲英国文学，最赞赏雪莱的名言：爱好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不会减弱。由此可见他浪漫主义的内心。
　　吴先生讲欧洲文学史，其实也讲了欧洲文化史，因为他讲文学，而哲学也包括在内。如讲希腊文学，他却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来他为外文系三年级学生开欧洲名著，讲的就是《柏拉图对话录》。
　　他最善于提纲挈领，认为柏拉图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一多两个字：一指抽象的观念，如方、圆、长、短；多指具体的事物，如方桌、圆凳、长袍、短裤。观念只有一个，事物却有多种多样。柏拉图认为先有观念，然后才有事物。如果没有方桌的观念，怎么能够制造出方桌来？他还认为观念比事物更真实，因为方的东西、圆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没有方的观念那么方，没有圆的概念那么圆。因此，一个人如果爱真理，其实是爱观念超过爱事物，爱精神超过爱物质，这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后来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观念存在于事物之中，一存在于多中，所以爱观念不能不通过事物或对象。而对象永远不能如观念那样完美，那样理想，因此，恋爱往往是在多中见一，往往是把对象理想化了。但理想化的对象一成了现实中的对象，理想就会破灭，因此，只有没实现的理想才是完美的。但丁终身热恋贝雅特丽齐，正是因为她没有成为但丁夫人呵！
　　吴先生还为外文系四年级学生讲作文和翻译。我第一次听他讲翻译是1939年暑假在昆华工校的大教室里。记得他的讲话充满了柏拉图多中见一的精神，这就是说，翻译要通过现象见本质，通过文字见意义，不能译词而不译意。其实，他说的词就是后来乔姆斯基所谓的表层结构，他说的意就是所谓的深层结构，不过他是言简意赅，没有巧立名目、玩弄字眼而已。
　　他讲英文作文，还是强调背诵、模仿。也就是说，要我们背熟一篇名作，然后模仿写篇作文。在他的教导下，我模仿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写了一篇叫作《吉诃莱特》的故事，现摘译于后：
　　吉诃莱特年轻漂亮，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但是走起路来，眼睛不是朝下就是朝上，从来不正面看人。他讲究穿着，衬衣领子雪白，衬托得领带的色彩更鲜艳；每次走过橱窗，他总要看看自己的身影。如果看到别人穿着比他更加讲究，他也并不羡慕，因为他认为金玉其外的人，往往是败絮其中。其实，人虽不可貌相，外表和内心也不一定是成反比的。
　　他总是以己之长比人之短，所以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是一个月夜，他在湖滨舞会上认识了秀外慧中的南茜，却又自惭形秽了。那夜的月亮发出了银光，使湖水看来像溶化了的碧玉，而南茜的眼睛比明月还更亮，她的笑容比湖水还美。他们共舞的时候，他沉醉在湖光月色、秋波笑影之中，几乎是神魂颠倒了。更使他喜出望外的，是南茜接受了他的约会。这幸福的代价，就是一个不眠之夜。
　　他和幸福之间，只隔几个明天，但他却觉得是度日如年，时光好像是爬行的蜗牛。等到那个明天变成了今天，他就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去赴约会。不料他外表越讲究，内心却越空虚；他说起话来语无伦次，做起事来手足无措；他越想显示自己，反而越显得笨拙。他的确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于是这第一次约会，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约会。
　　但他爱得不深，苦恼也不长久。他又去书中寻找安慰，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他幻想自己成了有黄金屋和千钟粟的外交官，自然不愁没有颜如玉了。他就这样自我安慰，取得了精神的胜利。
　　哈姆雷特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堂吉诃德却是思想的矮子，行动的巨人。我写《吉诃莱特》，本来要写半个堂吉诃德，半个哈姆雷特，也就是说，一个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矮子，结果却是画虎不成，写得有点像在模仿《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楼台会了。
　　吴先生看了我的作文，说是他不喜欢我描写的人物，但是英文写得还好，善于模仿前人用词造句；写诗也是有韵有调，读来琅琅上口，给了我80分。我在吴先生班上只写了这一篇作文。1941年11月，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来华对日作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联大外文系四年级男生（除吴讷荪外）全部应征服役，我就离开了联大。
　　1942年秋，我回联大复学，又选修了吴先生开的文学与人生。他说：文学是人生的精华；哲学是气体化的人生，诗是液体化的人生，小说是固体化的人生，戏剧是固体气化的人生。哲学重理，诗重情，小说重事，戏剧重变。小说包含的真理多于历史，所以小说比历史更真，我们可以从小说或文学中了解人生。又说：孔子注重理想生活（精神），对于实际生活（物质），则无可无不可。他有自己的事业与幸福（义），所以轻视外在的环境和物质的享受（利）。吴先生的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外文系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