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记事大淖地方风气不好？说这话的人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发表在1981年第4期《北京文学》，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淖，是一大片水，比湖泊小，较池塘要大得多。大淖，是一个地名，水和水边的陆地都包括在内，坐落在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
　　大淖记事，顾名思义，记的是大淖地方的往事。据汪曾祺叙述，除个别人物经过了移花接木、重新组合的设定，人文风貌基本与旧时现实版的大淖相吻合，从生活出发的创作理念贯彻其中。
　　1。hr以大淖南岸的一家轮船公司为基准，往东往西各有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的乡风有些不同。
　　西边的住户大都不是本地人，是从下河一带，兴化、泰州、东台等地来的做小本生意的客户。
　　他们像一群候鸟，有生意了，就租住在这里，每天吃罢早饭，各自携带货色，边走边吆唤着上街了，不同的乡音、腔调混杂其间。到太阳落山，便回到低矮的瓦屋，不一会缕缕炊烟从低矮的屋檐下缓缓飘出，一天的生活至此接近尾声。
　　生意做完，这些租户也就走了，暂时告别客居生涯。随他们一道消失的，还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规律的生活。
　　因为是客，他们凡事忍让，待人和气，所以西边这一带少有冲突，总是很安静，一派祥和氛围。
　　从兴化来的二十多个锡匠也住在西边。
　　这地方家家用锡器，香炉、蜡台、水壶、酒壶等等，都是锡的，嫁闺女时也要陪送一套锡器，或者两个大锡罐。因为锡器在大淖是刚需，有市场，所以二十来个锡匠在数量上并不夸张。
　　锡匠当中有一个头领，是个德高望重的老锡匠，非常有话语权，对其余锡匠有着严格的要求：出外做活要童叟无欺，闲暇时不许到处闲逛；不许赌钱喝酒，不许和妇道嬉皮笑脸；不要怕事，也绝不惹事。
　　在老锡匠的带领下，锡匠们讲义气，论公道，互相扶持，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
　　西边的安定和谐，也有这帮锡匠的功劳。
　　老锡匠有个侄儿，小名叫十一子，大家都叫他小锡匠。
　　小锡匠既聪明，相貌出众，仿佛鸡窝里的金凤凰，因而成了老锡匠的一件心事。
　　老锡匠明白，锡匠们唱小开口的时候，围观的姑娘媳妇，实际上都是奔着小锡匠来的。
　　不要和这里的姑娘媳妇拉拉扯扯是老锡匠时常告诫小锡匠的一句话，尤其强调不要勾搭东头的姑娘媳妇，她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老锡匠的耿直在男女关系上体现得分外明朗，他何以要如此强调呢？
　　2。hr原来，此地的男女关系比较随便，人家的婚嫁极少讲究明媒正娶，更谈不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黄海蛟的媳妇莲子就是从大户人家逃出后自己跑来的。
　　颇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调调，走在了时代前沿，堪称前卫。
　　除此之外，有姑娘在家生私孩子的，也有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的，这些都是常事。
　　两个人在一起，女方自然跟男方要钱买花戴，但有时女方并不稀罕男方的钱，反而倒贴，把钱给他花。
　　情愿是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
　　对于正儿八经的老锡匠来说，此地的男女关系颠覆了他原有的认知，所以有了那句她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街里那些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也因此说大淖地方风气不好。
　　大淖地方的风气果真不好吗？东头的姑娘媳妇果真和老锡匠不是一样的人吗？先来看看下面这些再下定论。
　　3。hr轮船公司东头的人，住在茅草盖顶、黄土打墙的草房里，世世代代都是挑夫，不论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
　　男人挑得最多的是稻子，一二十个人走成一串，一担稻子一百五十斤，他们的步子却既匀且快。中途不歇肩，必要时一齐换肩，一二十副担子就同时由这肩转到那肩，齐刷刷的，场面俨然很是壮观。
　　就这样，挑夫们一走就是或五六里，或七八里，甚或十多里。
　　砖瓦、石灰、竹子、桐油也在挑的范围之内。
　　一年到头，天天有活干，也就饿不着。
　　大淖的孩子从十三四岁上就开始挑担子，像大人一样地挣钱。起初因为人小，力气不够，就只挑半担，到长高了，力气也够了，就挑整担。
　　那些还未挑担挣钱的孩子，各自握一把竹箍，去搂乡下人路过此地时撒下的芦柴。搂来的芦柴用来烧饭。
　　因而，这些孩子得到一个含有侮辱意味的称呼：筢草鬼子。
　　虽然如此，他们搂芦柴的热情依旧高涨，偶尔索性放弃捡漏，直接从乡下人的草担上猛力拽出一把芦柴，然后拔腿开溜。
　　挑夫们就在每日卖力气和吃饭中日复一日地把日子过下去，单调而简单。
　　大淖的姑娘媳妇也能挑，专挑鲜货，像荸荠、菱角、连枝藕。
　　只见一二十个姑娘媳妇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走过，煞是好看！
　　她们跟男人一样地挑担挣钱，走相、坐相也像极了男人，就连说话的方式、吃东西不忌生冷的饮食习惯，也和男人毫无二致。
　　外在行为是内在思想的映射，大淖人的生活模式反映的是勤恳的品性，吃苦耐劳的意志，各尽其能的积极，不拘小节的豁达及工作不分男女的平等。
　　汪曾祺写女人挑鲜货时，说大概是男人们不屑于去挑这种水淋淋的东西，所以拱手让人。
　　大概是不确定的意思，也许男人们并不是不屑于挑鲜货。
　　挑担是大淖人谋生的活计，挑夫不分男女。男人挑的是稻米、砖瓦、石灰这些重量级物件，女人挑的是鲜货，既分工明确，不争不抢，同时又体现出挑担的人性化，有为女性着想的一面，因为鲜货到底要比稻米、砖瓦轻些。
　　在大淖，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钱挣，人人有饭吃，淳朴的民风蕴含其中。
　　所以东头的人本质上是善良的，朴实的，他们在男女关系上的随便，皆因真实二字。
　　感情讲求你情我愿，两情相悦好过一厢情愿。
　　就像小锡匠和巧云，心里装着彼此，只是羞于倾诉，可这不妨碍二人的情感表达。巧云有时帮小锡匠拉一会儿风箱，小锡匠有时替巧云织一气席，巧云的手指破出血时，小锡匠就给她吮吸手指肚子上的血。
　　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但刘号长在巧云身上感受到的，唯有不情愿的冷淡。
　　巧云对小锡匠却极为主动热情，不但主动把自己给了他，在他被刘号长诸人打得奄奄一息时，提出把身受重伤的他抬到她家，用卖渔网和芦席的钱买来七厘散，医治他体内的淤血，并且挑起以前从未挑过的担子，承担起养活卧病在床的小锡匠和半残废的爹的重任。
　　或许爱情的力量太过强大，巧云挑起担子后的眼神更深沉、更坚定了，丝毫不见畏惧、惶恐的神色。
　　对待爱情，小锡匠同样真实。
　　无论刘号长要他卷铺盖回兴化，不再碰巧云的身子，还是要他告饶认错，小锡匠至始至终不曾说过一句话，及至其他锡匠给他灌救命的尿碱汤，他的牙仍是咬得很紧，最后还是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他的喉咙。
　　后来，巧云问他：
　　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小锡匠答道：你要我说么？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小锡匠用实际行动捍卫真切的爱情，即使死亡在即，也不为贪生说任何违心的话。他和巧云不是真爱，又是什么？
　　大淖人觉得小锡匠和巧云做的事很应该，很对，并为有这样一对年轻人感到骄傲。
　　这是大家对小锡匠和巧云的肯定，也是对真善美的赞成。
　　小锡匠受伤后，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为使他尽快恢复，杀了能下蛋卖钱的老母鸡。
　　尽管平时的生活辛苦单调，但他们的热情、好心未被冲淡、减少，该表现的时候还是会慷慨地拿出来，送给值得的人，和他们相似的人。
　　她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怎么可能？
　　她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明事理，知是非，也有一颗对待生活的火热的心，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保安队押着土匪上街之前，地保总是事先通知沿街店铺，凡有鸟笼的，都收起来，以免土匪看见不高兴。
　　这样做看似是为土匪着想，但观看保安队夹着土匪过街，对这条街上的民众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其快乐程度不亚于看狮子、龙灯、六十四杠的大出丧。
　　由此便可看出，街里的人表面上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事实却恰恰相反，纯粹是怀着看热闹的心态，哪里还有替土匪考虑的善良。
　　汪曾祺写这一情节，不乏反讽。他从街里人的角度称呼土匪土匪大哥、带有传奇色彩的土匪英雄，然而在小说前面描写土匪的部分里并没给土匪加上诸如大哥英雄的称谓。
　　这是汪曾祺对街里人所谓大淖风气不好的反驳，谁真实，谁虚伪，哪里风气好，哪里风气不好，在汪曾祺的笔下一目了然。
　　这也是为什么汪老在写街里人说大淖风气不好之后，紧接着来了一句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街里的人念过子曰，受过儒家教育，他们评判是非的标准是儒家伦理纲常和荣辱得失，但却对他们自己的表里不一毫无察觉，一无所知。
　　大淖就不一样了，这里的人不曾受过子曰浸染，过着近乎天然、顺其自然的生活。
　　二者的是非标准不同，伦理道德观念也不一样，后者更加真实。
　　图片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