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62纪事

　　本文出自作者亲历亲见的切身体会。19501962年，正是新旧交替，制度重建，百业复甦的关键时期，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这种以小见大，贴近生活，不加修饰语的感性文字，相形于道听途说，档案纪录和文件摘编，更具体实在，细节丰富，生动好读。
　　权力归农会，保甲制退出历史
　　1950年秋天开始，川南区所属专、县、区、乡，逐级成立农民协会。乡、村两级农民协会，分别取代了旧政府的乡和保甲政权职能，叫一切权力归农会，成为事实上的新生基层政权，保甲制度及其名称，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并被后来的人们所遗忘。
　　大兴乡农民协会之下，按原各保为单位设分会，我是十月份，第一批被选进农协第二分会当文教部长兼治安的。这期间，农会干部是不脱产没有报酬的。农会成立后，首先组织群众翻身闹革命，评定阶级成份，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的路线，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清理取缔反动会道门和各种迷信活动；办冬学（识字班），扫除文盲，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消灭天花等疾病；利用课堂宣传婚姻法和抗美援朝，动员参军参战。
　　1951年冬，大兴乡开展土改运动，土改工作队到乡后，首先将大兴乡一分为二，分别成立大兴乡、天峨乡农会，重新划定村、组。
　　工作队进村后，通过访贫问苦、串连扎根、物色人选，然后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村长、组长和村文书。与此同时，工作队在原农协会各分会，物色对象，征求意见，初步确定乡农会干部候选人，然后两乡分別召开有村代表、村干部参加的选举会。
　　天峨乡在毛家村一个土埧内召开会议。主持会议的工作队讲明选举的意义和规则后，让候选人并排坐定，并在他们背后各放置一个空碗，由参加选举的人在碗内放掷豆子的方式表示投赞成票，当场计数，由工作队宣布哪些人当选。在九位乡农会委员中，我当选文教部长兼治安（土改期间我又兼代文书工作）。
　　新建的天峨乡暂借毛家村肖顺发（小土地岀租者）的房屋办公，堂屋作办公室，厅房作会议室，还有一间房摆两张床，供工作队员和文书住，还兼作保管室，电话暂时在街上与大兴乡共用。
　　农会干部的待遇，与县、区机关和工作队，都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大米24两（旧秤每斤16两，24两即一斤半），几分钱菜金，另发衣被鞋袜。所以群众称工作队，吃的二十四两、穿的二尺四（衣服长度）、揩的三十二两（指旧式手枪重量）。乡农会干部，每乡给四个半人的的供给标准，即正副主席加文书各一份，外加文教、民政、武装各半份。供给很低，没法发给个人，也办不起伙食团，只能在房东肖顺发家搭伙，大家共吃一顿午餐了事。
　　1952年5月下旬，区上通知各乡派三个干部，参加6月份县举办的第二期农干班学习，天峨乡决定派我和另外两位乡农会干部去。5月31日，我们三人自带被盖、碗筷、换洗衣服、笔记本，去龙泉区公所报到。6月1日，区团委书记范海宗，带领全区参训的50余人，步行80余里，于午后到达简阳县城，立即去农干班报到。
　　农干班的培训，以开大会讲课方式为主。学员们集中听县委宣传部长王栋主讲社会发展史、共产党的历史、红军长征历程和中国革命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听课以后进行小组讨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
　　7月1日，参加成渝铁路通车典礼，2日，第二期农干班学习结束，举行散学典礼。7月3日，农干班学员中被选调的30人，到县人民政府人事科分配工作。其中包括我在内的9人被分配到县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简阳县支行设在石桥镇正街一座古庙（曾被用作堆栈）里，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接收国民党旧政府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临街有一座戏台，利用居中的殿宇做营业门市，后面房屋供办公和职工食宿用。
　　我们到银行报到后，首先接受业务培训。无论讲什么课，授课人都要将有关账册、单据等带到课堂，发给学员，对照实物逐项进行讲解，再让学员模拟练习试做。对人民币的币种、币值，不仅要讲解清楚，还要求学员过目，并接触钞票试数几遍，以加深理解记忆。经过六七天的培训，我们已经基本上理解和掌握了这些知识，适应了这里的学习和生活，也逐渐熟悉了这里的新同事。
　　短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简城分理处，这是当时简阳县城里惟一的银行机构。它坐落在政府街，距中共县委、县人民政府机关不远，是利用一座旧房改造的营业部，门市面积不大，食宿住房更显紧张，我们新调去的两人，只得临时摆铺睡觉。
　　在简城分理处正式上班后，领导安排我做出纳工作，向老同事尹云升、曾国安学习，他俩解放前就从事这项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我边看边学数票子、扎把、盖章、上大梱，熟悉人民币各种版面，辨别钞票的真假等。更多的工作是补烂钞，凡断节、缺角、污损者，能补的，就用纸条加浆糊粘贴，构成原状票面完好的继续流通。而缺角、污秽、破损大，实在补不好的，就按版面扎把回收，仍要像好钞一样，扎把后签章负责，存入金库，定期上缴集中销毁。
　　7月份是我在银行工作的第一个月，我领得工资11万元（旧币）。当时，为稳定物价，政府实行保值物价政策，工薪阶层除行政人员实行供给制外，其余都按折实单位计价的工资分，以死分活值办法，按月计发工资，所以月薪是随物价浮动的。这是我当农会干部21个月以来，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领取现金工资（也叫薪给制）。
　　大约在9月份，县支行通知，调我去草池营业所工作。草池镇距县城50华里，濒临绛溪河，是主产棉花的富饶集镇。草池营业所是1951年，人民银行首批下伸的几个营业网点之一，管理简阳县第三、四、十七、十八区的金融业务，营业所的金库直接接收、管理各区供销社销货款和税务所收的税款，另外向第四、十七、十八区各派驻一个银行工作组，负责发放生产、生活贷款的工作。
　　其中毛家场及其附近区域是棉花主产区，县供销社在这里专设了一个棉花收购站，收购六七个乡的棉花，棉农很多业务量大。为了方便棉农储蓄，营业所派毛诗经、傅从云和我三人组成一个收储组，收购站专给我们一间房屋，作为开展业务之用。那时，银行开展保本保值储蓄，让储户没有因物价波动使得银行存款贬值的顾虑，所以棉农售棉后，凡有暂不使用的现金，都愿意存入银行。我同傅从云从营业所领出五万、十万元的定额存单，一人收款，一人盖章发定额存单给棉农，当天结算，必须做到钱票相符。储蓄现款收得多了，我就挑着现金送营业所，当面交出纳点数、会计与存单的存根联核对无误，减销存单余额后，就算完成此次交款任务。我挑在肩上的装有大量现金的布包外面，还印着蓝底红色中国人民银行字样，谁都知道，包里是银行现金，但从未发生遭抢劫和丢失的事故。
　　这里工作繁忙，生活条件比较差。我和傅从云同住办公室后面一间小屋，没有地方也没有时间自己做饭，只好在毛家场街上一家饭馆里包餐，每餐付费一斤米钱（旧币640元），每周打个牙祭；吃饭时间不定，随到随吃，按月结算餐费，也还方便。如果在营业所，每餐要收1200元，比毛家场饭店的包餐将近贵一倍。
　　12月份，棉花收购进入尾声，毛家场收储工作组撤回草池，我和傅从云被派往三岔工作组。组长黄徳伟，组员还有张玉高、汤百鸾总共五人。
　　三岔区毗邻仁寿、华阳两县，土地肥沃，盛产棉花，翻山即是窑子埧，连接成都市，故三岔与成都经济联系密切，物流贸易交往频繁。
　　三岔区的区级机关单位设在三岔镇。三岔镇西距简阳县城80里，地处绛溪支流河边，依山傍水，街道整齐有序，街面铺青石板或三合土，街镇面积和规模不亚于龙泉驿，周边场镇和农村的人们，来三岔镇经商赶集的人很多，由于受成都市社会风气的影响，故人们的衣着穿戴都显得要洋气些。总体上说，三岔镇的经济繁荣、街镇风貌和民众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于其他地区，在简阳西乡集镇中是最好的。（沱江由北向南穿越简阳县全境，人们习惯称沱江以东地区为东乡，沱江以西地区为西乡。）
　　民国年间，三岔区产生了许多旧军队的高级军官，号称三军九旅十八团。这些军长旅长团长们，在外任职有了钱衣锦还乡，便在三岔建设砖木结构，中西合壁的私家公馆洋房。1949年前夕，这些公馆主人追随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或国外，四川解放后，这些公馆被人民政府接收作为公产，安排给机关企事业等单位使用。十七区区公所就设在廖公馆（原主廖仲林），名为构云山庄的四合院。廖公馆建成于1948年，也是中西合璧，亭台花园配套，后院有大片柏树林，四周长满铁刺藜，与外界隔绝。
　　银行工作组的住地是原国民党师长胡伯奎的楼房，世人称作胡公馆，是一座砖木结构、玻璃门窗、一楼一底的青瓦洋房，室内床柜桌椅家具，都是名贵楠木制作，显得富丽堂皇十分阔气，倒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1953年2月13日，是农历壬辰年的除夕，民间习俗吃团年饭的日子。可是解放后实行公元纪年，推行公历阳历，春节法定三天假，正月初一至初三。即公历2月14至16日。除夕这天，营业所正常上班，税务所送来几担税款，动员外勤人员帮助清点现钞，直到下班才可自行安排。
　　我应傅从云邀请，同去义勇乡白鹤村他家过年。次日晨起吃碗汤圆，我立即告別伯父伯母，从云送我出门指点道路，我已归心似箭，快步直奔海螺河，过太平桥、石盘铺，一鼓作气走完40余里路，近午约十一点就到家了。
　　1954年，死分活值的工资办法，改为定级工资制了，我被定为24级，月工资37。5万元，我给父母按月汇款由5万元改成10万元。父亲收到汇款后，回信总是说：钱已收到、下个月把细（节约）点哈。我也够节约了，偶尔进餐馆吃顿饭或一碗面，我都在默想，这顿又吃掉多少斤盐巴钱了。工资改革后，想买双皮鞋来穿，东看西看都下不了手，总感觉好贵！数天后，在简城北门看上那家现做现卖的手工皮鞋，讨价还价说定4。5万元。它是我一生中穿的第一双皮鞋。心里还在想：一双皮鞋，要值5斤棉花钱，而解放前农民种棉，每亩仅收十多斤，且要劳累大半年。现在盐巴比解放前便宜太多，那时的比价斗米、称肉、十斤盐。现在每斤米才卖1200元（不到半斤肉钱），这双皮鞋钱，可要买盐巴将近40斤。
　　1958年公社化后，举办公共食堂。当时我家有三个人每月的粮食定量供应80来斤，加上从大兴乡下接来父母，五个人勉强够吃。到了1959年9月，四川省政府下通知，将定量供应口粮压缩至每人每月19斤，这就成了问题了，缺粮比缺钱恼火，缺钱可借贷，缺粮则无法可想。父母看到这个情况，坚持要回大兴，去集体食堂吃饭。我无奈只好送他们回去，但心里时常念叨着：父母怎么活下去？
　　褚县长点名要我主管农村公共食堂
　　我在1959年冬天，在生活困难之际受命担任草池区副区长，县长褚永仁点名要我主管农村公共食堂，全区12万人一千多个食堂，普遍缺粮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我老家龙泉郊区实行大队核算，公共食堂比我们稍好，但仍存在缺粮问题呀！
　　我每天都不断接到各公社告急电话，多少食堂开不起伙要断炊了！大小队患浮肿病的有多少，死了的又有多少。我向县政府告急，请求拨点粮食解决困难，给我几万斤几十万斤粮，可是分到每个食堂，就少得可怜难以为继。
　　农村公共食堂全程办了32个月，我主管20个月多。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半斤原粮三斤菜，三两清油斤半盐，吃热吃熟有开水，定时三餐在食堂。这样的低标准，也从来没有实现过。特别是后期，病人死人很多，成天告急声不断，应接不暇，白天精神紧张过度，晚上彻夜难眠，头脑昏昏沉沉，似乎要崩溃倒下了。
　　当我看到农村社员，在集体食堂成天吃的稀汤寡水，患浮肿病的人那么多的时候，就很自然地联想到，我父母怎么过？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掌握着一定数额的国家粮食供应指标，经我批准可以解决某些特殊困难的问题。但无论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或者出于党纪国法的约束，我都从未萌动过用自己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念头。在那个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的年代，大家都将大公无私视作理所应当的很平常的事，是做人应有的基本德行，并不值得特别加以褒扬，也不可能有谁想以此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赏。
　　我在草池堰的小家庭中，三人粮食定量月供57斤。岳母想节省点米给女儿女婿吃，她去吃面包酶（粗糠发酵），排不岀大便用手抠，导致1961年患一场大病，差点故去。我很痛苦。我作为一个区的领导干部，属下十多万人又怎么活哟？
　　1961年6月份，农村公共食堂解体后，我病倒住进成都中医学院治疗。中秋节时，区公所伙食团杀条猪，分给我家几斤肉。岳母炒个嫩姜肉丝、一个回锅肉，家属背着女儿坐火车、挤公交车给我送来。我在病房同医生陈绍兰将嫩姜肉丝吃了，回锅肉用个温水瓶内胆装起存放床头柜里，每天拿出来检查一下，生怕变质了。几天后我病愈出院，乘火车至养马站下车，步行30里回家看望父母，刚进门我就给父母说，带了点回锅肉。父亲大喜过望，连声感叹，哎呀，太好了，好久没吃肉，肠子都生锈了！母亲立即生火将回锅肉蒸热，全家人上桌，一轰而光。见此情景，我既欣喜又悲伤。
　　尽管食堂解体后，老百姓欢天喜地，但生产尚未恢复，粮食欠收，分的口粮少，市场未开放，全是摸买摸卖的黒市交易，价格昂贵无可比拟。一个鸡卖几十元（新币），一个蛋几元，一个南瓜十多元，大多数职工的工资只抵半只鸡钱。因此自我调侃为半只鸡干部，也有职工忿然辞职，另谋生路。
　　一天我接父亲来信说，你汇款20元收到了，托人在石盘街上买黑市大米4斤（16元）和红苕4斤就用完了。我心想怎么办？我的月工资43。5元，我们夫妻二人月収入共计65。5元；口粮定量没增加，直到1962年才调至人平月供22斤（1964年调至25斤）。我们一日三餐每顿二两粮，靠掺点瓜菜过活，更省不出粮食接济父母，忧心忡忡，有苦难言。
　　1962年4月24日（农历三月二十日），父亲在家中病逝，享年62岁又58天。当我在兴隆公社接到电话后，连夜骑自行车经简城、养马，到周家场正好天亮了，将自行车寄放公社，在公社食堂吃碗胡豆稀饭，立即歩行15里回家。父亲遗体已装入棺材停放在堂屋里，我打开棺盖，向父亲作最后的告别。
　　家中已请了阴阳择期、看地，葬期要等三天，墓地距离家宅300米。可是家中无粮，能等得下去吗？邻里帮忙的人，个个病秧秧的，能够抬得动棺材走那么远吗？我于是说服伯父、姐姐姐夫们，顾不得那些规矩了，决定将墓址另选在房后祖坟侧，葬期改在明天进行。
　　于是将生产大队给的30斤麦子，磨成连麸面粉，加上我背回来的一点米煮成两桶粥，请几个邻居抬上山。因邻居都身体羸弱，坟坑无力深挖下去，只好铲平掩埋完事。
　　时至今日，我都感谢当年生产大队干部给我30斤麦子的恩情！对帮助我家安葬父亲的邻人，每人送了个小红包致谢，这样就算结束了这个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