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之罚聊聊美国的司法体系

　　写这篇文章，目的一方面是打破很多朋友对美国司法的幻想和神话，另一方面，了解美国的问题，有助于改进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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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文章讨论过秦朝的问题，过于严苛的司法，庞大的囚犯队伍，是人们批评秦朝的主要原因之一。
　　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无罪之罚》，写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一些问题。
　　我也有一些律师朋友，聊过一些国内的司法案例，也听到过不少故事。
　　看完《无罪之罚》很多情节很多案例，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写这篇文章，目的一方面是打破很多朋友对美国司法的幻想和神话，另一方面，了解美国的问题，有助于改进我们自己。
　　第二点，也许更重要一些。
　　注：本文中有大量内容是引用《无罪之罚》书中内容，开原创只是希望不要文章不要被任意复制。大家不需要按原创文章给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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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美国的印象，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谈到美国的司法，都是司法独立，法治，陪审团，律师法庭激辩这些印象。
　　其实，美国领先于全世界的，首先是囚犯的数量。虽然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但美国的囚犯数量比中国还高出了24。
　　这212万名囚犯中，其中大约100150万是在押重刑犯，这个数字，估计也是世界第一。
　　然而，无罪之罚这本书认为，美国司法制度更大的问题，反而不是这些重刑犯，而是轻罪（misdemeanor）。美国的轻罪在中国司法体系中并没有准确对应，有些人把轻罪理解为中国的治安处罚，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美国轻罪案件的惩罚其实一点都不轻。因触犯轻罪被逮捕和定罪的被告人轻则被监禁、罚金、监控、跟踪、留下案底，重则将会被剥夺工作、驾照、福利、监护权、移民身份和住房。他们有可能被取消贷款、吊销执业执照，也有可能陷入债务危机，产生不良信用记录。
　　有时即便他们涉嫌的案子被撤销了，上述后果仍然会发生。
　　无罪之罚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泰龙汤姆林（TyroneTomlin）是纽约布鲁克林一名53岁的建筑工人。2014年11月下旬的某天下午，他在和朋友聊天间隙去街角的商店里买了一瓶苏打水。当他走出商店，两名便衣警察正在对他的朋友搜身。一名警官拿走了汤姆林的汽水问道：你另一只手拿的是什么？汤姆林回答：这是我拿的吸管，我准备喝苏打水用的。警方搜查了汤姆林，并以持有吸管为名而逮捕了他。警官解释说：这是吸毒工具。汤姆林被带至法庭，检察官称如果他作认罪答辩，就会建议法庭只判处他30天监禁，但汤姆林拒绝。
　　由于付不起法官设定的1500美元保释金，他被关进了因暴力犯罪而臭名昭著的莱克岛监狱。11月25日，离感恩节只有两天时，汤姆林再次出庭，这次控方虽然没有掌握毒品证据，但依旧试图与其达成辩诉交易，然而汤姆林继续坚称自己无罪。由于没钱保释，他又被送回了莱克岛监狱。几天后，汤姆林在淋浴时被一群囚犯照着头和眼睛一顿拳打脚踢，导致他两周后再次出庭时眼睛还肿着。然而就在这次听证会上，检方出示了一份来自警察实验室的报告，顶部用粗体写着未检出被控物质，证实了汤姆林所持的确实只是一根普通吸管。
　　其实这份报告早在11月25日那次开庭时就传真给了地区检察官，但当时没有任何人提起它，没过几天他就被打了。现在官方驳回了这个案子，汤姆林终于如释重负地说：可以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美国的保释制度比较完善，只要有钱付保释金，即使杀人嫌疑犯，也能保释出来。但很多美国穷人，是没有能力付保释金的。对这些人来说，虽然还没有司法判决，但被关进监狱，也是他们无法避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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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没有钱付保释金，即使轻罪案件，司法判决前，你也要被关进监狱。在轻罪案件中，监禁不仅贯穿全程，而且最具破坏力。
　　看守所是你被捕时被送来的地方，是你没钱保释时被关押的地方，是你被判有罪时服刑的地方，是你没钱支付罚金时受罚的地方。看守所不同于重刑犯们服刑的监狱，但在某种意义上，看守所的条件，比监狱更差，看守所的日子，比监狱更难熬。（中国的看守所也比监狱条件更差）
　　美国平均每年有1100万人被关进3000个看守所，每天大约有73万人被羁押在看守所。平均而言，这些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因为犯有轻罪而被关押的，这一比例在部分城市高达50。看守所的羁押时间可短可长，一些人在被捕后只用待一晚上，超过一半的嫌疑犯会被关押超过一个月，四成嫌疑犯会被关押两到六个月，有18的嫌疑犯会在里面被羁押半年以上。平均来看，无论嫌疑犯是否有过犯罪前科，他（她）都会在看守所里被羁押至少一个月。
　　在中国，我估计嫌疑犯平均在看守所中被羁押的时间也差不多吧。
　　汤姆林的故事告诉我们看守所与保释现象是密切相关的。保释应当是一种善意的首付款法官设定一定的金额用以确保被告人在将来会出庭接受审判。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的被告人将被释放，当案结事了之时，这笔钱会发还给他们。然而对于没钱的穷人而言，保释金就制造了认罪的压力。大多数轻罪案件的被告人都无力支付保释金，他们要么作出认罪答辩后被释放回家，要么只能待在看守所里直到案件的诉讼程序全部结束。
　　付不起保释金的人，并非少数。纽约在2010年有87的非重罪案件被告人获准保释后无力承担保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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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罪在美国的泛滥程度，原本外人想象的要严重。3亿多美国人中，超过6500万美国人有犯罪前科，其中大多数只是牵涉轻罪案件。现在大多数雇主会进行犯罪背景调查，导致这些低等级定罪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有些地方政府滥用逮捕令。纽约市有超过120万份未结案的逮捕令，宾夕法尼亚州有140万份，加利福尼亚州则有250万份之多。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每年签发8。7万份逮捕令，而该市仅有68万居民。弗格森附近圣路易斯县的派思朗镇在2013年有23457个未决逮捕令，平均每位居民能摊到7个。
　　一旦一个人被判犯有轻罪，他与刑事程序之间的纠葛就再也不同以往了。警方对曾有过轻罪前科的人更有可能采取逮捕措施，而非像对待普通人那样仅仅开具罚单或者直接放行。检察官更有可能要求有前科的人保释或者对其科以更为严重的罪名。法官则会对有犯罪前科的被告人判处更长的刑期，即便检察官更有可能寻求保释或以更严重的罪行起诉他们。法官通常会对有前科（即便是无需律师参与的轻罪前科）的人判处较长的刑期。
　　而今天，背景调查出于就业门槛、志愿者资格、房客筛选，以及许多其他目的已经成为几乎每个美国成年人必经（即便不总是受欢迎）的成年礼。就像医疗病历、银行流水或征信记录一样。有犯罪前科的人，入学就业，甚至租房都会遇到更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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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罪案件中，很多无辜者为了能走出监狱，而被迫接受控辩交易。
　　无罪之罚中举了一个例子：
　　杰克福特被指控犯有入室盗窃罪，这是一项四级轻罪。房主报警称，福特未经允许闯入他家住宅。然而，福特却说自己根本无罪，因为入室盗窃罪的前提是明知未经允许仍进入他人住宅，但福特是在女朋友的邀请下跟她一起光明正大走进去的。
　　在巴尔的摩，轻罪案件要开庭需要等待排期一个月之久。由于付不起保释金，福特只能在中央看守所。当福特终于熬到出庭时，官方递给他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协议只要他愿意认罪伏法，就可以将刑期实报实销，马上回家。
　　检察官觉得福特被羁押一个月已经足够了。然而，为了证明自己是无辜的，福特拒绝了这份认罪协议，福特的律师埃尔金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正式审判。
　　然而，控方申请延期以寻找证人，法庭予以准许。但埃尔金斯却反对延期审理，她说：法庭至少应该在延期前重新审查福特的羁押必要性，准许他保释到下次开庭时为止，否则他又要在看守所里煎熬几周了。但法官拒绝了她的要求。
　　面对需要继续在看守所待几周的痛苦未来，福特在律师面前崩溃了：算了算了，我就按服刑时间认罪吧。
　　对无辜的委托人而言，认罪是出狱的唯一途径。福特的律师埃尔金斯坦言：我在全国各地都代理过案子，巴尔的摩市看守所是我见过最为糟糕的地方，我的委托人为了走出看守所都会选择认罪。他们已经不关心认罪协议如何了，只想着离开这里。
　　法官见此机会便更进一步，她告诉埃尔金斯：你可以建议你的委托人认罪。于是无辜的福特最终作出了认罪答辩，承认了入室盗窃的罪行。虽然福特很高兴自己逃过了牢狱之灾，但埃尔金斯却对此无法释怀。控方终于如愿以偿了。
　　埃尔金斯继续说，但我感觉自己遭到了羞辱。法官心里明白，以福特的辩护理由可能会胜诉。为了强迫福特接受认罪答辩，本来可以让他保释，法官却非要继续关押；明明能够直接开庭，法官却执意延期审理。福特为了出狱被迫认罪了，法官居然连一点心有愧疚的意思都没有。
　　法学教授阿尔伯特阿尔舒勒（AlbertAlschuler）称这一过程为近乎完美的无辜者有罪制度。
　　辩诉交易对案件事实准确性的松懈态度并不仅仅局限于轻罪。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在2015年承认的：当今的刑事司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认罪制度，而非审判制度。97的联邦定罪案件和94的州定罪案件都是认罪答辩的结果。在重罪案件中，事实和指控都是可以协商和修改的。
　　整个美国的刑事诉讼都围绕着交易进行，导致案件的真实性（被告人究竟是否犯罪）本身就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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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美国的医疗系统一样，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也是非常昂贵的。每年耗费在刑事司法的金额为2650亿美元，而其中只有不到2是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
　　2009年，一份题为《轻型犯罪、大型浪费：美国轻罪法院的巨额通行费》的报告指出美国每年要办理1050万起轻罪案件。实际上，该报告并不是通过统计而得出这一案件数量的，由于这些数字根本无从获取，研究人员另辟蹊径，依据向全国州法院中心（NCSC）报告案件数量的12个州的申请率推算出了全国的案件总量。当时，1000万的巨大规模令人震惊。相比之下，每年有300万起至400万起重罪案件提交给州法院及联邦法院，其中100万起最终会被定罪。
　　《无罪之罚》的作者从这项研究中得出了结论：美国在2015年有超过1300万起轻罪案件。轻罪案件的年度数量达到1300万起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这意味着被控犯有轻罪是美国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就像你得了流感去看医生，买一辆皮卡或SUV，或者上四年制大学一样常见
　　在高犯罪率地区，情况更加恐怖，特拉华州、阿肯色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每10万名居民中每年发生的轻罪案件超过12000起轻罪案件，也就是说，这几个州每10个人就能每年摊到不止一宗案件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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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触犯法律，对穷人和富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同样的交通违章，对富人来说就是交个罚款，对穷人来说，就完全不同了
　　奎阿纳威廉姆斯（QianaWilliams）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单亲妈妈，她在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声音清脆而动听，但长长的刘海却遮住了她的眼睛，因为她并不习惯在旁人面前讲话。
　　当威廉姆斯只有19岁的时候，她在圣路易斯县因无证驾驶而收到一张罚单。由于无力支付罚金，她又被处以缴纳更重的罚金和诉讼费用。
　　自那以后，她的生活就被彻底颠覆了。我的经历延续了大约二十年，年轻时我收到了生平第一张交通违章罚单。我确实错了，我不该无证驾驶。但当时我无力承担这张罚金金额，更别说新增加的罚金和诉讼费用。出庭时，我被要求尽我所能上缴罚金，我照做了，每个月我都会支付20美元或者我能够支付的其他金额，但如果有一天我错过了开庭日期，或者我确实没钱了，我就会收到一张逮捕令。
　　于是我因为未能支付交通违章罚金而被捕，这个，嗯（尴尬的停顿），导致我根本没办法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是肯定会影响找工作的，毕竟没有人愿意雇一个身负逮捕令的人。逮捕令并没有说我是因为交通违章罚金被捕，它只写了我是一个逃犯，一个被通缉的人。
　　于是，这份逮捕令逼得我不得不打零工，这二十年来我都一直在做临时工。
　　她的声音开始颤抖起来：它对住房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是你找不到工作就没钱来付房租，二是房东也不愿意把房子租给身负逮捕令的人。这导致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和孩子除了一辆车之外居无定所。我是被迫开车的，你知道校车根本不会来接送我的孩子，所以我不得不送她上学。这显然不是她曾憧憬的生活状态。
　　反过来看，这些倒退的政策填补了轻罪程序本身所需的支出。实际上，轻罪制度是一种变相的征税方法。它先围捕那些触犯轻罪者，再向他们开出罚单和诉讼费，然后将这些收入再度注入轻罪制度中同样的法院、看守所、缓刑办公室以及地方政府。《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埃德索尔（ThomasEdsall）将这种现象称为贫困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将基本政府服务的成本转移到穷人身上的独特经济部门。
　　通常情况下，轻罪程序会躲在幕后间接地将财富从穷人手中抢走；有时则是公开掠夺。
　　轻罪有时也成为了地方司法机构创收的手段之一。其中交通罚款就是创收的主要手段。
　　全美汽车驾驶员协会（TheNationalMotoristsAssociation）列出了全国最糟糕的超速陷阱：伍德沃思市在该州排名第一。2007年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构发布的《过度罚金执法报告》中认为伍德沃思市政当局参与了由创收驱动的执法活动，该报告显示交通罚金为伍德沃思市贡献了整个城市财政预算的61。
　　而仅加利福尼亚州，驾驶员的欠缴交通罚金就高达100亿美元。
　　法官玛丽莲兰伯特（MarilynLambert）是路易斯安那州市政法院阿森松教区法院（AascsionParishCourt）负责处理轻罪案件及交通违规行为的唯一法官。如果兰伯特法官判定一个人有罪，这个人就需要支付15美元的定罪费（convictionfee），这笔钱会划入司法开支基金。如果兰伯特法官判他们无罪，他们当然就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正如小说家阿纳托尔法兰西（AnatoleFrance）在100年前开玩笑说的那样：法律以其庄严的平等精神，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沿街乞讨或者偷窃面包。
　　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对穷人带来经济负担（包括刑事罚金）并不违反平等保护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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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罪之罚》中的美国司法体系的弊病，有些也并不仅仅存在于美国。
　　1、判决流程冗长，司法机构在正式判决之前过长羁押嫌疑人。
　　2、司法机构和嫌疑人做交易，把羁押期和刑期对冲，来诱使嫌疑人认罪。
　　3、司法机构把罚款做为创收的一种手段。
　　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
　　可能美国独有的问题就是，司法流程中金钱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他国家。有钱能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在中国杀人嫌疑犯，正常情况有再多钱也很难保释，在美国就只是一个金额的差别。
　　这篇文章，看上去是黑美国。但实际上，里面很多的问题，不仅仅只在美国存在。
　　也许，没有完美的国家，没有完美的制度，只能一步步改进，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