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路径探讨

　　陈勇鸣胡雨斌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简称科创中心），不仅是上海加快创新驱动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利用上海优势带动全国创新发展的要求。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希望上海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到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进军。
　　一、上海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有多远
　　科创中心是指主要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对其它区域具有明显的集聚与辐射作用。科创中心具有创新精神突出、创新要素聚集、创新成果丰富、创新产业发达和创新环境优越等特征。具体地说，全球科创中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持续地产生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技术。二是持续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三是每若干年就要产生一家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颠覆性影响的企业。四是原创思想的发源地和汇聚地。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历史文化各异，以及评判标准不同，科技创新中心有不同发展模式。依据规模和地位不同，科创中心可分为世界级科创中心城市（如伦敦、纽约、巴黎）、区域科创中心城市（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墨尔本）和非中心科创城市群（日本关西创新城市群）；依据主导产业不同，科创中心可为高技术制造创新中心城市（美国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中心城市（美国西雅图、日本大阪）；依据文化背景不同，可以分为单元文化下的创新型城市（日本东京）和多元文化下的创新型城市（新加坡、香港）等。2012年12月StartupGenome公司调查全球5万家创新公司，从公司生产、资金、企业表现、创办人态度、技术发展趋势、后援网络、人才等元素，找出全球最热门的新创公司群聚的20个城市，分别是硅谷、特拉维夫、洛杉矶、西雅图、纽约、波士顿、伦敦、多伦多、温哥华、芝加哥、巴黎、雪梨（澳洲）、圣保罗、莫斯科、柏林、滑铁卢（加拿大）、新加坡、墨尔本、班加罗尔（印度）、圣地牙哥（智利）。
　　上海要建科创中心，而且是国际领先、有全球影响的，任务将是非常艰巨的。与世界科创中心相比上海差距主要有：一是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创企业；二是缺乏以人才为核心的科研经费投入机制，难以吸引国际一流人才；三是缺乏世界一流的国立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四是缺乏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五是缺乏持续不断产生重大科学发现和变革性技术成果的能力；六是缺乏学术传承和有效的产学研结合机制。
　　二、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路径探讨
　　路径之一，调整发展指导思想。上海正在做面向未来30年的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和新一轮城市规划的编制，应把科创中心作为一个重要的功能定位，和四个中心建设并行。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都是产业中心。从城市发展趋势看，从产业中心必然走向产业中心创新中心。上海要调整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更加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政府职责是制定政策、改革体制、增加投入、完善法治、培育资本市场。政府要从抓大项目转向抓科技公共服务，从重项目审批转向重市场培育；从重研发投入转向重政府采购，加快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由重前期立项转向重全过程管理，提高科技管理公正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由重经费分配转向重使用绩效，努力提高科技经费使用绩效。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并不低，但带动社会投入不够。2012年上海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达到5。9，北京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为4。2，而北京全社会科技支出量远超上海。2012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同时，要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当成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速度工程，当成是重大工程与项目的叠加；防止在体制机制未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传统的分钱分物的模式再度重演；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理解为是要在与兄弟省市争资源抢项目中胜出一筹的招商引资大战；防止在风起云涌的创客中心建设成为房地产商、资本玩家的概念资源；防止政府忽视对存量资源的结构改造而一味上新的项目。
　　路径之二，创新科研体制，提高科研投入效率。深圳过去数十年，在一个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的城市实现了高科技产业的整体跃进，诞生了华为、腾讯、中兴、迈瑞、比亚迪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明星企业，PCT国际专利数量连续9年居国内城市之首。过去几十年，中国创新的制度设计基本上采用了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深圳依靠需求拉动的模式，创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在人们推崇深圳模式时候，深圳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布局源头创新，实现需求拉动和成果转化并举的双引擎创新驱动战略。利用民办非企的公益性组织作为源头创新的组织实施主体，选择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布局，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科研机构。如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国创新能源研究院以及大疆科技、超多维等公司等，并在短短几年内迸发出巨大能量的典型。2007年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深圳成立，现在已成为全球生命科技领域具备引领作用的科研机构，连骄狂的美国人也关注着华大的一举一动；华大基因是基因测序能力和基因组学研究全球最强的科研机构。2010年成立的光启研究院，已在超材料领域，掌握全球的85基础核心专利。光启团队在4年时间内，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成果，他们在空间科技、光子技术领域的颠覆式创新开启了全新的产业空间。华大、光启的快速发展得到深圳市政府的高强度投入。这种投入在深圳政府内部也出现过很多议论，政府对华大、光启的支持方式是养事不养人，而养事的方式也是竞争性项目申报，拿的钱多说明事情做得有成效。民办科研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孵化后，市场回报将成为科研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传统科研机构会一辈子由政府养着。对民办源头创新机构的资助关键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团队从事的领域是不是国家创新的战略制高点，是否能够拉动起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团队是否用正确的方式高效率工作；第三，团队自身是否具备国际一流团队的能力。民办科研养事不养人。民办科研机构自主经营，科研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和科研规律，不用看政府脸色；员工全员聘用，优胜劣汰，不沉淀庸员；立足于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是其基本生存之道，不搞论文导向，形式主义。endprint
　　路径之三，强化企业创新主体职责，防止创新主体错位。企业的职责是研发技术、创新产品，特别是注重原创性产品开发。目前，一方面是企业重视研发不够，上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弱。另一方面，大学和科研院所里，大量人员不在做基础研究，而在做一些横向研究，做企业应该做的事，或者只能产生大量的论文和论证会。综合性大学职责是基础研究，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培养创新人才。上海综合性大学办了过多的校办企业。一流教授不上课，忙于做课题，培养的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创新创业能力。全国只有深圳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上海本土企业没有成为研发投入主体。2013年上海市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661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7。RD经费528。3亿元，其中国企35。48亿，占6。7；有限责任公司86。77亿，占16。4；股份公司73。5亿，占13。9，港、澳、台企业48。94亿元，占9。3；外资企业232。66亿，占44。2014年华为销售收入2882亿，净利润279亿元。研发投入408亿元，占2014年销售收入的14。2。过去十年，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超1900亿元人民币。2014年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又一次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公司。华为一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上海国资委系统数十家企业的总和。华为的专利申请数超过上海所有高校和科研单位。同时，要防止企业创新功能错位。上海规模以上企业发表的科研论文中，80来自本地企业研发机构，外资企业只占20，科研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在沪研发中心更是凤毛麟角。科学论文，是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教授研究员们的分内事。为什么上海企业搞科技创新，也在不断发论文，因为企业拿的不少是政府科研项目和资金，坐在工厂里绞尽脑汁搞创新，申请项目。最终，企业论文一厚摞、专利申请一大堆，项目验收通过后，文章束之高阁，专利在市场上无人问津。上海缺少像华为、中兴这样的科技民营企业。
　　路径之四，上海应继续开放，欢迎更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总部进入上海。截至2014年6月，跨国公司在沪设立研发中心375家，占全国约14，其中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占比达全国13左右，上述两比例在全国最高。上海应建全球研发总部，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在上海投资研发。将跨国公司的研发纳入城市创新体系中。美国有大型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欧盟有大型光伏实验室，2013年10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脑科学计划在瑞士洛桑启动。该项目由来自全球135个人脑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共同进行，并得到了欧盟12亿欧元预算的资助。上海也应有这类开放型技术研发平台。如果在申城涌现出几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发中心，那么全球科创中心就有实实在在的支撑点。建议高校和企业建立更多的联合实验室。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产品发布平台，吸引全球企业在上海发布他们的最新产品。纽约是国际上经济最开放的城市之一，美国2013年通过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外国资本可以像美国本国资本一样自由进入投资领域，但针对通信、交通运输、金融及国防工业等领域，有一定限制。上海在鼓励外商投资同时，对威胁到沪上本土科技产业发展的外资企业要进行特定阶段、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限制，为本土科技企业技术进步提供必要的保护。
　　路径之五，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创新创业环境短板。上海本土企业创新薄弱，尤其是草根的创新。2009年纽约科技企业24163个，上海2109个。上海要扭转科技企业以外资为主导的局面，从体制、机制上加大对本土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从人才供给、专利申请、技术创新等方面给予本土科技企业更多政策优惠，帮助企业树立自主品牌、深入开展自主研发，打造本土科技品牌。深圳已是国际公认的创客中心。创客一词，是长尾理论的提出者克里斯安德森2012年出版著作《创客：新工业革命》中创造的英文单词Maker，意指出于兴趣爱好，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人。创客是以用户创新为核心理念，是创新2。0模式在设计制造领域的典型表现。深圳每年要举办全球性创客大会，创客之所以聚集在深圳，除了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以外，更因为包括深圳对创新的保护以及深圳年轻人口结构和创新文化组成的生态系统，已经将创新的成本拉得极低。李克强指出，全民创新，万众创业，深圳能不能起一个表率作用。2015年1月，李克强来到深圳的第一站，就造访柴火创客空间，柴火创客空间发起人潘昊，同时也掌管着全球第三大开源硬件制造企业（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几年，这家创办于2008年的深圳公司已经服务了全球约200万创客，其中95的客户来自国外。
　　路径之六，必须在人才、企业、市场、开放、平台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新的动力、活力和合力。关键是要让创新人才在上海快乐生活，快意创业。进一步提高人才的国际化水平和程度，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应拿出更多的岗位，全球招聘国际一流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国外科研经费6070都是用在人身上的，所以大家觉得做教授不仅是光荣的职业，收入也是非常高的，这样才能真正鼓励科技创新。上海应将陆家嘴金融区实行的人才所得税减免政策推广到科技创新领域。对认定的国际性高科技人才，所得税就是应该大幅度减免，对去临港工作的人才引入政策应更为精准化。政府对创新人才要提供必要住房保障，提供更多的人才公寓和住房补贴，切实解决创新人员的后顾之忧。上海过高的生活成本对上海科技创新人员带来巨大压力。相比之下，印度吸引了大量欧美非常有才华的印度人，不是57岁的人，而是27、37、47的人。因为印度有一个吸引他们同胞的计划，即使以前没有印度国籍，但只要父母曾经是印度人就可享受，比如不用签证可以回印度，可以成立公司，可以进行任何经济运作。子女上学有大量英语学校。而上海去一家国际学校读书非常贵，很多在欧美工作的中国人希望回国，子女读书成为最大问题。上海要借助自贸区文化开放的机遇，积极扩大义务教育国际化办学规模，降低办学成本。上海基础教育有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上海学生在PISA考试中屡获佳绩，上海已有吸引国际学校办学的教育基础和市场前景。上海城市老龄化程度是全国最高的，这对科创中心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路径之七，上海要切实解决创新企业融资难问题。近年来上海新募集的资金额度全国最高，但在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数量、资金额度等方面均少于北京。中关村的成功，一部分原因是与硅谷的人脉无缝连接。上海也必须与本行业世界最高端的地区创建快速链接。积极发展政府或国有资本参股、外资或民资控股、市场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基金管理公司导演，政府的资金要投基金的基金。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营造环境，让好的创业能够与好的资本结合起来，让有钱的人愿意投资，让优秀的人愿意来管理风险投资。政府支持而不控制，引导而不干涉。上海现有的国有风投公司应改造为投资管理公司，定位于风险投资者（LP），履行出资人的职责，而非风险管理运作者（GP）。然后组建与市场接轨的项目管理公司，按照分散风险、专家管理、规范运作要求，选聘优秀的风投人才来运作项目。
　　最后，综合运用技术预见，提出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布局一批体现21世纪最新理念的前沿技术。考虑上海原来的科技基础，至少有几个方面上海在国内是靠前的：生命科学和医学、高端制造业、基础材料等。上海应重点支持在这些领域里面成立有代表性的、开放的、面向产业的技术平台。北京有发达的物联网，深圳有通讯产业支撑，上海可以先从自主品牌汽车和大飞机等产业着手，打造科创型重点企业，寻求世界影响力。这些年上海在生物技术研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由于生物技术培育期过长，目前还不能对上海经济产生足够的影响，目前应更多依靠对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网络技术研发，着重研究各种传感器产业、微创医疗产业、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智能家居、门户搜索、物联网、智能移动投影机、智能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和3D打印技术等，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