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组织往往更重视这两种人

　　冒险的悖论：创造风险，规避风险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时代。大时代意味着大混乱和大动荡，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阶层对立和观念撕裂，似乎都进入了火山活跃期。虽然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经济体之间的摩擦自二战以来从未停止过，但总体上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比，二战之后都应该是一个罕见的长时跨度的和平期，或者叫火山休眠期。但是这几年情况有点不妙，世界变得越来越狂躁，无论是政治、经贸、意识形态，还是军事，方方面面都在聚集着大动荡的乌云和风暴。
　　科技，也同样进入了大混乱、大混沌的时代。不确定性，日益成為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
　　本质上，技术就是技术，商业就是商业，但有些国家和有些政客非要给你贴上政治的标签，阻挠、打压你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一家行业领先企业，如何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在技术的山巅为人类盗火？
　　企业不是大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团体，即使是谷歌、微软、亚马逊这样的顶级高科技公司，IBM、惠普这样的传统高科技企业，它们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寻求探索与开发之间的平衡。华为曾经是一个以产品开发见长的优秀公司，正是一大批充满智慧和奋斗精神的工程师商人，高度聚焦于客户的眼前需求、现实需求，将华为从一个不起眼的蚂蚁快速催化成一个大公司。但华为人并不满足于此，因此才有过去10多年观念和组织的转型：从工程师商人到科学家工程师商人，才有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产品开发的世界领先，在华为遍布全球的数百个实验室中，有许多是在从事面向未来的探索。
　　探索是未来重要的创新使命，而探索面对的问题就是风险，所有的探索无不构建在失败、浪费这样的冒险之上。风险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必然的特征。假使我们的先祖不敢冒险尝试某些陌生的植物，那我们今天赖以存活的稻谷、小麦、蔬菜、水果等都不会有。假使人类祖先不敢跋山涉水，就不会有遍布地球的人类后代。石头变成石器，还有火的发明，是人类最具颠覆性的创新，但这些原创发明是和冒险、殉难密不可分的。
　　同时，人类在冒险过程中，又本能地形成了关于冒险的悖论，既要玩火，又不能引火烧身。既要创造风险，又要规避风险，这样的悖论思维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基因。一个好的商业组织，假使在冒险和避险之间找到一种悖论的平衡，那么这个组织既是发展的，又是相对安全的，当然它是有未来的。
　　在乔布斯去世后，《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说100年之后人类还会铭记乔布斯，因为这个人以巨大的梦想精神和巨大的冒险精神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思维方式。未来手机这个终端还是不是手机不知道，但我们绝对清楚，它在今天和未来对人类的生存模式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会重新定义人类文明。
　　乔布斯是亿万人中的异类，拥有经典骑士般的使命感和疯狂。在这些卓越人物包括乔布斯的身上我的深刻感受是，人类不是用理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用激情与意志战胜自己的怯懦和保守。人类的科学史、商业史，包括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史，大多是某一个疯子般的领袖用理想的旗帜牵引了一大群的追随者，然后实现了某种不可能。
　　但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人或一种机制，叫作理性的化身。苹果公司今天的领袖库克是一个理性主义者。2012年，我写《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在书中对离开乔布斯、由库克掌舵的苹果公司的命运有明确的判断。苹果是疯子创造的，但是疯子走了，留下来一个资本代言人，一个典型的资本至上而不是以梦想来牵引苹果的职业经理人。这个职业经理人把苹果公司的市值推到了上万亿美元，所以他是资本最好的代言人。但是，他会让创新受挫。
　　完美的科技组织应该是乔布斯加库克，或者是乔布斯加理性机制。苹果最辉煌的时期是乔布斯加库克搭台唱戏，他们俩是最佳搭档，在探索与开发的双频舞台上跳探戈。设想没有库克的苹果，乔布斯这个疯子会把苹果带上巅峰，也极有可能让苹果从巅峰坠落渊谷。库克让乔布斯成了完满的、不朽的英雄，而苹果却在乔布斯离开后逐渐褪去惊艳，除非新的天使乔布斯二世降临。
　　世界是由常识构成的，但这样的一个人类社会没有色彩，无法让人激动。所以人类也需要梦想和冒险，正是想象力和对风险的偏好把人类从蒙昧时代带到今天这样一个令人无比激动，同时又无比恐惧的时代。关于疯子与天才
　　詹姆斯G马奇是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大师中的大师，马奇对领导力的思考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疯子天才这样的概念。本文的许多内容都得益于马奇关于领导力学说的启示。
　　天才与疯子大概是离上帝最近的外星人，现今人类生活的99是由这些天才和疯子来定义的。什么是疯子？挑战上帝规制、世俗规制、人类当下认知极限的理想主义者，是虔敬的、富于热忱和罕见激情的使命家。某种程度上，正是一代又一代的疯子，把人类从一个又一个的不可知、不可为带到了可知与可为，从蒙昧时代带到了理性与科学的时代。
　　天才和疯子从来都是在反对者营造的不宽容中确定真理。反对者更多的是旧秩序、旧概念、已知体系的卫道者，他们更多的是用确定性的标尺去检验和衡量不确定性事件和不确定性想法，所以天才和疯子这些异端的人和异端的力量，常常在组织中被排斥、被打压、被边缘化。
　　天才和疯子在什么时候能够被组织和大众认可呢？很不幸、很悲哀的结论是，在组织陷入困境甚至绝境时他们才能获得理解与宽容，才能有自由呼吸、放纵想象力的空间。喝咖啡的兔子与亲吻丑陋的青蛙
　　天才和疯子在人群中为什么生存得艰难？因为他们自身也有问题。他们是制度与流程的局外人。所以，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去约束、管控这些人，比如上下班打卡。天才和疯子没有很好地被社会化，他们总是给组织制造麻烦。读科学家、发明家的传记，会发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总是离经叛道的，但你最后往往发现他们是正确的。
　　天才是危险的，他们反组织约束与藐视纪律、有极端的愿景、超自恋，还有自私，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家都自私和小气。而且他们是独语者，你可能经常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当被大众听懂了，他们能叫科学家吗？能叫发明家吗？所以他们跟普通人交流有障碍。天才的另一个特征是固执，还有对日常生活的无知等。天才会促成巨大的成功，也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天才的成功等于梦想加偏执，当然还得有好运气。
　　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经典话题，龟兔赛跑，到底谁会赢？普遍的定论是，乌龟很执着，目标很坚定，方向很清晰，每分钟都按照同样的节拍朝前爬，乌龟会赢；兔子很聪明，速度快，但是兔子懒，还爱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走到半路就睡着了。但是我们换一个竞赛方式，让野兔团队跟乌龟团队竞跑，谁会取胜？当然是兔子啊！因为只要有一只兔子不睡觉，胜利就属于兔子们。
　　我们当然要倡导乌龟精神，倡导执着与坚定，倡导韧性的战斗；但仅此，很难从优秀迈向卓越。因此，组织中尤其是研发体系中要多引进野兔，并且给野兔自由，让他们组成一个又一个的野兔军团。那些睡懒觉的野兔让他们睡吧，睡了300年，吊儿郎当了100年，有一天醒来了跑起来了，或者咖啡喝多了，也许就会有世界级的发明。任正非说，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那就给野兔多喝咖啡，让他们能量满满。
　　怎么识别天才和瘋子？有一个童话故事讲青蛙变成王子。但你怎么知道哪一只青蛙会变成王子？你得亲吻，一只一只地亲吻，一不小心就把一只丑陋的青蛙亲成了英俊的王子。
　　这是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我们的主管，尤其是研发体系的、人力资源体系的主管，要仔细地体会其中的哲理、真理，并真诚地付诸实践。人的管理最重要的不是理性与流程，而是爱与真诚，当你投入百分之百的感情和唾液去亲吻青蛙时，既可以识别谁是王子，也可能真把每一只青蛙的王子潜能激发出来，或许运气好，你亲吻的青蛙是特斯拉，那个从上帝手中盗走闪电的流氓天才，那你可真是功德无量。让我们假定每一只青蛙都有王子的基因吧。
　　聪明的组织要为天才和疯子留出足够宽阔的空间，允许甚至鼓励他们自由冲撞。没有漏洞就不会有惊喜，没有漏洞的代价就是组织成了小河小渠，但唯有大江大海才能让猛龙遨游。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是创新？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叫作闹剧？研发的民主氛围。让大家七嘴八舌去撞击，让咖啡真的能变成思想的火花、灵感的闪电，这就是闹剧。假使实验室、项目组还有官僚气息，论资排辈，A先说，B先说，C先说，老大先说，老二再说，没有频繁的争论，没有拍着桌子争论，没有激烈的观点碰撞，那它尽管是正剧，但一定是乏味的平庸之剧。
　　悲剧是什么？浪费与失败。任正非几年前对曾经主管研发的徐直军说：浪费了公司一千亿元！徐直军的回答是：是的，我承认，但我创造了几千亿元。任正非说：你讲得好！这段对话背后的逻辑就是，敢于冒险，鼓励失败，舍得浪费。
　　传统管理学关于预算的核心主张是预算平衡。的确，在常规的技术与产品开发方面，在成熟的市场开拓上，投入产出当然要强调平衡。但是对一家有远大理想的企业来说。
　　这里讲讲创新与异端的关系。创新的组织一定是多元的，有多元的人，多元的个性，多元的思想，多元的声音。反对派、歪瓜裂枣也是英雄。如果研发体系中没有反对派，没有持异端想法的人，没有刺耳的异见甚至奇谈怪论，那这艘船看着很平稳，但是当巨风大浪冲过来的时候，沉得可能非常快。任正非讲，他自己就经常在反对自己。卓越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就是红蓝人，左脑是红军右脑是蓝军，右脑是乔布斯左脑是库克，善于自我否定、自我反省和自我纠偏。研发组织也应该是红蓝对垒的AB型组织，B组织可能就是颠覆A组织的，但比构建AB型组织更实质性的是培育同一个组织内的AB型氛围，让红蓝对决成为组织群体的思维定式。
　　任正非在和科学家们座谈时说：2012实验室可以多组建蓝军，既然我们不知道王子之路在哪里，就让蓝军攻击红军，可以是建制性的蓝军，也可以是散兵游勇。公司的博士分散在许多部门，你们把难点梳理一下，在心声社区上张榜，从公司申请编制，请他们进来做蓝军，他们没在红军干过，系统性不清楚，就让他们从一个点上给红军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