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岁以后要回来做自己

　　Managershare：蒋勋怎么做职业规划的，怎样与体制周旋又不丧失自我和感知力？
　　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
　　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体制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体制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
　　我用这种既像在体制内、又像在体制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
　　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进入体制，而是我在体制与非体制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
　　梦想与体制之间的平衡
　　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
　　梦想跟体制，就像天平的两端，怎麽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要的是体制，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体制内愈成功、愈顺利，生命力愈容易被削减。
　　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5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在体制裡。我的思考是：不能不进去体制，但生命力不能被削减到没有。
　　这几年我出版《孤独六讲》，没想到是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solitude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意。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
　　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35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5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麽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
　　两种态度，找回生命力
　　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严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
　　其次，我们一方面尊重体制，可是体制内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体制的萎缩，它会愈来愈没有创意。
　　周休二日你在做什麽？这两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体制中并不是没有弹性。
　　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
　　记得，不一定要打破体制，但要知道体制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在体制中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