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玺印选释

　　玺印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人们生活习俗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价笸，是古代人社会生活中代表权利的凭信和工具。玺印艺术盛于战国至秦汉时期，源远流长，至今仍在蓬勃发展。天津博物馆所藏的玺印具有数量大、精品多、时代系列全的特点，在全国博物馆玺印收藏中名列前茅。
　　玺印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文献和实物资料来看，玺印出现和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印、私印都称作玺，玺是中国印章的最早名称。馆藏玺印时代最早的是春秋时期的壬兵戎器铜玺（图一），其玺面呈菱形，有交叉界格，半圆形索纹钮。玺文书体为战国古文，内容为壬戎兵器四字，可能是封缄军中发放兵器的文书用玺。其文字与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秦公簋上的铭文形式基本相同。从纹饰及字体判断应属春秋时期的秦国官玺，也是迄今所见的传世玺印中唯一的一件春秋铜玺。
　　馆藏数量较多的是战国时期的玺印，时代特点鲜明，各具地域特色，很多玺印的内容可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馆藏的勿正閘鉨铜玺（图二），窄边半圆形鼻钮，印体痛平，方形印面，印文为阳文大篆勿正閘鉨四字。玺文中的勿正即勿征，古代正征二字通用。閘字从門从串，可释为关，意为关卡。嗣字的写法与安徽省寿县出土的楚国青铜器鄂君启节中的铭文嗣字相同，具有楚国文字的特征，故此玺当断为楚国官玺。据陈邦怀先生考证：‘勿正关者，谓此关只讥异服，识异言，而不征税也。玺文内容也可与《管子小匡》所载货物通关时不征税的内容相对照，是通过关卡时免征货税的官方凭证，此方玺印是研究楚国税制的珍贵资料。馆藏战国时期的玺印，形制工整，工艺精湛，文字笔画纤细劲挺，布局参差不拘，颇得自然意趣，代表了战国时期玺印铸造的高超技艺水平。馆藏此时的玺印内容除了官职、私人姓名外，还有很多箴言、吉语，如士君子敬身日有千万等文字和一些动物、器物图案。
　　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规定只有皇帝印才可称玺，官吏及私印则称印。馆藏的秦印多为铜质、鼻钮，印文书体为秀丽的秦篆。右司空印即具典型的秦印风格，方形印面，有田字界格，界格只右侧见边框，凿阴文右司空印四字。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有左、右司空。司空官职西周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寇、司士、司徒并称五官，掌水利、营建之事，春秋、战国时期沿置。此印为秦时掌管营建的官员用印，秦代因年份短官印传世少，史料价值极高。馆藏一件秦代文路、路两面印（图三），是秦代罕见的白玉质穿带私印，印身扁薄，侧面有一椭圆形穿孔，可穿带佩于腰间，方便使用。长方形印面，一面阴刻文路二字，有日字界格，一面阴刻路字，有方形边框。秦代穿带玉印极为少见，此印玉质润白，镌刻文字笔画优美和谐，颇具时代气息，是秦印中的精品。
　　古代的玺印制度发展到汉代，已经形成了严格的使用及管理制度，朝廷百官用印的材质、形制和印绶的颜色各有定制，井然有序。馆藏的汉代玺印数量很多，无论在印钮形制、印文的铸造和内容上都极具时代特色。
　　西汉初期的印章沿袭了秦印的风格，官印印面上仍带有田字或日字界格，而字体则较秦印苍劲方整，处于过渡时期。官印主要是方印和半通印，铜质，钮式有鼻钮、瓦钮、蛇钮和鱼钮，蛇钮仅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馆藏的左礜桃支铜印，蛇钮，印体扁平，有田字界格，印文为阴文汉篆左礜桃支四字，布局疏朗。其形制因袭秦官印，制作改凿为铸。《秦封泥集》收有两枚左礜桃支右礜桃支封泥，下注：从左、右磐桃丞。桃支是桃丞的下属。蛇钮印只出现在西汉建国之初，使用时间很短，传世极少，较为珍贵。
　　经过了过渡阶段，汉印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印面已不见界格，摹印篆得到大发展，字体结构力求和谐匀称，笔力雄健流畅，加上纯熟的铸造技术，使得汉印具有典雅雄浑的气韵。馆藏上林尉印铜印，瓦钮，凿阴文汉篆上林尉印四字。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林尉系水衡都尉属官。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初属少府。《后汉书百官志》云：少府属官，有上林丞、尉各一人。上林即上林苑，是为皇帝饲养禽兽以备狩猎的园囿，上林尉是保卫上林苑的武官。
　　处于两汉之间的新莽时期是玺印史的一个特殊时期，王莽当政后，附会《周礼》，托古改制，依《周官》《王制》等更改了许多西汉的官名和地名，并制定了五等爵制和四等封地制。新莽官印中有其所特有的官名，如馆藏中垒左执姦铜印（图四），龟钮，凿制，印文为细阴文汉篆中垒左执轰五字。《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又《王莽传》云：天凤四年置执法左右刺姦。翟中融著《集古官印考证》认为：‘左执轰即王莽所置执法刺奸之官，此左执印为中垒校尉之属官。姦字独占一列，使得印面布局独树一帜。此时的玺印字形工整秀丽，笔画圆润饱满，铸造水平高超精湛。
　　东汉时期因政局不稳，铸印技术有所衰退，官印笔画渐粗，印体普遍加厚，将军印章及其属官之印和封赐少数民族的官印最多。如馆藏君侯之玺铜印，龟钮，印文为阴文汉篆君侯之玺四字。君侯一词有两种解释：《汉书刘屈牦（氂）传》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列侯为丞相，称君侯。而颜师古则认为，君侯是对列侯的尊称（列侯为爵位名，秦制二十等爵之最高极，汉沿用），印文称玺应为列侯用印。
　　除了这些特征明显的官印外，汉代在私印方面也有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不仅材质、钮制多样，且在文字上出现了各种书体，后世印章皆遵循汉法发展出各种独具时代特色的书体。馆藏的阳成婴玉印（图五），覆斗钮，横穿孔，印文为阴文小篆阳成婴三字，笔画纤细挺拔。印文由三个字组成，布局本不易平稳，但将婴字上下两部分加长，与阳成二字对应，显得流畅匀称，且意态生动，是汉代私印的典型代表。在印文题材上汉代多了一些带有道教修仙内容的吉祥用语，这与当时社会崇尚道教文化有关，并且有些吉语印的内容还与此时的铜镜铭文相呼应，如馆藏赵诩子产三十字铜印（图六），薄边瓦钮，印体扁平，印文为阴文汉篆赵诩子产印信。福禄进，日以前，乘浮云，上华山，飤玉英，饮禮泉，服名药，就神仙三十字。此印为汉代韵语印，用于殉葬，印文属道家学道求仙的内容，是迄今所知文辞最长的的一枚汉代铜印，弥足珍贵。
　　汉印中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官印，是汉代中央政府赠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如馆藏的东汉汉匈奴破虏长铜印，此印是东汉朝廷颁发给归附的匈奴首领的官印。驼钮俯躯跪卧，头回缩，颈部时见用刀刻划出来的鬃毛，驼腹下有孔，骆驼是少数民族家庭必不可少的重要驮畜，此体态寓意该民族已经归顺汉王朝。
　　魏晋时期流行一种六面均有文字的印式，印文结体较松散，随意性强，但自然率真，颇受后世印人青睐。如馆藏的曹氏六面铜印（图七），印体呈凸字形，上面凸起缩小铸成印钮，钮上有穿，凿阴文曹氏二字。底面为阴文曹氏印信，印体四面为女言疏曹新妇白疏官和印完。除官字为汉篆，其余印文书体皆为悬针篆。悬针篆印文上部笔画结合紧密，下部体势伸展自如，收笔尖细，形成疏密有致的结体特点，其书体与魏正始年间的三体石经中的篆书相近，是研究玺印字体流变的重要资料。
　　隋唐以后的官印印面加大，唐代规定政府颁发的官印在官员卸任后均要上缴销毁，所以官印传世不多。隋唐玺印除了传统的铸造形式外，一部分印章采用了一种新的铸印形式，先铸好印体，再将烧红的扁细铜条按字形笔画的长短、形态来进行剪裁、弯曲，然后拼连成字焊接在印面上，称为蟠条印。印面呈现出回环弯曲的形态，布局并不统一，字法也屈曲缠绕，这为后世九叠篆的出现打下了基础，馆藏的观阳县印铜印就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
　　五代时期铜质缺乏，印体较薄，官印略作长方，出现了以隶书和楷书入印的新局面。馆藏一方五代时期的元从都押衙记铜印，印体扁平，印钮扁薄，楷书阳文。元从始于唐高祖的元从禁军，凡被授予者，皆享有一定的特权。都押衙是官名，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皆擅设衙官，于是衙将、衙官、都押衙等官名日渐繁杂。元从都押衙系军帅亲重之官，多见于五代史书。此印是我国最早的楷书实用官印，五代时期官印传世极少，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研究价值。
　　北宋官印形制基本承袭隋唐五代时期，南宋亦同，但也作了一些变革，一个主要特点是印背开始刻有楷书年款和铸造颁发机构少府监‘文思院等字样，如馆藏北宋熙宁三年永和县印铜印、南宋建炎四年建炎泾原路第七将印铜印，印背皆有刻款记载铸印年代及机构。《宋史职官志》载：在宋代凡车辇、饬器、印记之造，则少府监、文思院隶焉。北宋时期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朱记当时文思院隶属于少府监，是其下属五院之一，铸造印记是由少府监直接负责的，并不归文思院。但到了高宗绍兴三年，诏少府监并归文思院。之后，文思院就继少府监成为国家专门的铸印机构了。从现有的实物看，至少是在真宗成平年之后所铸官印的背款上，基本上都刻有少府监铸。南宋官印上大多刻有文思院铸，说明南宋时期少府监的铸印职能被文思院所承袭。馆藏有一方南宋建炎四年建炎泾原路第七将印铜印背款有宣抚处置使司行府铸字样，显然不合乎宋代印制，对于这一情况，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政令不行，个别机构擅自越权为下属铸印；二是因统一铸印不便，朝廷允许一些机构暂时便宜行事的结果。
　　宋元时期流行一种签名式的押印，馆藏此类印数量很多，铜质，印身扁薄，以长方形为主，元代押的形状更加丰富，有葫芦形、聚宝盆形、各种动物形等。
　　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下，依据汉字书法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并把他们的文字仿效汉字篆体用于官印，传世较少，印文有金代国书如馆藏的和拙海栾谋克之印铜印（图八），矩形直钮，钮顶铸一上字以决正倒。钮右、背凿大定十八年八月，钮左凿礼部造。上侧面凿和拙海谋克，皆汉文楷书阴刻款。印文为宽边朱文九叠篆书和拙海栾谋克之印八字，印左侧面凿女真文款一行，译文为和拙海栾毛毛可（谋克）。此印是金代兵民合一的政权机构谋克的印鉴。和拙即合扎，是金语亲军的意思。海栾是驻地，即今图门江支流海兰河。带有女真文边款的金代印章极少，史料价值很高，是研究我国金代兵制、政治组织等各方面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证物。此外，天津博物馆藏的少数民族玺印还有辽契丹文印、西夏文篆书印，元代八思巴文印等。
　　天津博物馆还收藏有清代皇亲使用过的玺印，如祺皇贵太妃之宝银印（图九），此印为嫔妃用印，蹲龙钮，龙体刻画精细，威武庄严。方形印面，铸阳文满、汉两种篆书祺皇贵太妃之宝。祺皇贵太妃原本是清咸丰皇帝的端恪皇贵妃，系满洲镶黄旗头等侍卫裕祥之女，咸丰八年（1857年）进宫，咸丰十一年（1861年）被穆宗封为皇考祺妃，卒于宣统二年（1910年），宣统皇帝尊她为皇祖祺皇贵太妃，此印是清宣统皇帝为皇祖重制玉册，改镌玉宝时所制。
　　明代开始私印多取材于石，石材较铜质软易于镌刻，随着石章的广泛采用，文人治印之风盛行。明清两代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流派，篆刻艺术呈现出百花争妍的繁荣景象。如馆藏清寿山石山水人物山子形如南山之寿章（图十），质色纯净细润，章体随形雕刻仙山楼阁、祥云、灵芝、仙鹤、神道人物等祥瑞图案，章身刻紫气东来等吉祥语。底刻阳文如南山之寿五字，寓意长寿，与印体纹饰相互呼应。浮雕、浅浮雕技巧并用，工艺高超，是难得的寿山石雕作品。
　　馆藏玺印大部分来自收藏家的捐献，主要包括两部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玺印大多来自周叔瞍先生的捐赠；明清时期的流派印则是来自徐世章先生的旧藏。这些印章极具历史与艺术价值，丰富了天津博物馆的收藏，并为研究中国古代职官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还为明清时期制印流派与篆刻艺术的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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