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钟，位于柏林舍内贝格区的国会大厦突然起火。这座建于1884年的宏伟建筑被火焰和烟雾笼罩了。火势蔓延得很快，当消防队赶到现场时、已无法扑救。国会大厅、贵宾席、各党派议员休息室以及新闻记者室都被大火所吞没。这场奇怪的大火烧了五个多小时，直到翌日凌晨二时许才被扑灭。
　　当消防队员们打开国会大厦各入口时，一个仅穿短裤的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从里面跑出来。警卫人员将他抓住交给警察局。从他身上携带的护照得知，他叫马尔努斯范达卢贝，是个荷兰籍的泥瓦匠。当警察审讯他时，他坦白说，火是他放的，自己是荷兰共产党党员。放火的动机是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报复。
　　柏林警察局认为背后有德国共产党插手，所以连夜逮捕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左翼思想家、文人等130余人。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国会失火是由纵火引起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现场发现了带着导火索的汽油瓶、点火用的布头和棉纱等物品。为了便于引火，椅子的皮面也被撕裂，这些东西都放在共产党议员休息室的附近。可是，从如此庞大的建筑物顷刻之间被大火包围的情况来推测，放火的决不是一个人，至少得有三十个人同时行动。但涉及这一问题时，卢贝便闭口不谈这是警察方面所披露的有关失火事件的概要。
　　根据普鲁士内务部发布的消息，这是共产党在幕后一手策划的，其理由如下：失火那天下午，共产党议员曾在国会会议室里召开会议。议员们六点左右才离开；此外，有人曾看见共产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艾伦斯特托尔格拉亚那天傍晚带着卢贝同行。其次，火灾发生前，2月24日，柏林警察局搜查了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所，没收了室内所有印刷品和其它物品，从中发现有共产党的暴动计划。他们打算将国会大厦、凯撒故居建筑物、博物馆和其它主要公共设施全部烧毁。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放火的青年卢贝是荷兰共产党员。
　　内务部的声明还补充说：即使个别事实与本声明有所出入，但是，放火事件背后有共产党进行策划，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此我们掌握确凿的证据。
　　所谓确凿的证据就是共产党的暴动计划。内务部的声明声称，这是通过2月23日新成立的政治警察的活动才弄清楚的。政治警察
　　诞生的第二天，就开始对德国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宅进行搜查，并没收了有关共产党陰谋的许多文件。内务部的声明还说，令人吃惊的是，这座建筑物已成为暴动的大本营，里面修筑了令人发指的设施，包括暗仓、地道、秘密印刷厂等等。
　　不过，在当时的德国，除了内务部的声明之外，根本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关于这类事件，报纸也被禁止刊载政府声明以外的任何消息。当时普鲁士的内务部长（确切地说是内务管理委员）是由德意志联邦国务大臣赫尔曼戈林兼任，他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纳粹的大头目。
　　既然警察已经知道共产党要在国会放火的陰谋计划，那为什么不防患于未然呢？人们自然要产生这样的疑问。德国民主党的报纸《柏林日报》在触及这一问题后立即被查封、禁售。不久，这家报纸被纳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简称）以暴力强行霸占。
　　只要对这件事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许多疑点，其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放火青年卢贝的行动。他把衣服脱下来扔进火里，穿着短裤从国会大厦里跑出来，本当避开众人偷偷地逃走才是，可他却几乎一丝不挂地跑到大马路上，这已是极不寻常的举动了。而且，他单单把荷兰共产党的党证珍重地保留在身上，目的只有证明他是共产党员。那么，到底是谁让他这样做的呢？
　　被捕的国会纵火嫌疑犯中，有三位保加利亚人，即季米特洛夫、塔涅夫和波波夫，他们都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3月9日在柏林霍夫餐厅被纳粹警察逮捕。9月21日，在菜比锡的德国最高法院进行了审判，此时距失火当天已过了将近七个月。
　　上午九点，审判开始，首先被带进来的是卢贝。他穿蓝色囚服，双手被铁链捆绑，过长的铁链缠在身上。左右跟着两名警察。顿时，法庭騷动起来。
　　拍电影的照明灯清楚地照出这个穿囚服青年的身影。
　　接着，艾伦斯特托尔格拉斯被带了进来。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西装笔挺，从容不迫地走上被告席。他41岁，但看上去似乎更年轻一些。他身后是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走在前面的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他身体健壮，具有巴尔干人的风度。波波夫是个不胖不瘦的漂亮青年，像个学生；塔涅夫个子不高，红脸膛，有一头卷发，看上去年纪也很轻。
　　审讯是从卢贝开始的，尽管审判长再三提醒他声音大一些，他仍以极低的声音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以致坐在他旁边的翻译都无法听清。在那天的审讯过程中，卢贝基本上承认了起诉书上的事实。但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1930年我已脱党，所以现在不是共产党员。问到脱党的理由时，他只回答：出于个人原因。
　　23日，季米特洛夫进行了申述。他从15岁起参加工人运动，三十年中一直以保加利亚共产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当过工会总书记，市议会、州议会以及国会的职员，主要负责党的宣传工作。
　　1923年9月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斯拉夫，从那时起，他一直在国外过着政治流亡生活。1932年夏天来到柏林，与保加利亚国内的同志配合，争取对1932年事件给予恃赦而暂住下来，这次遭到逮捕。季米特洛夫申辩说，国会失火那天夜里，他正在慕尼黑开往柏林的列车上，所以与该事件毫无关系。
　　25日，托尔格拉斯进行了申述。与季米特洛夫一样，他坚决否认自己与国会纵火事件有任何关系。
　　莱比锡审判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德国国内，言论自由受到镇压，在国外，这一审判遭到各国的抨击。国会纵火案是纳粹镇压共产党的一个陰谋。为此，莱比锡审判一周后，在伦敦成立了德国国会纵火事件调查委员会。
　　另一方面，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与纳粹的暴行、诽谤以及不公正的裁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唤起世界公论。
　　1933年4月26日，《曼彻斯特卫报》指出，国会纵火案是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一手策划的。这个报道给人们以很大的震动。5月5日，公布了德国国权党领袖奥巴弗伦自杀的消息，但人们都说是暗杀。不久，他的遗书在国外发表，内容与《曼彻斯特卫报》的消息一致。其内容可概括为：内务部有关共产党总部计划暴动的报告纯属捏造。纳粹曾要求国权党与它一起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但国权党拒绝了这一要求。纳粹党便孤注一掷，向冲锋队和党卫军下达了在国会纵火的命令。在冲锋队长海因斯的指挥下，潜入国会议长戈林公馆通往国会的隧道进行纵火。据说卢贝当时携带的荷兰护照、共产党的传单和几张自己的照片都被留在国会里。
　　要想了解为什么会发生国会纵火这样的悲惨事件，首先必须研究一下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
　　1933年1月31日，上台执政的希特勒立即解散国会，并公布于3月5日进行大选。国会纵火事件刚好发生在选举前的一个星期。
　　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工人就对法西斯的活动进行过抵抗，热切希望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的热诚呼吁终于打动了社会民主党。2月28日上午十点，两党代表决定在国会内举行会谈。社会民主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党中央机关报主编舒坦姆巴，共产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是托尔格拉斯。社会民主党由于有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党内又围绕统一问题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所以，一贯反对结成统一战线的该党已经到了再也不能犹豫的地步。
　　如果2月28日的会谈进展顺利，德国的政治形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纳粹党在上一届选举中获多数票，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但低于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两党票数的总和。假如统一战线获得成功，那么，至少在国会斗争中可以挫败纳粹党。这就是在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两党会谈之前，27日晚上国会必须失火的原因。
　　在莱比锡审判中，为了诬陷共产党有罪，检察当局动员了五百个人出庭作证。正像季米特洛夫所痛斥的那样，从大臣到服刑的小偷都网罗进来了。尽管如此，他们玩弄的把戏却井未如愿。12月23日，法庭宣判卢贝死刑；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释放。
　　但是，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德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不久，社会民主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纳粹的这一陰谋阻碍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遏制了民主势力，破坏了自由与和平。从这一点上来说，希特勒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