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2012年，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一位极具批判性的作家；在中国文坛留下无数经典作品，然而这些经典作品鲜少出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之中。
　　走进文坛
　　莫言在一次演讲中讲到，最初文学兴趣的产生是从阅读开始的，人们之所以要写小说，那肯定是前面看过了很多的小说；人们要写诗歌，前面肯定也读过很多诗歌。受到了作家的影响，慢慢地想要从读者的圈子里往外跳。读第一部小说的时候，只是深受感染，被小说里人物的命运所牵动，跟着小说里人物的命运或高兴或痛苦。读得多了就有一种自己想拿起笔来写作的冲动，我也一样。
　　小学的时候莫言就开始读书，在他生活的60年代能读的书是很少的。刚开始只能看一些红色经典，比如《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还有一些散落在民间的古典作品像《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这样的小说。
　　真正有想当作家的想法，跟他家的邻居有关系。他的邻居在山东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被划成了右派，在后来遣返回家劳改的时候，跟莫言几个讲起他在济南认识一个作家的腐败生活，即一天三顿可以吃上肥肉包的饺子。
　　在当时那个物质匮乏的60年代，大多数人们处在半饥半饱的生活中。于是，当上作家，过腐败生活的梦想就在莫言的脑海产生了。
　　真正开始写小说是莫言在河北当文艺兵的时候，莫言这个笔名就是刚开始写作时起的。开始的时候莫言写的几部小说《春夜雨霏霏》《售棉大路》《民间音乐》都是模仿或借鉴了一些西方著名作品，像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南方高速公路》、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等等。
　　在部队，莫言的文学创作常常都是秘密进行，因为他的科长、政治部主任认为写宣传简报、政工简报、写年终总结，才是本职工作。
　　1984年，莫言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系，文学创作才变成了正大光明的东西。在这里，莫言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各种艺术门类。两年的教育使得莫言的文学观念得到了改变，他认为不能再依靠形势来写作，而过去写的作品常常是依靠形势的。
　　比如说，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就要构思领导干部某天深夜钓鱼，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要整党，就要塑造一个保持高度纪律性和党性的人物形象。像这样一类的脸谱化的故事。
　　莫言表示：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真正的文学应该站在一个相对超越阶级和党派的立场上，或者说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来写作。最起码要改变过去创作中的脸谱化、公式化、雷同化的东西，就是要把好人坏人都当作人来写。在文学系经历了两年的教育之后，莫言的写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外国著名小说铺天盖地袭来，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莫言就深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对于莫言和当时的一批作家来讲像是一头饥饿的牛闯进了菜园子，东一口西一口。一下子读了太多的西方的文学作品，来不及消化，就使得写作过程中模仿痕迹太重。
　　莫言渐渐认识到一方面要领会这些作品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要避开西方文学影响，写出自己个性的东西来。莫言开始不断挖掘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个人的人生经验，最终写下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样一部成熟的作品。作品一经发表，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影响。从此莫言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批判与被批判
　　在这之后的两三年莫言写起小说来得心应手，1986年发表系列篇小说《红高粱》，特别是改编成电影后引起轰动，之后接连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酒国》等作品，使得莫言成为中国当时文坛上一名炙手可热的作家。
　　莫言回忆道，那时完全是凭借一种强烈的直感，凭着一种想控诉的愿望，感觉到自己积压了几十年的话，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渠道。感觉到肚子里面憋了很多年的故事，终于可以堂堂皇皇地对着别人讲述出来了。
　　1987年在山东南部的一个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由于当地的官僚主义，干部腐败；经济的闭锁，导致了农民栽种的几十万亩蒜薹全部烂掉。愤怒的农民就把烂掉的蒜薹堆到了县城堵塞了道路，包围了县政府，火烧了办公楼，砸了县长办公室。
　　莫言看到新闻报道，心里的天平毫无疑问地向农民倾斜。他躲到一个地方，用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写下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深刻批评了官僚主义，官员腐败。
　　1996年莫言出版多达50多万字《丰乳肥臀》，尖锐批判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该书获得中国第一届大家文学奖，并得到10万元奖励金，消息一出就招致广泛的争议和批判。事实上该书未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因为书名太过露骨遭到批评。
　　多数人批评该书有色情和不健康的描写，是有反动思想的作品。上级领导也层层施压，迫使莫言做检查，莫言也因此离开了部队。面对批评，莫言有的虚心接受，有的却不认同。但他来不及想就投入到更多的批判作品写作中。
　　莫言非常聪明，他不正面挑战主流的意识形态，他通过《生死疲劳》《檀香刑》《蛙》，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群像。深入挖掘民族性，寻求一种民族化的写作方式。把中国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爱恨情仇、历史的、战争的，用夸张讽刺的物化形象来展示，表达了中国现实生活的荒诞性和复杂性。用自己的想象拓展了中国文学。
　　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后，更是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莫言热。有赞美有批评，甚至有人认为莫言获奖是政治因素起了作用，更有传闻称莫言获得诺贝尔是黑幕。
　　对此，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为其证明，称其获奖无关政治、友情和运气，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重新上路
　　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和热度，莫言自称好似经历了一场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诸多的争论，它像是一面镜子，我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我自己，我知道很多批评家和读者都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我创作的弱项和不足，批评使我为下一步的写作做好了准备。
　　莫言获奖之后的几年，在多种文体方面进行了尝试，戏剧、话剧、诗歌等。2020年莫言发表获奖后首部小说《晚熟的人》。依然是乡土故事，但故事一新。读者熟悉的那个莫言好似又回来了。
　　对待写作，莫言曾说，回过头来看，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个阶段，政治口号毁掉了国内好几代作家。作家们只为了歌颂，一昧地为人民说话，忘掉了个性，作品体现出来的都是共性，无非都是事件不同。
　　当一个作家想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个人风格的时候，在那时，这个作家是要被批评的。所以作家不要把自己想象得那么高尚和伟大，作家就是一个职业，不要把自己变成人民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