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该如何正确开展？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当时的红军，党内不少人坚持林彪的革命主张：革命高潮也许会到来，但是不可能那么快到来，因此红军的打法，暂时弱化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坚持区域的流动游击为主，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
　　这是以林彪为代表的多数红军革命者，基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行动。
　　因此，在行动上林彪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闽粤赣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准备。
　　这种对时局的估量和对应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都是错误的。
　　于是毛泽东写信给林彪，即《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
　　林彪同志，由你相信彭德怀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一点看来，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
　　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
　　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于中国革命是不适合的。
　　在毛泽东看来，这种一口吃个胖子，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方法，不适于中国革命。
　　林彪等坚持的这种革命打法，属于激进派的做法，很有现实意义。像极了很多创业公司，业务有点向上发展的苗头，就不知所以，飘了，开始全方位多领域的各种业务尝试，多领域多线并行，慢慢地饼越摊越大，成本也越堆越高，产出却急剧下降，债台高累，最终落得资金链断裂，公司倒闭的恶果。
　　更像极了很多投资者，因为侥幸买到了上涨股，赚了一大笔，开始误把运气当做实力，大资金合约杠杆一起上，最终被狠狠地收割，欠债百万，再也无力偿还，只落得孤零零一人站在摩天大楼顶层，摇摇晃晃，最终一跃而下，含恨而终。
　　现实中，吃了口糖，就忘乎所以的人太多了，最终多没落得好结果，被狠狠地按在地上摩擦。
　　有幸的是，中国红军有英明的领路人毛泽东，他指出该革命方式不适合于当前处在弱势地位的红军。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一个各大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
　　这是中国所有革命行动最基本前提和背景。
　　清楚该背景，也就可以解释如下七点认知：
　　其一、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混战的怪事，且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始终不能有统一的政权。
　　其二、农民问题意义的严重性，以及农村暴动会有现在这样的全国形势的发展。
　　其三、工农政权口号之绝对的正确。
　　其四、相应于全个世界中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外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苏维埃政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其五、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域之发展，它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必然走向的形式。
　　其六、红军与农民苏维埃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无产阶级要走上去领导它），也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其七、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过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建立中国革命可攻可守的稳固后方；
　　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团结农民这个最重要的同盟力量；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对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
　　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极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扎稳打，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夺取最终的胜利。
　　毛泽东指出，对于任何局势和发展的预判，本质上，其实都是客观力量（局势）和主观力量（人为）的看待和使用问题。
　　看大了主观力量，小看了客观力量，就容易走上盲动主义的错误道路。
　　看小了主观力量，大看了客观力量，就容易走上保守主义的错误道路。
　　唯有正确的分析客观局势和清晰的评估主观力量，才能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那当时的中国，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到底是什么样的？
　　第1点、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是弱的，同时中国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组织等）也是弱的，即主客观力量都是弱的。
　　第2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的确大为削弱，剩下的一点小小的主观力量。但结合客观局势上，这种主观力量的发展会很快的，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背景下，各大帝国主义争相混战加剧，这会给红军的工农革命带来发展的必然。因此，主观力量的弱是暂时的，从发展的眼光看，主观力量会与时俱增，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3点、对于客观力量的评估，决然不可只看它的形式，更要看它的实质。就像1928年11月至1929年2月份，约4个月间，蒋桂战争未爆发之前，反革命发动了最大的第3次会剿到达井冈山的时候，革命受挫，一部分同志开始悲观起来，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怀疑出来了。这是客观力量对主观力量的影响。但透过多次反革命围剿的形式来看，本质上中国各大统治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当时的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经走到了十分露骨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蒋桂冯的混战局势，业已空前激烈，军阀内部混战愈演愈烈，实质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第4点、敌强我弱这是事实，在形式上的体现，就是红军打败仗、被四面围困、被强敌追着跑东躲西藏，身处其中的革命者，很容易将眼前局部小环境的经历，放大化为全国革命的现状概属不可乐观，也难免因挫败无助误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殊属渺茫得很。撇开局部反馈对人认知的影响，从革命的全局看，从事物的本质上看，得到的结论则完全相反，因为帝国主义的争夺日趋激烈，革命潮流的复兴已然兴起。
　　中国的革命高潮（即工、农、商、学、兵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全部参与的全国革命）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向前发展，就会知晓。
　　以中国当时的局势看，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的确是发展了，因此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求就变得更迫切。
　　这些矛盾传递到中国境内，必然造成中国各统治阶级间的一日扩大一日、一日激烈一日的混战即中国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就越益发展起来。
　　伴随中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赋税之无情的加重，就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与统治者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即中国资产阶级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便会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即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剧增；伴随于帝国主义商品侵略，商业资本剥蚀，与赋税负担加重等，对于地主阶级的矛盾，使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越益深刻化，即地租与利钱的剥削越益加重；为了外货的压迫，工农广大群众消费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加重，使国货商人及独立小生产者，渐入破产之途，商人及独立小生产者与统治阶级矛盾增加；为了无限制增加军队于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及战争之日多一日，使得士兵群众天天在饥寒奔走伤亡的惨痛中；为了国家赋税加重，地主租息加重及战祸日多一日，造成了普遍全国的灾荒与匪祸，使广大的农民及城市贫民走到求生不得的道路，农民和统治者间矛盾激增；因无钱开学，使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生产落后，使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学生和统治者的矛盾陡增。
　　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当时的中国，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怎样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也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的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的要到来。
　　中国就像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迅速地就要燃成烈火。
　　星火燎原，正是当时局面最适当的形容词。
　　看一看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之全国形势的发展，就知道已经不仅是星星之火，而距燎原的革命高潮时期，是毫无疑义的不远了。
　　除了对当时局势和行动上的战略指导，关于战术上集兵和分兵的打法，毛泽东也做了明确的说明：
　　1、集中兵权：集中为了聚焦力量，聚焦才能打破大一点的敌人，占领城池，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份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即扩大政治影响力，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上发生些实际的效力。如1928年的湘赣边界政权，1929年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红军革命的大原则。
　　2、分散兵权：分兵的目的是聚势，目的是发动群众，强化自身力量。尤其是在敌我实力悬殊很大，敌方对区域红军发动猛攻甚至围剿时，不可硬战，而是选择迂回闪躲，灵活拆分，壮大力量，待敌方进攻势头减弱，再重新集中，继续壮大自身，夺回根据地。
　　当然，红军在作战中，不是固定的采用集中和分散哪一种打法。
　　而是大家所熟知的游击战术，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该战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基本作战思路，波浪式的推进政策，逐步进行革命区域割据，蚕食敌方势力范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可随时打开，又可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此消彼长，敌我实力的动态发展，后续一定会从敌强我弱，到势均力敌，再到敌弱我强，最终夺得胜利。
　　这种打法，也是弱者博弈中，唯一可以取胜的方法。
　　无论是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还是后来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从当时对战双方的实力来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均处在弱势，因此都使用了集中和分散的游击打法，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全部获胜。
　　值得骄傲的是，这个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其他军队可以像人民解放军一样，做到如此灵活地切换集中和分散军队，依然保持着足够高战斗力的。
　　一句话：中国军队这套自如分合的打法，给你抄你都抄不会。
　　当然，这种游击打法，不要一味沉迷，游击只是手段。
　　有了以上对主客观力量，形式和本质，以及集中分兵打法的分析，不难得出，当时中国的革命道路到底怎么走才是正确的？
　　争取人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自治政权，加强武装暴动宣传和积极的准备，创造无产阶级领导建设和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红色政权的建立巩固和扩大，分兵发育和集中对战，不断蚕食敌方势力范围，帮助城市斗争以促进革命高潮到来，才能让华夏大地上的星星之火，燃起来，烧起来，最终燎原。
　　这像极了一个公司创业的由弱到强的全过程：
　　从零到一的业务输出，到市场引流留存，再到给用户洗认知，促成认知同步，稳扎稳打现有业务，同时用户裂变增长，巩固业务使其稳固成熟，立足现有业务，在其他领域或产业，进行快速复制，业务疯狂拓展，从而带来市场占比和份额占比大增，公司发展实现井喷，独角兽由此冉冉升起。
　　回到当时的中国革命，毛泽东还辩证地解释了，该如何看待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岭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燥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一句话：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此《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时，采用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性，客观上公正评价，主观上准确评议，深刻剖析并指出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该怎么走；通过对局部着眼，全局谋划，把事物中所有参与者的阶级、利益和矛盾关系，一目了然梳理后，预言了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势必会来临；看待事物，不只是看形式，更要看本质，把形式作为向导，本质作为实存的依据，指引出未来趋势的走向，成功预判出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必然燎原。
　　这种身在现实中，活在趋势里，看事做事的风格，注定了中国革命必将胜利。
　　这一套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完整的、可靠的、科学地和经过实践检验的方法论，可以帮任何人用到任何领域的任何事物上。
　　你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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