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三星考

　　顾炎武曾谓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就是存在于《诗经》《左传》中的众多天文事象：‘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顾炎武《日知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3页）《诗经》中的星象往往承担着特别的表意功能，对这类事象的解读时常会左右到对《诗经》经义的阐释。天文星象本身具有客观性，它与历法、方位之间都有着实在联系，也可以通过推算和模拟加以复原，因此不能以诗无达诂作为辨析的终点。在今天，结合新材料与新手段重新检讨《诗经》所涉天象，应当是一项有意义并且可行的工作。
　　三星就是诗经所涉星象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见于《诗经》共有三处，分别是《唐风绸缪》《小雅苕之华》中的三星，《召南小星》中的三五。三首诗中出现的三星，被释为参宿、心宿抑或河鼓，影响着历代学者对其写作技法的批评，对文本功能及作品属性的判断。借助现代天文知识与星象模拟工具，我们一方面能判断《诗经》原文的三星所指，解明诗篇性质；一方面则得以明确历代《诗经》研究者的阐释依据，理解他们作出不同判断的观念背景与历史语境。
　　三篇之中，《小雅苕之华》之三星最易辨析。古来对其诗旨亦少异议。录全诗如下：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毛传谓此诗为大夫闵时也，今人一般认为此诗写的是涝灾之年的景象。诗中三星，郑笺、孔疏皆以为是心宿，郑笺谓：喻周将亡，如心星之光。曜见于鱼荀之中，其去须臾也。然而，除此比喻意义外，就不再有更直接的证据表明三星指代心宿了。洪亮吉《毛诗天文考》直用郑说，朱熹则未明言三星所指。诸家皆接受《苕之华》是对灾荒年景的描写，三星的所指并不影响对诗旨的阐释。
　　对星象之判断当从节令始，考察诗中其余意象，即可推断此诗所咏时节。苕即凌霄花，《尔雅释草》：苕，陵苕，黄华蔈，白华茇。据此可知，诗中芸其黄即指苕之黄花，亦称蔈。《淮南子天文训》：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高诱注：定，成也。古人以凌霄黄花盛开为秋分物候，其时应为农获时节。然诗中却空见苕华，人、牲皆饥。将以《苕之华》所咏节令定为秋分，合情合理。
　　心宿三星作为标志性的夏季星象，不具备象征秋分节令的典型性。这一天的心宿于上午偕日东升，日落后一小时左右即没入地平线。要看到心宿在罶之象，只能在这短短的一小时之内。考虑到古代渔捕活动常从入夜始，至天明终，《苕之华》作者对渔捕一无所获的感叹，当在天明之时，而此时的心宿还尚未升起。最后，从光学角度而言，假如诗人身临鱼罶之前俯身察看，水中映照出的只可能是天顶群星，不可能是远在西方地平线，欹然将落的心宿三星。因此，将三星释为心宿，既忽视了星象对节令的象征意义，又不符合夜渔的时间规律。
　　既具备对秋分的象征意义，又能在这一天出现在凌晨，且能映于水中的三星之象，只可能是参宿三星。秋分前后的参宿于夜半东升，直至日出前仍高悬南天。夜渔终了，东方未明，诗人俯观水面，空罶中映照出的正是高悬头顶的参宿三星。
　　综上可见，《苕之华》中的三星只有释为参宿才能成立，全诗所涉意象俱为对物候的书写：在一个荒年的秋分前后，诗人于天明时分结束夜渔，察视篓中却空无所获。凌霄的耀耀黄华，参星的凛凛寒辉，秋分物候的合时反衬着荒年的不时。
　　《召南小星》中的三星，争议更大，定论更难。录其全诗于下：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小星》将三星与五星连称，并呼为三五。历代学者对三五的含义各执一说。毛传释其为三心五噣，即三星为心宿，五星为柳宿，郑、孔从此说。然而如笺所云，心在东方，三月时也；噣在东方，正月时也，心、柳二宿不可能同时见于东方，何言三五在东呢？郑玄的解释是，正因为三星与五星并非出现于同一季节，所以此句就是对终年星象的一个概括。毛诗以《小星》为美夫人德行之诗作，从而指出小星非谓三五，而是指代伴随着三心五噣这样的大星宿，出现于夜空中的无名之星。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以三五喻贤夫人，以小星谓群妾，在阐释上也能自圆其说。然而从诗篇的语法结构来看，嘒彼小星语气未断，下句又另说三五，诗义不畅；且上句三五在东综括全岁，下句维参与昴又专咏冬季星象，这与诗歌的复沓结构殊不相称，毛、郑之说恐不成立。朱熹《诗集传》直言三五，言其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页），认为三五非指特定星象，而是对星辰疏渺之景的写照，吟咏的应该是初昏或将旦时的天象。但在诗义上，朱熹仍从毛、郑之说，只是未推求三五与贤夫人之间的喻指关系，只将三五视作清新的写景之语。
　　洪亮吉似乎同样认为毛、郑的解释过于迂曲，于诗义不通，不过他提出的解释相形之下更为复杂。《毛诗天文考》认为，三五共有十五颗星，所指代的是心宿三星、亢宿四星、氐宿四星、房宿四星。此四宿为夏夜群星，若按洪说，则此诗上篇咏夏夜，下篇咏冬夜，上下两篇为对应关系，亦可成理。接下来，洪亮吉援引孔疏认为，三五虽为星象，却不可能对应下篇的参昴，因为昴宿共有七星，五既非昴，则三亦非参（洪亮吉《毛诗天文考》，广雅书局光绪十七年版，第1页）。这一推论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昴宿是一个疏散星团，肉眼所视数目未必绝对，例如其星数目于印度文化中为六，于希腊文化中为七（在印度神话中，昴宿星团是战神室建陀的六个母亲，希腊神话将昴宿星团中的七颗星称为普勒阿得斯七姐妹）；且星宿的建构具有主观性和历时性，唐人、清人以昴宿为七，未必周人也以昴宿为七；其二，即使五星非昴，也不能就此推论三星非参。
　　针对五星非昴这一因知识发展而产生的思维定势，王引之提出了极好的反驳。王氏借汉纬《论语比考谶》五老游渚，飞为流星，上入昴的传说，证明汉时曾以昴宿为五星，故三五即为下章的参与昴（王引之《经义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闻一多进一步从音韵角度佐证王说，认为昴为五老，昴讹为老（《闻一多全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卷，第43页）。若是，此篇当反映冬季入夜时，参、昴二宿初升时的景象。王先谦从该说：诗盖即一日夜行所见之星以起兴，必不举终岁更见之列宿。（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湖湘文库（甲编）》，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22页）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诗旨，谓为小吏夙夜奔忙之叹。
　　以上四说虽皆能成理，却有迂直之别。《小星》一诗，若用朱说，则为h具民间色彩的清新小诗；若用洪说，则为上篇咏夏，下篇咏冬的对称诗作；若用王说，则为感发冬夜事象的即景之作。仅就对三五的论证而言，毛、郑之说伤于过曲，且害于诗歌结构之美；洪说虽然同样过曲，但构造出上下篇的对称结构，不乏新意；朱说简朴质直，但未能考虑上古以天文事象入诗的特殊性；王说兼顾了诗歌上下篇作为整体的同一性，其以三星为参，五星为昴的推理，简洁有力，较他说为优。
　　考察上古天学知识观念，可进一步排除三星指代心宿的说法。心宿三星以红巨星大火为中心，左右二小星为辅，以三星指代这一形态似不恰切。再者，大火曾是殷人测定岁首的依据，被称为商星，具有指代族群与王权的神圣性，在先秦时期仍是重要的授时星象，不可能被归为小星并与三五合称。汉时为迎合统一王朝的意识形态要求，建构出以北极、紫微等象征皇权的星象为中心的天学体系，心宿被降为拱卫北极的二十八宿之一。汉儒将心宿视作与其他诸宿并列的星象，是为历史语境所局限。因此，从形态和授时地位来看，三五之三星非指心宿可知。
　　结合全诗文本，上半篇只写小星三五在东，当指小吏初见东方有星辰三五，未及言至星名，至于下半篇补叙小星维参与昴，符合认知渐进之理。将《小星》三星释为参宿，五星释为昴星团，不但更符合诗歌义理，也符合上古天学知识观念的实际。
　　最后需要辨析的是三星歧义最多，阐释分歧也最大的《绸缪》一诗：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汉儒相信《绸缪》是对晋国婚姻失时的讽刺，三星在某指的是某个特定星象出现于不同时节的情况。毛传以为婚时在冬，三星指冬季参宿，三星在某分别指代自初冬至开春的三个时节，《绸缪》是举正时之常以反讽。郑玄则以为婚时在春，三星指夏季心宿，三星在某分别指代从立夏到夏至的三个时节，《绸缪》是据婚时之失以直刺（将三星解为心宿，除了应合失时的意义之外，郑笺更作了天人感应式的阐释：心有尊卑、夫妇、父子之象，又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为候焉。（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4页）婚时是毛郑两家阐释《诗经》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对《绸缪》三星的解释，既是对婚时的印证，也关系到二人诗经阐释体系的建构。
　　汉以后的注家脱离了美刺二元论的语境，并提出三星在某有可能指一夜之间的变动。朱熹、洪亮吉从郑说，认为婚时在春，三星应指夏季心宿：此诗男女既过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适见心宿也，星随天转，昏而东，夜久而东南隅，夜分而正南。（《毛诗天文考》，第4页）比之郑玄从诗教角度判断《绸缪》是刺诗；朱熹的解释更为柔和：国乱民贫，男女有失其时而后得遂其婚姻之礼者。《绸缪》于是为夫妇喜而自庆，互诉衷情之诗。这一申发，软化了时作为伦理判断、秩序规范的坚硬框架，为失时赋予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也将《绸缪》的阐释从政治讽刺引向了社会生活。
　　近世也有学者提出，三星指代非一，其在天者为参，时在冬季；在隅者为心，时在春暮；在户者为河鼓，时值新秋。朱文鑫认为，《绸缪》咏三星应为泛指，先咏参宿，以记季秋燎炬之礼；再咏心宿，以述暮春男女怨旷之情；末咏河鼓，以记新秋嫁娶之事（参见朱文鑫《唐风三星说》，《天文考古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21页）。陈子展《诗经直解》亦持此说，且提出此诗为婚礼当晚旁观见人嫁娶之辞，这或是对岁时说和一夕说的调和。
　　《绸缪》三星所指为何，所咏是为一年抑或一夕之事，关系到对诗歌旨趣和功能的判断。毛郑两家谓星象为年中之变，诗歌以婚姻岁时为主旨，属于政治讽刺诗；朱熹、洪亮吉谓星象为一夕之变，诗歌为婚礼当晚的夫妻对唱；陈子展、朱文鑫谓其诗咏三种年节星象，却是婚礼当晚的仪式歌。笔者以为，《绸缪》一诗既以三星起兴，在指代上应存在承续关系，《绸缪》三章三星所指应当相同。
　　结合前文对《苕之华》《小星》的论断，分别从文字与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可以认为《绸缪》三星所指亦为参宿，整部《诗经》中的三星所指，具有唯一性。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三星或为曑星叁星的简写。传统文字学家均认为参字与参宿有关，甲骨文中的参字，包含三个口形；金文参字形与之相近，保留三星形与人形，又于左侧增三横点，后演化为三撇，与人形一并演化为。朱芳圃《释丛》谓参星象参宿三星在人头上，光芒下射之形。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参字三身四足，皆明大，中央有伐，斜曳，亦三星。微，象光大，下垂彡。如此可知，甲骨文中的参，横向三星是对参宿三星的象形，纵向之人形可能是对数目较模糊的伐星的象形。金文于人形旁另增三画，应该意在指明伐星的确切数目，并进一步强调参宿的周边星象与相对位置。近年有研究者提出，曑为母字，隶变为参，假借作叁（姜磊《释曑》，《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据此推论，《诗经》等先秦文献中出现的三星，有可能都是特指曑星，亦即参宿。
　　图1参字甲骨文字形（《合集》17600）与金文字形（卫盉）
　　从文化地位来看，参宿三星是冬季夜空中的标志性星象，虽不像大火星那样具有代表国族的神圣性，但由于是二至点的典型星象，在上古神话中也拥有一席之地（《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可以认为，参宿的授时价值在心宿之下，河鼓之上，以三五小星名之；不失其宜；以三星在天授时，恰得其分。
　　明确三星为参宿，为我们解读《绸缪》提供了一个基本立场，即诗中婚礼举行于冬季。再具体到三星在某是一夜或一季的位移，就要结合诗中的其他证据方能定论。已有学者指出，三章中的束薪束刍束楚是为婚礼中亲迎燎炬之俗（邵炳军《诗唐风绸缪诗旨补正》，《诗经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结合全诗明朗的基调，对合时物候的强调，可判断《绸缪》为冬季婚礼当晚所用仪式诗。
　　考证三星的所指，可以发现，《诗经》中出现的星象标志往往带有序时纪事的功能。这种功能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事件发生的节令，二是判断事件的时序价值。
　　借助星象以记述节令，渊源于上古观象授时的传统。《夏小正》《月令》以物候判断节令，进而安排人事活动，就是对上古时序生活的写照。《诗经》作为上古仪式与农事传统的文字遗存，对星象的记录有着深厚的现实需求。如《七月》以大火西流判断节气；《渐渐之石》以月离于毕预测雨季降临；《定之方中》观察定星方位以安排营造时期。可以说，星象的入诗，最初必然基于某种现实需要，而随着传统的生成，仪式的固化，人事活动的现实合理性又终将向某种伦理或价值演进。从上古岁时生活结晶而成的，正是互为表里的时间制度与时序价值。
　　时序价值分为合时之常与失时之变，是先秦时期一项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从《春秋》以时或不时行使判断功能的记事特点中可窥一豹。《诗经》中所记载的天文事象，有时同样承担着价值判断的作用：在一些祭祀、劳作的场合中，描述合时的天文事象固可作为对当下行事的褒美；而对灾异等不时现象的记载，则体现出对时事的不满。这种不满不一定如汉儒所言是针对某些政治现象有意识的讥评；《诗》的原点来自上古社会生活，而时序正是组织一切礼仪、仪式和生活的基本秩序。对时或不时的咏唱，本身即是对生活的咏唱，自有悲喜系于其中。
　　在文化传统漫长的建构过程中，合时与失时，从单纯的喜与悲、褒与贬，逐渐演变为宜与忌、吉与凶。在汉儒之后，后世学者对《诗经》中天文事象的理解渐趋日常化、民俗化，一方面肇因于时间制度与时序价值的消解，一方面体现出《诗》学本身的变迁。因此，围绕着短短一篇《绸缪》，毛、郑执着于时序价值的美刺，朱熹看到了现实生活的侧影；陈子展发现了婚嫁礼仪的传承。学者或借由情感的共鸣，或假以习惯的共通，重新寻回了与《诗》的联结方式。而无论从其中任何一个角度去阐释诗旨，均指向上古岁时生活的图景。在此意义上，星象与节令的关联，时间制度与时序观念的历时变化，正是我们理解诗篇内涵，追寻《诗》学阐释轨迹的宝贵线索。（琳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