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吧，故事会还活着

　　《故事会》是什么时候从你生活中退场的？
　　无论如何，对于一些人来说，它一直存在。比如一位浙江的拆迁户，家里有三套拆迁房，其中有一套专门用来存放两千多本《故事会》。
　　其实这本杂志仍然在持续地更新、发售，并被人阅读。甚至还有人在怀着热爱和赤诚做这些事情。
　　编辑部
　　盛夏的上海绍兴路绿树成荫，是少数阳光不至于灼热的小马路，虽然步行距离就是繁华的商圈，但闹中取静。在这里工作的人，总是要被人羡慕环境真好的。
　　《故事会》的编辑部就在绍兴路上的一座小白楼里。办公室的设施有些老旧了，行道树的枝叶伸到楼上的窗前，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会透进来，让老旧也变得像是一种风格。
　　《故事会》最近两次出圈，一次是因为《隐秘的角落》原著的作者紫金陈提起，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受到了小时候读《故事会》的影响，朱朝阳买增高药的桥段也来自《故事会》封底广告的启发。
　　另一次，是五条人的仁科，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于是读了大量《故事会》。
　　五条人专辑《故事会》
　　编辑部对于这些讯息并不迟钝，甚至还会感到一种微妙的愉快总比前些年被凤姐cue要好一些吧？
　　外面在发生什么、流行什么，他们全都知道。只是小白楼的里面和外面好像是不同的时间系统，刘宁有时候也感到恍惚，自己怎么就在这里不声不响地度过了十年。
　　刘宁今年三十五岁，十年前，她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心里一惊：这本杂志居然还活着。
　　现在编辑部有95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反应和十年前的刘宁一模一样。
　　纸媒日薄西山，网络四通八达，《故事会》的江河日下，是无需费脑就想象得出的事。
　　九十年代是《故事会》的黄金时代，峰值发行量超过700万册，读者人数超过15亿人次，无论风格与风评如何变化，从数据来看，说是国民杂志丝毫不为过。
　　但如今，编辑部对发行量已经讳莫如深了好几年，刘宁期期艾艾地给了个大概的数字：
　　几年前的话，几十万左右吧？这些年应该还在下降的。
　　衰老的不只是这本杂志，是一整套关于阅读和传播的场景。
　　在过去，《故事会》最主要的售卖渠道是报刊亭和火车站，长途火车上乘务员推着小推车叫卖杂志的场景，几乎成了春运回忆中的标配，《故事会》也由此奠定了农民工返乡必备读物的江湖地位。
　　这些年，事情都变得太快了。除了网络传播对于传统故事的冲击之外，报刊亭被取缔、高铁系统覆盖城市，要回忆起上次见到《故事会》实体刊物是什么时候都变得很困难。
　　现在最主要的发售途径是邮政订阅但又有谁还在使用邮政系统呢？在这个人们不再写信、不再阅读实体报刊、快递几乎全面取代邮件的今天。
　　邮政系统倒也上线了一系列线上服务，比如吃货助农、寄收快递、便民缴费。几乎每一样功能都找得到更为人熟知的替代品。
　　订阅杂志可能是唯一不太能找到替代项的业务只要那些杂志还有读者的话。
　　但或许，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尽管已经经历了时代的好几轮冲刷，《故事会》仍有几十万读者，正是这些读者的存在，使得这本杂志仍然能够自负盈亏。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舞台，还在继续演出，并且始终有观众捧场。
　　这些读者不存在于大城市、CBD、高薪高收入的人群，他们存在于十八线县城、留守的小镇青年、快递送不太到的地方。他们仍然喜闻乐见那些朴素易读的故事，不计较它是否曾有一个更辉煌的过去。
　　刘宁曾接到过中学生打到编辑部的电话，对面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过去的故事这么好看，现在怎么越来越不好看了？
　　她回复说，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
　　写作者在大量流失。影视行业是一个来钱快的转向，那些曾经可以写出跌宕情节的作者，有许多转行做了编剧。
　　现在剩下的写作者，以公务员、老师、学生群体居多，他们有时间、有讲述的欲望，并且正好够不到更加高大上的媒体平台。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在《故事会》上，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高兴。
　　东北、河南、山东一带的作者特别多我知道东北文艺复兴，不过我们的作者很少写这类现实主义的题材。东北作者好像尤其喜欢写闯关东的故事传说，可能也是在怀念某种往日的荣光？
　　工作到第十年，刘宁显得心平气和：有时候看看这些稿件里的故事，会觉得这才是真的中国。而那些所谓大城市精英的视角也挺狭隘的。
　　她自小读的是上海老牌名校，非常洋派。小学老师教英语，已经在教同学们长大要成为ladies和gentlemen。从小到大，她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是同一批人，一路念名校，前赴后继奔跑在迈向社会精英的道路上，进大公司成为高层，年入百万的比比皆是。
　　刚工作的时候，她会退回那些她觉得太假的稿件。怎么可能，现在还有村庄仍然在靠媒婆说媒？怎么可能，六千块在故事里会是一笔比天还大的巨款？
　　作者回复她，这就是现实生活里的故事。
　　后来她认识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中东学院的系主任盖玛雅。盖玛雅是研究了《故事会》多年的学者，她某年出席笔会，发言说，我们何必用精英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故事会》？这些故事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趣味和价值观念。通俗文学，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刘宁的父母和丈夫有时候都会问她，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言下之意，她明明可以、也应当走那条精英的道路。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步开始和原本所处的圈层分开的。她从名校电影专业毕业，闯荡了两年影视圈，觉得实在不适合需要大量社交和处理复杂人事关系的剧组生活，之后就坐进了绍兴路的小楼。
　　一坐下来，时间倏忽过了10年。
　　刚坐进来的时候，她还有些年轻文青的清高，只当这里是混日子的国企，不乐意搭理人。时间久了，她发现身边同事各有各的小世界。
　　其实大家都挺文艺的，但也都比较内向，不太擅长和人打交道，又都比较排斥加班、没什么事业上的野心。平时相处也很融洽，办公室政治之类的，在这里肯定不会有，本来也没什么可争的可以说我们都是有些边缘的人。
　　这不是政治性的边缘，他们是自动地站在了时代的边角处。小楼外面在讲狼性、讲996、追求网感和热点，年轻人频繁跳槽。小楼里面轻声细语、埋头工作、到点下班、十年如一日，人员流动很少。编辑部还有一位七十多岁退休返聘的老编辑，像定海神针一样，定住了这片城市心脏不为人知的海域。
　　编辑部每隔几年开笔会，邀请全国各地的作者来上海培训、开会，这成了社恐患者见面会。
　　刘宁有次见一个作者，作者特别真诚，给她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不怎么好看的花瓶作为礼物；同时，作者也特别内向，他和刘宁相对无言，埋头吃饭。
　　笔会结束后，作者再也没有给刘宁投过稿。
　　大概就是见光死了？刘宁想不明白这件事。
　　这样的关系也很不当代，当代生活是要不断地建立新联系、维护旧人脉的，内向往往同时意味着内耗。但在《故事会》的系统里，内向者结成了无声的联盟，维持着让人安心的距离感。
　　刘宁现在和作者交流沟通，仍然是邮件一来一回的形式。据说过去的编辑会给作者打电话沟通，这个习惯在现在的编辑部也逐渐淡出。
　　其实投稿量还算是可观。刘宁的邮箱几天不看就会堆满几百封投稿的邮件，里面有不少是群发的笑话与幽默故事。
　　这又是一个当代生活经验以外的存在：这些老派的杂志往往都还保留着笑话栏目，于是有人每天会搜罗大量的笑话，群发给大量编辑，一旦录用，也能有个一条几十的收入贴补家用。尽管段子满天、脱口秀崛起的今天，那些笑话已经显得太难笑了。
　　刘宁会把这些邮件一一看过，基本上逐条回复，并选出还不错的故事，纳入审稿的流程：初审，复审，终审，分别要打分、还要写审稿评语，审稿评语简短，有稳定的句式。像是一个老派编辑部的本分。
　　最后的定稿还要审读一轮。审稿老师七十多岁了，有些年轻人的梗已经理解不了，大家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好像这在《故事会》是理所当然的事。
　　甚至这本杂志偶尔想要追热点都显得笨拙，八月的刊物，封面上第一次出现了拍一拍的梗，像一个努力时髦的老人。
　　故事会风格的七夕祝福，图源故事会官博
　　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新媒体矩阵，《故事会》的微信公众号粉丝接近80万，抖音和快手短视频也在持续地更新。但很少有完全原创的内容：这不是一家新媒体公司，旧的叙事根深蒂固，好像很难想象一个全新的《故事会》用新的方式讲故事。
　　其实也有做过市场调查，调查大家究竟喜欢看什么样的故事。结果后来又不了了之，也没什么变化。刘宁打了个比方，感觉像一匹蒙住眼睛的马车跑过时代，但一直看不到时代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那个旧的惯性也太大，好像改变方向也很难现在会不会已经跑到悬崖边上了？我也不知道。
　　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自己至少可以专心当一个好的编辑。而且时间久了，刚进来时怎么都看不上眼的故事，现在时不时地让她觉得真的还蛮好看的。
　　有时候她会带回去逼着丈夫阅读，丈夫闪躲着，不愿意看。
　　头号粉丝
　　图源《故事会》读者私人收藏
　　这样一本衰老的杂志，其实是有痴心的忠实粉丝的。
　　刘宁给我看《故事会》的粉丝群，里面正在因为一些观点的分歧发生口角。群主栾源表现得非常严肃，把吵架的人请出了群。后来才知道他是顾及到了刘宁的感受，我不想编辑老师觉得，《故事会》的粉丝是这个素质。
　　去年，《故事会》和电台合作办节目，听众组成了一个群，并像大多数活动群一样，几天之内迅速沉寂。
　　栾源感到很可惜，他建了这个新群，把看起来对《故事会》有兴趣的粉丝都拉了进来，像打捞一艘沉船上的零件，并且试图拼成新船重新入水。
　　几乎每天，他都会往群里分享《故事会》的故事，有时候会间隔几天，有时候会一天发好几个。
　　上滑聊天记录，能看到1995年7月刊的《死人说真话》、1989年8月刊的《夜走鬼谷》、1989年12月刊的《魂系狼窝口》多是八九十年代的旧文扫描件，文件名里，刊号和标题清清楚楚。
　　这些都是栾源自己精选、扫描、整理的，但他不扫描全本，因为担心会涉及版权问题。这种顾虑并不仅是怕陷入纠纷，更是出于喜爱和尊重，正如他的分享行为一样。
　　文章的来源是他的个人收藏：19822005年的全套《故事会》，300多本，一本不差。但他表示这在圈子里算不了什么，他的收藏行为也是受一位书迷朋友的影响：
　　图源《故事会》读者私人收藏
　　那位朋友人在浙江，是本地的拆迁户，家里有三套拆迁房，其中有一套专门用来存放两千多本《故事会》。
　　图源《故事会》读者私人收藏
　　相比之下，我的收藏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如果硬要说我有什么特别，至多是我有一些分享精神吧？这是有传奇性的杂志，但大部分人其实都看不到那些旧书上的故事，我想让大家看到。
　　他有他的使命感，但有意无意地，他喜欢强调自己只是个普通读者。他的生活看起来也就是普通人的生活节奏：在上海青浦的互联网公司上班，安家在无锡，过的是每周往返一次的双城生活。上海到无锡的车程，是他翻看《故事会》的时间。
　　生活中他很少和人主动交流这个爱好，部分是因为厕所读物的标签一直存在，他不愿意被人误解；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对痴迷这件事显露出担忧，仿佛那是正常的反面。
　　栾源有时候在家看《故事会》时间稍久，妻子就要开始质疑他会否玩物丧志。
　　其实没必要吧？从小到大好像大家都对‘看闲书’这件事特别敏感，我现在也是成年人了，又不会真的被这个影响生活。
　　但栾源不愿意在这件事上解释太多，只是默默地把爱好的空间几乎全部放在了网上。也只有和同好交流时，他会表现出惊人的热忱和记忆力：
　　真正的黄金时代是19841999年。那段时间刚从革命话语里走出来，言论出版上的限制也少，又不像现在网络发达，一个段子到处抄。那时候，精彩的故事都是很有独创性的。
　　栾源和刘宁差不多年纪，小时候正好是《故事会》九十年代的黄金期，他在邻居家第一次看到《故事会》，字认不全，懵懂之间对于许多故事更是难解其意，只有短篇故事可以勉强一读，觉得有趣，于是囫囵地读了许多。
　　长大后偶然的机会，他开始搜罗旧书，其中包括旧的《故事会》，才发现那些过往的故事原来那么好看，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收集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困难，这是发行量巨大的国民杂志，每期都有几十几百万册流落在民间，在旧书爱好者之间的流动性也相当高，收齐一套需要的仅仅是精力、热爱和不多的钱。
　　几百本的《故事会》，他熟稔得可以随口报出年份月份篇名情节：
　　比如1993年2月刊的《血鉴》，也是当时的名篇了。故事讲的是两户人家非常交好，分别生了一男一女，也特别亲昵。结果某天小女孩去抱小男孩，失手把男孩摔在地上摔死了，悲剧啊男孩的两个舅舅是地痞流氓，也没什么文化，一直蓄意报仇，假意原谅，后来设计把女孩也摔死了很B级片的故事是不是？现在网上的小说、故事虽然多得不得了，但是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故事了吧？
　　因为反复阅读，那些故事已经完全融入了栾源的生活。在生活中的许多时刻，他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情况好像在某个故事里见过，又或是想想故事里的人是怎么做的。
　　八九十年代，有很多讲述社会底层小人物命运的故事，比如他们进城里工作，被人欺负、看不起，但最后又扬眉吐气的事。他说出他的结论，所以做人就要平等地对待身边每个人，不能看轻别人。
　　这样的结论和见解并不见得有什么特别，像是每个人都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感悟。但有意思的是，栾源思维的路线往往会先经过《故事会》的站点。
　　他既生活在现实里，也对称地生活在那些故事中。
　　讲故事
　　1988年的《故事会》，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新一代读者听到这样被《故事会》影响人生的故事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接触的常是千禧年之后的《故事会》，受网络冲击太大，2004年之后的《故事会》被公认越来越不好看。只有老读者才能理解栾源看到好故事的那种激动。
　　盖玛雅后来也追溯过自己与《故事会》的曲折缘分：
　　1973年，她得到芬兰的奖学金资助，来到北大留学，成为了这本杂志最早一批外国读者，那时《故事会》还叫《革命故事会》，内容也多是政治宣传类型的革命故事。
　　1980年代，《故事会》开始以各类民间故事为主，这才激起了她更加强烈的兴趣。
　　1995年，她写信到《故事会》编辑部征求采访，被时任主编何承伟接待，从此一路下来，研究了多年。
　　盖玛雅还把《故事会》里的故事作为课堂的阅读和研究材料。尽管把那些文字翻译成瑞典语并不容易，但学生很喜欢。
　　这些故事是她看中国的一面镜子，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变，映射出来的都是中国的转变。
　　这种观察和大部分的老读者旧粉丝是暗合的。而八九十年代的兴盛，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讲故事理论。
　　黄金时代的开始得益于接待了盖玛雅的前主编何承伟。他在后来的自述中提到，文革正式结束前，《革命故事会》都是意识形态宣传，他对此兴致缺缺，又痛苦又无力改变。只愿意经常出门转转。
　　某次在四川出差的途中，他偶然听到当地人摆龙门阵讲一个捉鼠大王捉老鼠的故事。四川方言特有的幽默感和讲故事人的叙事能力，把所有听众都迷得入神。
　　他问自己，这样单纯又愉快的讲故事模式，能够在全国流传开吗？
　　随着文革的结束，1979年，《革命故事会》改回了《故事会》的本名。黄金时代开启了，核心的精神是：反馈普通人的心声，保持口头文学的特色，并且重视收集民间的故事和传说。
　　何承伟还带领编辑团队集体撰写了一本《故事理论及其技巧》，口头性是被强调的重点，从此《故事会》的故事有了基本的调性：
　　它不同于艰深的小说或其他文学形式。它本来就是为了口头传播而存在的，必须简单、动情、引人入胜。
　　今天的故事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非虚构、个人志、影像故事但是《故事会》的故事更像是维持了某种古典的故事结构：口头的、传说的、曲折的、冲突的，并且有现实生活的底色。
　　栾源未必知悉这些内幕，他对此的认知相当实践派：1988年5月刊的《山村风流事》，讲的是一个封建社会中悲惨的老太太的故事。
　　他看完之后很受震撼，于是上网拼命搜寻相关信息，想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发生过。
　　出乎意料的是，在一层一层深入的检索中，他竟然找到了当年作者的联系方式。他兴奋不已，特意打电话过去，就为了问一句你当年写的故事，是真实的吗？
　　当年的作者已经退休，他亲口证实，故事是虚构，但原型确实存在。
　　这次神奇的遭遇让栾源为自己一直以来的喜欢找到了更坚定的理由：
　　虽然现在网上什么样的信息都有，但人真正爱看的始终还是最通俗、最日常的故事。《故事会》的故事都是生活当中来的。即使不是真的，也会有一个真的背景。
　　《故事会》的存在本身就是《故事会》的史料，栾源是从完整的收藏里面找到发展脉络的普通人。读得越多，他觉得自己越能理解这本杂志不仅是了解，而是理解。理解这种接地气如何覆盖大部分人的生活，理解自己为什么会为那些故事着迷。
　　入迷的时候，本质上来说，他就是在街头听别人摆龙门阵的人。
　　那样的讲述可能永远不会真正地消失，但在今天却式微了。传播效果最好的是10多秒的短视频：直接把所有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浓缩在一个节点上。
　　只要一个晚上，可以刷完成百上千条只有高潮的故事，人们甚至不再需要一个完整的故事。
　　刘宁说，明年，编辑部就要搬家了。母公司世纪出版集团想要打造一个更加集中、更加新潮的出版园区，把旗下诸如《故事会》《咬文嚼字》等分散在市区各个角落的杂志编辑部放在一起。
　　上海市中心绍兴路寸土寸金，这栋小楼会被开发出别的商业价值。等到了明年，这里可能会成为CBD节奏的一部分。
　　那套缓慢得像在深海一样的时间系统，也会被一起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