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风雨人生路

　　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伯带着对人生的美好期盼和对亲人的无限眷恋，步履匆匆地走了。
　　那渐行渐远的身影愈来愈模糊，但，留在儿子心中的记忆依然是那样的清晰
　　01hr伯生于1925年6月28日。我们老家是白庙张湾的，早年因为家里穷，老辈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一路乞讨，一路飘泊，爷爷1931年病故在路上，不知埋骨在何处，最后，一家人落脚在大春坡村，给人家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用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来形容当时的境况，是再贴切不过的。为了生存，一家人在邻居家的墙边搭了个棚子，冬磨豆腐，夏磨凉粉；兄弟仨轮流出去游乡。磨出的豆腐、凉粉自家舍不得吃，吃剩下的豆渣，这就算是不错了。苦日子就在这盘磨上无休止地转呀，转。
　　爹说：有年冬天快过年了，一天，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轮到爹出去卖豆腐，瘦小的身子挑起担子一晃一晃，刚出门不远，一个趔趄，连人带挑子摔倒在地，爹蹲在地上哭，奶也哭。爹说啥也不去卖豆腐了。奶说：娃呀，不去卖豆腐，咱年下吃啥哩？外面的风雪越下越大，漫天的雪花似万千花瓣在飘舞。伯一咬牙挑起担子，身影就消失在乱舞的雪花里。
　　转眼到了1947年，已隐约闻到了解放战争的硝烟味了。这年的11月，地方党组织在乡里成立了贫农协会，推举我伯为组长，县里发给他们一批枪。一贫如洗的泥腿子被组织起来，跟土豪劣绅斗，跟反动势力斗，减租减息，干得热火朝天。大爷、奶奶一家人常为伯他们楸着一颗心。
　　1948年农历9月29日，何康明率反动武装还乡团突然袭击了村子，贫协会成员得到消息迅速转移了，伯因肚子疼得很，实在无法脱身，情急之下，藏到邻居家的豆叶跺里。
　　还乡团包围了村子，据说是村里一个头面人物出来告密，把伯从豆叶跺里搜了出来。伯被捕了，藏在屋檐下的两支枪也搜出来了。他们把伯五花大绑，拉到坑边用磨杠打，直打得他皮开肉绽。随后，又把伯押往源潭富华烟厂（现在的房产处）进行审问。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种种残酷的刑罚，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要他供出贫农协会成员的名单，上级领导的下落，伯始终坚贞不屈。
　　家里先后被抄七次，后又被押到新野县东北角的魏庄，与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残部会合。他们给伯换上军装，叫他当国民党兵。
　　伯偷偷找到房东大娘说：大娘，俺不想给他们当炮灰，想回家。大娘急忙找来旧衣裳让伯换上。伯趁着夜色向村外逃去。
　　经过一夜的舍命奔逃，伯终于逃回了家。全家人抱头痛哭。奶奶摸着伯的脸，叫着他的小名：留啊，以后咱可别干了，成天提着头干，早晚命搭进去，叫娘我咋活啊？伯说：这日子不会长了，穷人出头的时候就要到了。
　　新野解放了，他依然辞别亲人，只身去新野参加了革命工作。
　　02hr洒满阳光的道路上，有快乐也有伤痛。
　　1968年，就因为当年被还乡团搜走两支枪的事情，伯被打成了叛徒，胸前挂块大牌子，经常游街批斗。
　　从此，伯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党员也挂了起来，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冬天，寒风肆虐，雪花纷飞，到地里挖树窑、修水渠。长期心灵上、身体上的摧残和折磨，致使伯患上了严重的肝病，有一次，在源潭齐庄劳动，昏了过去，被送进了乡医院。。。。。。
　　伯一生俭朴，一件衣服能穿好几年；身体有病，不舍得买补品，最好的补品，就是买几毛钱一斤的柿花（银耳），加冰糖炖炖吃。
　　伯性格耿直，容易得罪人。在食堂当负责人时，听到或看到谁吃、拿公家的东西不交钱，就立马叫人家补钱，常常弄得对方下不了台，人们背后议论他：这是何苦呢，东西是公家的，又不是你的，咸吃萝卜淡操心。真是的！人们对伯多是敬而远之，不惹他。
　　村里人上街赶集，一时手头紧，找伯帮忙，他总是有求必应，自己没有就去借；乡下表叔家孩子多，坠子大，伯常常接济他们。表叔要盖房子，伯说：你把坑边的柳树放几棵拉回去；花婶有病，伯常买药托人带回去；妈身体不好，好生气，伯常安慰她：看远点，孩子大了，一切都会好的。。。。。。妈说：你伯直耿，家里遇到难事不向组织张口。‘大集体’时，咱家缺劳力，一年到头工分总是挣不够，还得掏钱买，家里很困难。妈对伯说：你给组织上写个申请，能解决几个，咱不少做一点难。伯说：这年头谁都难，咱咋好张这个嘴？硬是不写申请。
　　伯平时少言寡语，对亲人的关爱，也是从点点滴滴的俗事里体现出来。什么至爱无言、大爱无私，这些文人墨客华丽的词藻，也许是对世间至爱亲情的最好诠释吧。
　　他没有文化，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叫人不好认。那是因为上不起学，所以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
　　伯手里没钱，可总想把草房扒了盖成瓦房。妈劝他：你身体有病。等以后手头宽裕了，再盖也不晚。可他却说：干了一辈子，没给娃留啥。以后娃大了，说人，还住这草扒棚，谁家姑娘会相中？再难也得盖。
　　1979年，伯东挪西借，终于在乡下盖起了四间瓦房。然而，他却因过度操劳，肝病愈加严重了。。。。。。
　　03hr吹面不寒杨柳风。1980年的初春，不经意间，一抹新绿悄然爬上了枝头，从点点新绿里，仿佛看到了希望：春已来了，伯的身体也该康复了，一如这经冬的树木又能恢复生机与活力了。
　　然而，事情往往难遂人愿，伯的肝病愈发沉重了。中药、西药都不见效，还试过许多土单、验方。有一次，我随伯到泌阳河的秦埠口，在长满桑树的沙滩地里，逮一种形似壁虎的小生物，名字叫什么，不记得了。本来要用黄泥裹了烧烧吃，病急了的伯，也顾不了许多，竟抓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吹吹沙土，塞到嘴里大嚼起来。
　　伯蜡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连眼珠也成了黄色；腿和脚都肿了，手按下去一个坑。全身瘦骨嶙峋，走路有气无力，仿佛一阵风能把他吹走。即便病成这样，他也没有请假休息。就这样撑着，到了三月下旬，看实在撑不下去了，妈和同事劝他住进了乡卫生院。
　　4月3日，病情恶化，医生建议转县医院。
　　清冷的夜，没有月光。一副担架一路颠簸抬着伯，走在去县城的路上。我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茶瓶，打着手电筒走在前头，照着高低不平的路。路上寂静极了，很少有行人、车辆通过，只有抬担架人们沙沙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原野里回响。赶到县医院已是午夜时分，我就守在伯身边。
　　上午，办好住院手续，医生开了化验单、B超单。。。。。。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我和志义撑着伞，搀着伯，从病房到门诊楼去做检查，他在雨中吃力地挪着步，走一会，停下来喘口气，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上滚落下来。
　　门诊楼离病房几十米，然而，却似伯浓缩了的人生路，每迈一步，竟是那般的艰难，那般的沉重。太阳照在人们身上暖洋洋的，伯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头上戴着四喜帽子，踟蹰在病房前的甬道上，病房门前的空地上，夹竹桃怒放着粉红的花，油绿的叶子在和风里摇曳。暖阳从窗外照进病房，室内洁白的墙壁、洁白的床单，反衬着伯蜡黄而又痛苦的面容。
　　小舅和爹赶来时，伯已处于时昏时醒状态。醒时话很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地下不着边际。一会说门仡佬站个鬼，赶紧撵它走。并用一只手直直地指着墙角，一惊一乍的，样子很吓人，情绪显得烦躁不安。另一只手紧紧拽着我的手不丢。一会儿哈哈大笑，笑得瘮人，仿佛整个病房的门窗都在颤动。
　　妈和小叔从乡下赶来，无论怎样呼唤，伯却不能回答了。妈急得失声痛哭。
　　4月8日，下午两点多，伯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由于伯生前受到不公正待遇，亲友和同事决定，把他的遗体埋在唐河西岗烈士坟，以告慰他的英灵。
　　妈伤心极了，我心里亦无比伤痛：春天来了，伯却步履匆匆地走了。
　　虽然，人来到这个世界，生与死是相伴的，有生就有死，但是，毕竟伯的人生，只有短短的五十六年啊！五十多年，他历尽了艰辛：黑暗社会的摧残；文革的不公正待遇；十几年的病痛折磨。
　　外面依旧是明媚的春天，而这一切已不属于伯了，他的人生已划上了句号，尽管这个句号很不圆满，可对于伯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超然的解脱：几十载艰难奔波，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多坎坷。现在，终于可以停下来歇歇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