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家窑记五七道路上的家

　　【原创作品】
　　作者刘铁军
　　1969年深秋的一天，父母亲突然从学习班赶回来。父亲向全家人宣布，我们家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走五七道路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我们家落户的地点是，前郭旗前郭镇公社倪家窑大队。无论在哪个时代，举家搬迁都可称得上历史的大事件。临走前，全家人在人民广场拍了一张合影（认真的讲这是第一张全家照），有与长春这座城市告别的意思。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在照片上留下了伟大的转折这五个字。
　　一新家
　　倪家窑位于前郭镇以北约两三公里，在松花江的南岸，与黑岗子为邻。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冷，身上穿多少衣服，都能被冻透，人在室外呼吸的气，能在鬓角额前结成霜花，像化了妆的白胡子老头儿。
　　搬家的汽车刚进屯子，就被一群看热闹社员围了上来。他们嘴里不停地议论，评价着从车上搬下来的各式家具。下放干部是对所以下乡插队人员的统称，也是我听到他们对最常使用的尊称。当时有人说，下放干部用两台汽车搬家，家里一定挺有钱。旁边的人说，破家值万贯，别看都是些瓶瓶罐罐的破烂家具，可都是花钱买的。帮忙卸车的社员们，有说有笑地，还用身边的人取乐，没有一点局促。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人，一扫过去，我对农民的寒酸印象。
　　那天有多冷，只记得我看到井台上的冰，高高的隆起，开口只剩下圆圆的一个小孔，刚可容下一个小桶。远远看去，蒸腾着水汽。
　　公社给五七战士安排的住房，都是临时租用社员的空房子，我们要向房东每月交两块五毛钱的租金。公社传达上级精神是，现在只是临时过渡，以后可以申请生产队的宅基地，两年以后一律盖新房。
　　我们家的房东王玉堂，是个山东人，长得干瘦、精明。他从来不与我家正面对话，凡事都由他的老婆出面打理。老婆子长得稍胖，圆圆的脸笑起来像泥娃娃，她和我们家对话时，第一句总是说，母王堂让我来。当地人，把人的姓名，简称为两个字以示亲近。例如，刘长贵，叫刘贵；郭连忠，叫郭忠；就连倪家窑也称之为倪窑，她在前面加的母字是自称。母王堂可以翻译成我们家王玉堂。刚开始还有点儿别扭，后来听习惯也就顺耳了。
　　每到月初，她都会来催租，却说，母王堂叫我来问问，你家是否有闲钱，可借用几天？说话、举止很懂礼数，从没有一点儿不恭不敬的意思。
　　我家租用的两间土坯房，是碱土建起来的泥草房。房屋的北面一半埋在地下，这是为了防冻的特殊构造。我是跃进屋里的好像是一脚就踏进了大坑，屋里是黑洞洞的，一两分钟眼睛才适应，有压水井、酸菜缸、锅灶和贴在灶台上的灶王爷，一一的显现出来。
　　两间屋子，一间是灶台和堆放杂物、干粮的。能住人的也只有一间，南侧窗下的半边是通铺。炕总是热的，凡是有人来家里，总是要把炕头让给客人坐，以示礼貌。房间的北侧没有火炕，是因为妈妈担心我住不惯火炕，就在地下摆了一张单人床，铺上床板和榻榻米。床头有书桌和书架，这与当时环境差异很大，这也是妈妈对我最大的照顾和偏爱。
　　在这里有两个生产队，我家住在二队，当时叫东胜二队。倪家窑是个自然屯，当年有40多户人家。虽然在蒙古族地域，屯子里仅有两家媳妇儿是从内蒙搬迁过来的。嫁给了当地人，但依旧保留这蒙古族户籍。这里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从山东迁移过来的，所以这里人的生活方式仍然保持着很原始的山东人的生活习俗和礼仪，甚至还有难改的山东口音。
　　我家门前有一大片草地，十分空旷。大地冻得嘎巴嘎巴地响。夜里，北风怒吼，呼哒着窗纸，好像要把门窗撕成碎片，或者要把房子移为平地。到了后半夜风停下来，万籁俱寂。我躺在炕上，好像能听到听见大地冻裂的声音，门外水桶冰裂的咔嚓咔嚓的脆响。大地的冻裂声，则沉闷而又绵长，如同老人的叹息。
　　冬天，屯子里的人很少来往，尽管这里距离镇上不远。却很少见到行人，遇见了碰上的都是捂着棉袄，抄着袖子，打声招呼，匆匆而过。狗夹着尾巴冻得掂这着爪子，留着墙根儿一溜小跑，转瞬即逝。
　　寒风像把钢铁扫把，把这屯子里的里里外外，横扫的干干净净，只有留下的眼前冻得结结实实的土坯泥房。每当我从外边回家时，远远的望见一缕缭绕着房顶上的渺渺炊烟，我就立刻会想到妈妈忙碌的身影，和一片雾气、香气的饭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家的概念，似乎认定此处是我可以安身立命之所了
　　刘铁军，吉林长春人，长期从事交通规划工作，多有学术论文发表。2013年退休，开始散文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