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工北七街十九号风中寂寞的小洋楼

　　这是一栋令人震撼的建筑，它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直到今天它的设计理念仍不过时，该楼整体美观大方，内部设计合理，通风采光极佳。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暗红色楼体外墙仍然棱角分明，线条清晰，木质门窗依旧保持完好。这栋小楼承载着的正是一个企业的过去
　　这是大机车老干部处邢海写的《百年企业，百年建筑》文章的开头，这篇文章他曾经给过我好几次，每次我到老干部处采访时，他都要给我一份。这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北七街十九号楼建筑结构和曾经历史。邢海之所以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因为听说有关部门要对十九号楼建筑及周边地区进行统一规划改造，他担心规划改造会拆掉这栋老建筑，他曾多次写文章写信给新闻单位及记者、城建部门还有上级有关部门，呼吁要保留这栋充满了传奇历史的老建筑。这栋楼现在归属于机车社保中心老干部部管辖，是公司离退休老干部办公及活动场所，邢海在这栋小楼里工作了近二十年，他了解这里的每一扇门窗，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院子里的大树发芽，房前屋后的花儿盛开，等等，他都了如指掌，他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感情。一说到这里将来可能要拆除掉，这个坚强的男人的脸上流露出万般的不舍，好像谁拿走了他心爱的宝贝。在邢海看来，这里不仅仅是他热爱的工作地方，他说，当你了解这里的一切，你也一样会不舍拆掉这个小楼，这栋小楼经历过太多的历史沧桑和政治风云，在这栋小楼里发生过太多的故事，这栋小楼也减缩了大机车的一段历史，它带有太多的历史痕迹，对这栋小楼的保留不仅是对机车厂，更是对大连城市有着重要的不同寻常的意义。
　　北七街十九号楼建筑风格是典型的欧式的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49。62平方米，加上地下室总计451。4平方米，建筑用途为住宅。小楼虽然有着百多年的历史，建筑质量完好，封面棱角清晰，楼房的瓦片、门及木质窗等依旧保持完整，虽然经过几次修整，但外部结构仍然保持原样，内部功能仍然正常。这栋小楼里1911年大连铁道工场迁移到沙河口时首批建筑之一，当时是为沙河口铁道工场的日本厂长所建，小楼西侧也有一幢欧式建筑，当时为副厂长的住宅，东侧的一栋类似的建筑，是当时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的住宅，除了厂长楼，其余的建筑早日拆除。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接管工场时，厂长是刀罗津司克运转中校在此居住，他是第一个住在此楼的苏联厂长，一九五四年离开的厂长西特罗夫是在此居住的最后一位苏联厂长。
　　图：北七街19号小洋楼建成于1911年，是大连铁道工场迁移到沙河口时首批建筑之一
　　中方全面接管工厂后，厂长董良玉（后调入大连市建委任主任）、厂长李青（后任大连机械局局长、东北工业总局局长、中国驻朝鲜大使、沈阳市委书记、市长等职），厂长王国先（后任国家材料总局任局长），他们都先后在此楼居住生活过，以后，这里先后改为工人、幼儿园，文革期间又将此楼当成牛棚，关押了一批工厂主要领导。上纪世七十年代后期这里又归属于工厂修建公司的钢筋班，后改为老战士协会。
　　我曾经多次到过这栋小楼，据说，多位外国厂长的亲人都来过此地参观，曾经有一位日本厂长的孙子多次来小楼参观，照相留念。我在这里采访过姚敏之主任，他是新中国第一批到大机车的大学生之一，1953年毕业来到大连机车厂时，曾经与苏联专家共事过，而说到苏联的专家，他也是非常敬佩，苏联专家给大连机车的贡献有目共睹。而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些苏联专家的故事常常让人感动，那些往事，如云烟般在眼前飘浮，挥之不去。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中国工作过的工厂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回国后，有些人受到了各种运动的冲击，人生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最后一位苏联厂长西特罗夫跌宕的人生命运更是令人唏嘘。他回国以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时的苏联当局隔离审查，最后，被撤销领导职务，到一家研究所当了清扫工，天天扫地抹桌子打扫卫生。
　　中国改革开放后，工厂最后一位苏联厂长西特罗夫的夫人曾经给当时的机车厂领导写信，表达了要到中国来工作和生活的愿望，也表达了她对大连充满美好的回忆。当时时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魏富琳接到信后，内心久久无法平静，虽然搂半个世纪过去了，但那些往事如烟般萦绕心头，久久挥之不去。魏富琳早年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于1948年4月到当时的大连铁路工厂工作，是当时大连铁路工厂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3年间，魏富琳曾经担任工厂技术科科长，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负责技术工作。他曾经陪伴过西特罗夫厂长和许多苏联专家。在与苏联专家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组织建立了工厂技术工作规章制度，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成功研制5吨蒸汽卷扬机的齿轮铣刀技术，制造了45吨铁路吊车，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难题。在工厂恢复生产期间，进行机客货车修理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发新产品，先后组织研制了水泵用站式锅炉、A型蒸汽天吊、门型吊车、铁路吊车卷扬机、敞车、棚车、冷藏车、夹板车等产品并投入批量生产。
　　自从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魏富琳也和苏联专家们失去了联系，对他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当他从西特罗夫家属的信中，得知他们的一些消息后，立即给他们回信。一九九四年五月，得知工厂副总工程师的谷春江等三人要到俄罗斯考察机车生产等情况，魏富琳委托他们，在繁忙的考察间隙，一定要去看望当年的苏联专家西特罗夫家属。谷春江一行带着魏富琳的叮嘱，专程坐火车前往科洛棉市的西特罗夫的家中，看望西特罗夫的家属。
　　西特罗夫的女儿答应到机场接机，双方约好要在莫斯科机场见面，但谷春江一行在机场左等右等不见西特罗夫的家人，他们只好放弃。考察工作完成后，谷春江一行专程赶往西特罗夫的家中，等到了昔日厂长的家中，才知道事情原委，原来，一直以来的政治原因，使这一家人非常的紧张和小心，西特罗夫的女儿当时已经到了莫斯科机场，也看到了谷春江一行，但当她看到俄罗斯官方的人员当时在场，她犹豫了好久，还是放弃了在机场见面的打算，又坐车返回了家中。
　　当谷春江一行来到西特罗夫的家中时，还是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这个昔日在中国大连沙河口北七街十九号居住过的最后一位苏联厂长，曾经的技术权威，如今却家徒四壁，十分贫穷，西特罗夫早已去世，他的夫人看到来自中国大连机车厂的客人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拥抱着谷春江等人，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几乎是泣不成声，多少青春年华已经远去，多少人间悲欢浓缩在记忆深处。西特罗夫的夫人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她有些激动，她说她热爱中国，喜欢大连，更喜欢机车厂的那一段生活，每想起在中国大连经历的一切，都让她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她说，那段在中国的时光是她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她的家境十分困难，儿子每周利用休息日到外地去贩卖土豆补贴家用，虽然生活困难，但西特罗夫夫人依然给谷春当一行精心准备美食：每人一张油饼，配蔬菜沙拉，配红酒，她说这是她招待客人的最高礼遇。这一餐饭吃得谷春江一行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三个壮实的汉子都忍不住泪流满面，感慨万端。临走时，三个人只留下回去的车票钱，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留给了西特罗夫的夫人，留给了这位昔日中国厂长的夫人。
　　那天，我听到谷春江老人的讲述，内心无法平静，我站在北七街19号楼这栋老建筑面前，突然也为这栋漂亮的的小楼担心起来，担心它有一天真的在我们面前消失，有一天成为一堆破砖乱瓦，那我的心会和邢海一样的痛，每当我回味着那些曾经的往事，感觉历史的痕迹总是那么深刻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外表看上去一切又那么了无痕迹。
　　岁月有痕！岁月无痕！
　　邢海还在继续写他的文章：一个城市特殊的历史建筑，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座城市的根和魂，城市历史建筑通过城郭，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纽带和载体，把城市建筑与城市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城市历史建筑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一样，在城市化高速推进的今天，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我们必须以抢救的姿态去保护好城市历史建筑，进而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最终保护好城市文化。
　　正是五槐花盛开的时节，满院子里都飘荡着槐花沁人心脾的花香，我看着邢海的文章，心里涌现了一个想法，这想法让我兴奋，我要写一份保护这栋老建筑的提案，作为大连市的政协委员，我有义务有责任为老建筑的保留尽心尽力，这是我们城市的历史与记忆。我希望我们城市的那些历史记忆不只在照片里看到，我们对老建筑要多一些宽容和大气，因为那是我们城市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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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