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田野困境，实现自我救赎

　　漫漫田野路，晕车到迷糊，颠簸的车程，打破云南的岁月安好，不禁感慨到山路何止十八弯。初入田野之地的我，面临着身心困境。
　　一、田野硬件升级，软件有待优化
　　追溯至二十世纪，以费老为代表的人类学者，他们田野之路并不通畅，在自然环境方面：地势险峻，蚊虫滋生，道路封闭，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面临着未知，随时可能受伤丧命。在人文环境方面：语言不通，饮食不适，风俗各异，物资匮乏，他们远离家乡，与妻儿分别，或举家田野，过着贫穷寡淡生活，却也乐在其中。
　　纵然物质水平较低，他们也收获颇丰，扎实的田野，流传的著作，填补了中国人类学的空白。
　　相较于上世纪学者，我们田野硬件升级，规避了以前的困境，但又面临着新的软件问题。
　　问题一：能走入田野点，走不进访谈者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处处可田野，昔日如何进入田野点的难题，如今也迎刃而解，活在这熟人社会，凭借熟人身份，或政府隐性力量，我们可轻易进入田野，那然后呢？通过实地调研可知，我们很难走进访谈者，促膝长谈一番后，获悉的信息大都是市场信息，个人真实所思所想较少，这样的访谈可视为无效。如何走进访谈者，是当下田野者需思考的问题。大多时候正常情况下，面对陌生的彼此，我们很难开口聊天，有时候仅凭三言两语实效信息，但又不可过分解读，让访谈者更加迷茫。
　　问题二：田野点高度雷同，削弱文化差异
　　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磨灭了不少中小城市特色，田野点也出现高度雷同现象。以大理古城为例，相似的商铺，同时大理古城分辨率也较低，大理古城和其他古城大致相同，无论是从装修风格还是商铺及周边，都是如此，高度相似的场域，让人审美疲劳，田野敏感度降低。
　　反观今天不同村落，大致也是如此，不同的村落，一样的核桃树，相似的多民族融合，无法突显本村落特性，高度雷同的村落体，削弱了文化差异性，也是当前田野困境之一。
　　二、原生地域视角下，异域文化双重矛盾性
　　学科要求与学术界标准，初入田野调查者，大多以他者为研究对象，对于异域文化，我们总会更加敏感，更会有新的切入点。面对全新环境，我们五官被放大，会有新的感悟，激起新的思考，体验文化差异性。据我实地田野后，面对新的异域环境，我不会全盘认可对方言行，反而会带有强烈的原生地域色彩，用自身文化来质疑异文化，甚至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用自身文化批判异文化。由此造成异文化双重矛盾，一方面对异文化充满好奇和新鲜感，另一方面又持有比较观否定异文化。
　　三、学者的政治身份与文人气息
　　学术与政治的爱恨纠葛，自古以来就为人津津乐道，当教育脱控于政治，教育才有生命力。
　　当下高校教育存在问题之一，便是政治性大于教育性。而学术研究也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些学者为求论文发表，就投机取巧写政治性文章，降低了学术标准，学者政治身份突显，特别是最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爆火，很多学者便蜂拥而至，学术是为政治服务？
　　结合目前田野调查，找寻政府及相关支持，是否也是政治性？在我看来，首先，此次田野政府参与，并下令必做项目，让田野有了政治意味。其次，政府层级传达指令，相关人员随行陪同，方便我们进入田野，有助于我们进行调查，但同时面对政府人员，当地民众或许存在欺瞒现象，影响田野真实性。最后，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更具有文人气息和社会责任担当，而如何将学术成果付诸实践用以服务社会，实则仍需相关政府辅助。政府参考相关学术成果，进行决策实施解决相关问题。由此可知，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无论各种关系，只要服务于社会，一切都有了意义。
　　四、带着问题田野与功利性区分
　　在人类学研究中，我们总提倡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去访谈，带着目的去田野，我们总想从田野中学到什么得到什么，这种目的性的课题研究，是否也是功利性？
　　在我看来，理想化的田野是，不带任何问题，不预设各种答案，只是单纯进入田野，自然而然发现问题，然后进行相关研究。
　　目的性的问题，会让我们所有侧重，以此可能忽略重要信息，更让被访者有所保留，无法达到理想田野。
　　功利性研究因人而异，有人因此激发学术兴趣和动力，贡献了诸多成果，也有人因此丧失文人底线。
　　田野调查是人的文化，不仅是研究人及文化，更是反观自身的过程。每次田野调查，都是重新认识自我，通过田野，重塑自我，走出田野困境，才能实现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