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自述用连续性的观点看历史

　　就人类的智慧而言，运动的绝对连续性是无法了解的。人们只有在任意截取某一运动的细小单元时，才有可能逐渐了解它的规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又会产生出许多谬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古代诡辩问题，就是阿契里斯永远追赶不上他前面的乌龟，尽管他走路的速度是乌龟的10倍。这是因为，当他走完与乌龟相差的距离时，乌龟往前爬了这段距离的十分之一；当他再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时，乌龟又往前爬了这十分之一距离的十分之一；如此类推，他永远追不上乌龟。这一推理之所以是诡辩，是因为它把运动分割为一个个不连续的单元，而阿契里斯和乌龟的运动都是连续不断的。现代人创立了一个新的数学分支即无穷小数，使我们在研究运动时，可以复原运动的主要条件即绝对连续性，从而纠正了古代人以个别运动单元取代连续运动时无法避免的错误。
　　我们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时也有同样的情况。人类运动是由无数人的任意行为造成的，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历史科学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一运动的规律。然而历史学家的探究方法，首先是随意截取历史上互不连续的单元分别予以考察，然后把帝王将相的个人行动当成人们无意识行动之和来加以考察。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真正反映出历史的规律，反而产生出许多谬误来。我们只有通过微分法，考察无限小的历史单元即人们的共同意向，同时运用积分法即求得这些无限小的总和，才有可能了解历史的规律。在19世纪最初15年里，欧洲发生了一场有数百万人参加的非同寻常的运动。人们抛开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去抢掠和屠杀，去高呼胜利或为失败而悲号，在许多年里整个生活动荡不宁；这一运动由高潮迭起逐渐走向衰落。人们不禁要问：这一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它是依照什么规律运行的？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其原因是巴黎城内一幢大楼里几十个人的革命言行，以及拿破仑跟其他一些同时代人的互相影响。然而我们并不相信这种解释，因为它是把最微不足道的现象当成最有力量的论据。实际上是人们无意识的行动之和造就了革命和拿破仑，最后又让这两者消亡。历史学家反驳说：无论什么时候，有战争必定有征服者，有乱世必定出英雄。确实，每当出现征服者时，就爆发战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征服者就是战争的原因，从个别人物的行动中就能找出战争的规律。每当我看到时钟走到10点时，附近的教堂就响起钟声，但我并不能凭借这一点就下结论说，时钟指针的位置就是教堂钟声响起的原因。每当我看到火车头开动时，就有汽笛声响起，车轮转动，但我并不能凭借这一点就下结论说，汽笛声和车轮转动是火车头开动的原因。农民说，晚春时节寒风刺骨，是因为橡树抽芽了；尽管晚春橡树抽芽时确实寒风刺骨，我仍然不能同意农民的说法，把橡树抽芽当成刮寒风的原因，因为橡树的芽不可能影响到风的冷暖。我们看到的只是日常生命现象中一些条件的巧合。我十分清楚，无论我是怎样细致地考察时钟指针的走向、火车汽笛声和车轮以及橡树芽，仍然不会知道教堂钟声、火车头开动以及春风料峭的原因。要搞清楚这些原因，我就得改变观察的角度，去探究蒸汽机、教堂大钟以及风的变化规律。历史科学也应该作这种观察角度的改变，而且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为了探究历史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的目标，放下那些帝王将相们，去研究人民群众的那些无穷小的因素。
　　许多人在拖一根木头。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应该怎样拖和往哪儿拖。木头被拖走了，结果表明，这件事情是按照其中一个人的意见办的，他下达了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初形式。那些干活较多的人考虑事情就较少，不能下达命令；那个下达命令的人，由于想得较多，动手干活就少了。当一个较大的群体共同实现一个目标时，那些下达命令者的等级就分得更为清楚。单独一个人做事时，他会有指导自己的行动以及为它辩护的想法；一个群体也一样，不过为群体行动辩护的人是那些不直接参加行动者。由于某种缘故，法国人开始互相残杀，对此的辩解是：这对于法国的利益，对于自由和平等是十分必要的。当人们停止互相残杀时，对此的辩解是：这对于统一权力对付欧洲是十分必要的。当法军由西向东残杀自己同胞时，对此的辩解是：这对于法国的光荣、英国的耻辱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这些辩解是互相矛盾的，然而在当时却是必要的。这是为了推卸那些制造事件的人的道德责任，其目的就像在清扫前面的轨道以便为继续发生的事情开路一样；如果没有它们，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最为简单的问题：这千百万人集体犯罪、作战、杀人是为了什么。在现代国家和社会活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不由君王、大臣、国会或者报纸发出的指令而发生的事件是无法想象的。任何集体行动都会以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欧洲平衡或文明的名义予以辩解，表现得好像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意志的产物。
　　一艘船无论驶向何方，船上的人都可以看到被它划开的波浪，而他们只看得见这些波浪的运动；只有时时刻刻把这些波浪的运动同船的运动进行比较，他们才会发现，波浪的运动是由船的运动引起的，如果他们感觉不到船的运动，就会产生错觉。如果我们时时刻刻注意历史人物的活动，即恢复活动发生的必要条件时间上的连续性，注意他们跟人民群众的联系，我们就有可能避免错觉。一艘船无论向什么方向开，总有波浪伴随着它，然而波浪既不指引这船的前进方向，也不会加强它的运动。但我们从远处看这船，好像这波浪不仅自己移动，还指导着这船的前进方向。同样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件，人们都认为那是他们预料之中的事情，是按照命令办的事情。历史学家看到历史人物的意志跟下达命令的方式和事件有关系，就认定事件是由命令的下达而发生的。然而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事件跟人民群众（历史人物也包括在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历史人物及其下达的命令是以事件为转移的。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无论下达多少命令，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任何事件都不会发生；然而一旦事件发生了，我们总可以从不同的人不断表现的种种意志中发现一些以命令的形式跟事件有关的意志来。
　　这样，现在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两个重大历史问题了。首先，权力是什么？其次，是什么力量引起民族的运动？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权力是一个历史人物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对正在进行的集体活动发表的意见、言语和辩护越多，直接参加的行动就越少。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各个民族的运动不是由于权力引起的，也不是由于智力活动引起的，甚至也不是由于两者的结合引起的；它们是由所有参加事件的人们的活动引起的，而这些人总是这样联合在一起的：直接参加事件最多的人，承担的责任最小；直接参加事件最少的人，承担的责任最大。从精神层面上说，权力是引发事件的原因；从物质层面上说，服从权力的人是形成事件的原因。没有物质的活动，精神活动就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引起事件的原因是两者的结合，或者换句话说，原因这一概念对于我们所考察的对象并不适用。分析到最后，我们进入一个无限循环的怪圈，达到人类智慧所允许的极限。这就像研究到后来，我们发现是电产生热，而热又产生电一样；这又像我们发现原子之间是互相吸引的，然而同时又互相排斥一样。我们人类的智慧还不能说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只能说它们的自然属性就是如此，这是它们的法则。同样的，我们人类的智慧还不能说战争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活动，人们组成一定的集体并且全都参加了集体活动；我们只能说，人的天性如此，这是人类的法则。
　　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