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鲁迅

　　我们今天褒贬前贤多是着眼于他们的言行，很少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出发，了解其言行背景。事实上知人论世会使我们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
　　鲁迅的生存和心理状态是今人少有提及的，得益于陈明远等学者们的研究，我们今天大概知道鲁迅一生的收入状况。
　　十年前的一项研究表明，鲁迅在参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间，共收入12万圆左右，相当于400多万人民币，即有着年均17万元人民币、月均900020000元的收入；如果用今天的购买力算，大概相当于1000多万人民币，即年均50万元这笔收入，大概相当于今天北上广的高级白领的收入。
　　可以说，鲁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认为，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他虽然朴素，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赴宴席
　　鲁迅被一些人认为是文人成功的典范，他生活的精致细节给人突出的印象。一是饮食讲究，爱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宽敞，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租一层楼就够用，而鲁迅却要独幢的三层楼；三是喜欢看电影，而且要买价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车。
　　但如果仅仅把鲁迅看作是成功人士，这会妨碍我们对他的认知，这甚至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鲁迅终生未脱生存的压力；跟今天年收入30万50万左右的白领阶层一样，鲁迅的不安全感是实实在在的。这既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也跟他后来的体制生存和体制外生存方式有关。
　　公务员鲁迅
　　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直到晚年，鲁迅还回顾说：契诃夫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1912年，31岁的鲁迅进入教育部做公务员，开始领薪水，但只能领到半薪，当年收入1100元。第二年，工资上涨，但也只能领到九成薪水，全年计2586元。第三年，仍未领全薪水，全年收入3146元。随后几年多为3000多元的年收入。1918年，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但属于同人刊物，没有收入。
　　1920年，鲁迅年收入2640元，较前几年为少，因教育部拖欠三个月薪水。这一年鲁迅开始在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任兼职讲师，尽管开始不计报酬，但总算在工薪收入外有了讲课费。1921年，鲁迅年收入2578元，其中讲课费88元。1922年收入不详。1923年，鲁迅年收入2304元，其中稿费69元，讲课费141元，这一年，鲁迅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1924年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鲁迅年收入2600多元。教育部薪水3600元，鲁迅领到手的只有1095元，其他稿费700多元，讲课费800多元。工作12年之久的鲁迅，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超过了公职收入。1925年，鲁迅的年收入2800多元，这一年的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开始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最多的时候，鲁迅到八所学校兼课。
　　我们由此可知，鲁迅的收入虽然不算低，但设身处地的想，他也并不轻松，否则他不会到处兼课。一个民国体制中的公务员的辛酸，鲁迅都经历了。
　　下海挣钱
　　一个参加工作十几年的老公务员仍未获得财务自由，这才是真实的鲁迅。此外，为了生计，鲁迅还多次借债。
　　有人说鲁迅跑着去领工资，当年的报纸还说鲁迅为索薪参加游行被警察打落了门牙，由此可见当时的公务员也得为自己的利益维权。到1926年时，鲁迅还在给人写信说，想多弄几文钱，以助家用。
　　鲁迅的诸多名文都是在这种心境里产生的。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因此，我们能够想见鲁迅的特殊性。跟民国众多的学者教授不同，鲁迅对经济、生计的敏感是异乎寻常的。作为长子的压力，作为公务员的束缚，他活得并不舒展。他一直生活在紧张、纠结之中，直到1926年，他还在为跳槽患得患失，这一年他去了厦门，又去了广州，就是为了多挣钱。
　　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他选择了上海为定居地。有学者认为，鲁迅之所以如此是基于战斗的需要。这其实也是高看了鲁迅，他只是一个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
　　师友们对他的帮助确实也开始见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共计14700圆，折合黄金490两。这些稳定的收入使鲁迅终于有了最后十年的较为稳定的生活。
　　1927年，鲁迅年收入3700多元，超过了北京生活时期。1928年，鲁迅年收入5900多元，其中一大半来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收入。1929年，鲁迅年收入15000多元，（合人民币约100多万元），其中一大半来自他跟自己的学生老板李小峰打官司追回的版税，据郁达夫说，总数应两万元之巨。1930年，鲁迅年收入15000多元；1931年8900多元；1932年4200多元；1933年1万多元；1934年5600多元；1935年，收入5600多元
　　也就是说，鲁迅只到生前最后十年，收入才算可观。就是说，直到此十年，鲁迅才算有了财务自由。
　　劳于钱不困于钱
　　鲁迅一生受气，其中多有跟钱相关。直到临去世前几年，他还在跟学生打官司，李小峰克扣他的版税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临去世前四年，国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约撰述员费用这些事件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
　　难怪鲁迅感慨，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
　　但鲁迅是强大的。他虽然为钱操心，但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他对亲友、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帮助是多样的。其中，他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靖华译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邮局工作的孙用，将自己的译稿《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以求得帮助。鲁迅代其联系出版，垫付了230元的制版费，当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用这些钱预支了译者的版税。
　　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在书店里捧读《毁灭》爱不释手，鲁迅得知他的钱不够，问他：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阿累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
　　我们从生计的角度看鲁迅，或者更能理解鲁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们一样，为生计所苦，承受了一个现代中国国民的生之甘苦。也只有如此，从当时到现在，他丰沛的文字才感动了一代代在中国生活中挣扎并收获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