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军队的军粮都是些什么汉朝士兵都吃些什么东

　　在《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估计是很多人对于汉王朝最深刻记忆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来自于鸡血横流的《汉武大帝》、《汉书》作者班固所处的东汉初年与匈奴交往的屈辱史，让他对外患的笔墨远比司马迁更重，这种情绪与当代年轻人渗入骨髓的近代屈辱史教育完美契合。
　　所以，西汉王朝很容易就被套上了铁血的标签，与《大秦帝国》中的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堪称一时瑜亮，进而脑补出了一个上古时代的军国主义想象，由此发散汉武帝固然是好皇帝，独尊儒术的经却被后世念歪了，以至于儒生误国，否则，中华的疆域早就到欧洲了，可能新大陆也要说汉语了。
　　问题是，这些想象是事实吗？
　　我们先来看看军国主义这个词，英文是Militarism，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这个词汇，在人类历史上最匹配的，就是普鲁士王国，也就是所谓的普鲁士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在军事优先的程度上，就算是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也要瞠乎其后。
　　但是请注意，无论是上述概念还是事实，都导出了一个核心，那就是先军二字，这个我们邻国利用汉字的精妙总结。
　　军事优先，乃至于军队优先，至少要保障在营军人的生活水平，哪怕国民吃不饱，也要让士兵有力气打仗，冷兵器时代尤其如此，毕竟没有力气，士兵是拉不开强弩，挥不动刀枪的。
　　那么，被视为军国主义的大汉王朝能做到吗？
　　我们还是来看看它的边防士兵的食谱。
　　原本这么琐碎的信息，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中是很难见到的，万幸在近百年来出土了一系列的汉代边戍的竹简和木牍，为研究者提供西汉边防军人生活、执勤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得以窥见一系列的细节。
　　《史记》上有五谷之说，即黍、粟、麦、菽、稻，但南北地域广大，主食各不相同，比如关东地区就以麦饭为主，《说文食部》：
　　陈、楚之间食麦饭日蜚。
　　所谓麦饭，颜师古注释《急就章》卷二饼饵麦饭甘豆羹条称：
　　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甘豆羹，以洮米泔和小豆而煮之也；一曰以小豆为羹，不以醯酢，其味纯甘，故曰甘豆羹也。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
　　翻译过来就是经过粗加工的小麦，不经磨面粉精加工的工序，直接做成一粒粒的麦饭，属于下层百姓的食物，当然，大人物若是混不好，也得吃这个，见《后汉书冯异传》：
　　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
　　此时已经是汉光武帝起兵之后，西汉早已灭亡，石磨早已不是稀罕物，民间仍旧在吃麦饭，以至于遇厄的汉光武也只能吃这个。
　　不过，关东、关西和江南本就有所不同，河西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麦两类，其中粟，今天北方俗称为小米、谷子，在汉简中又分为几个种类，如粟、白粟、秣粟、粟米等。
　　还有属于粟的作物黍和稞。
　　黍就是今天说的黄米，有粘性可酿酒，在汉简中有个多个异名，如糜子、黄米、稷等。
　　稞则是比较优质的粟，往往有黏性，汉简中也称为粱、白粱、粱米、秫。
　　至于麦子的食用，汉简中也记载颇多，有麦、米麦、大麦、小麦、穬麦等不同的叫法，按照何双全先生在《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中的考证，这些麦的形象特征与今天的冬小麦相同。
　　主食之外是副食，比如菽，也就是豆子。
　　与先秦时菽仍是主粮不同，西汉时，菽的地位在下降，直接将其作为主粮食用的情况越来越少，而代之以豆酱、豆豉、豆腐、大豆黄卷等形式，而且，河西地区因为气候特性，豆类并非产区，虽然有戍卒食用的记录，应该属于粮食输入的情况。
　　另一项重要副食是蔬菜，徐元邦先生在《居延汉简中所见之蔬菜》（《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中的考证所见的蔬菜名称有：
　　葱、姜、韭、葵、毋菁、薯和荠、胡豆。
　　葵，在明代以前并非指向日葵，又名冬苋菜或滑菜，王帧《农书》记载：
　　葵为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本丰而耐旱，味甘而无毒，供食之余可为菹腊（咸干菜），枯枿之遗可为榜簇，子若根则能疗疾。
　　毋菁，即蔓菁、芜菁，也称诸葛菜，蔓菁按根形分为长圆两种，有多种颜色，性似萝卜、喜清凉，皮色光洁者为贵。
　　薯，不是马铃薯、红薯，它们是外来物种，中国原生的薯，也称藷藇，也就是今天的山药。
　　荠，在汉简写作介，或为芸苔，即今天所说的油菜，荠子还可做酱，也就是油菜籽。
　　胡豆，居延有出土实物，形状与豌豆类似，应指今天的豌豆。
　　这些蔬菜的种植并非士兵们自行处理，而是有专门的区域，名为园，并有明确的人员分工，有守园、助园、择韭、锄葱的，收获，自然也不是自行取用，并由官吏驻地管辖，可能是服务于官署的官园，也就是说，戍卒是捞不着吃的，类似的情况，也在唐代的敦煌文书中存在，官署有专门的菜户供应菜蔬，士兵就未必捞得到了。
　　忘了一项重要的副食，就是盐，这个东西作为战略物资，汉军是绝对配发的，而且是按人定量，见：
　　鄣卒李就盐三升十二月食三单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254：24
　　这里的盐三升，正好与《汉书赵充国传》中计算的每卒盐三升相吻合，可见是汉代的定制。
　　按理说接下来该说肉了，但是对于这个话题，其实不同的研究者是有分歧的，因为简牍的记载很有意思。
　　在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肉食的交易记录，有人就认为地处边塞，农牧杂处的地区，获取肉食并不困难，但是，另一部分研究者指出，从数据来看，肉食还是很昂贵的，大概10斤肉相当于600斤粮食，也就是1：60的比例。
　　问题在于，这些购买记录往往是公事，也就是公家行为，而私人购买的记录要少得多，且主要为燧长之类的军吏购买下水，也就是动物内脏，如头、肝、肺、心脏、胃、舌、肾等等，且一个牛头就值钱五百，一个牛心就值钱九十。
　　对此，赵宠亮撰写了专文《汉简所见边地戍所的肉食消费》研究辨析，得出的结论是简牍所见的肉食消费，主要是牛、羊、鸡、鱼等，马肉和狗肉也有少量记载，猪肉则无材料证明，且多为购买所得，而非自行饲养，最重要的结论是，上述购买肉食，主要用途是戍所的祭祀之用和公务接待过往使者、官员的传食，而非吏卒配给。
　　春秋社祭和腊祭为每年固定举行的公共祭祀，事后要分割祭肉，这三次祭祀才是汉代边疆戍卒的主要肉食来源，而私人购买肉食，只有有俸钱的军吏才能偶尔享受，所以，在敦煌汉简中才有这样的词句：
　　相助为省艰顾致不可不食耳何敢望肉愿敕
　　由于简牍不清，不能理解全句，但是何敢望肉，这个说法，很明显否定了汉代戍卒有配给肉食的可能性，一年三顿祭肉，才是这些大汉边防军仅存可见的荤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