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一百年后，我们还需要杜威吗？）

　　约翰杜威（一百年后，我们还需要杜威吗？）
　　约翰杜威
　　JohnDewey
　　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
　　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20世纪初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研究杜威，就是在研究杜威的三句话：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改造。这三句话，是杜威教育思想最本质的东西，是核心与灵魂。
　　杜威是反对传统教育的，传统教育的特点就是以社会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和书本为中心，简单来说就是脱离儿童的生活，把孩子当成小大人。
　　在当时，杜威的理念是非常新颖的，那现在是不是呢？现在如果言必称杜威，可能也有点‘过’了。
　　用杜威的标准来看现阶段的学校和教育，能打多少分？2019年3月的一场会议上，主持人储朝晖环顾四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长。很快，储朝晖先亮出自己的答案：我只给打40分。我打80分。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沉思片刻后表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可能办和杜威的理想完全一致的学校。
　　2019年上半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已经举办了三场活动，都是为了纪念一位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其中于4月末举办的那一场杜威与中国教育论坛，汇集了全国一百五十余位杜威研究者，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首次以杜威为主题召开的专题学术会议。
　　杜威生于1859年，不仅是位教育家，也是位哲学家，被誉为美国早期实用主义三大代表之一，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理论，影响至今。
　　整整一百年前，1919年4月30日，杜威受邀来到中国，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在各地讲学。那时，中国现代教育刚刚起步，杜威的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了包括陶行知在内的一大批中国人。
　　作为杜威的中国弟子之一，胡适说过：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但在一百年后，中国还需要杜威吗？2019年，当教育界人士以不同形式纪念这位现代教育之父时，这个问题不断被提出。
　　谁在研究？
　　在筹备杜威来华一百年系列活动的时候，不止一个人告诉储朝晖：杜威先前在我的脑子里是全部否定的人物，恐怕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差不多。
　　储朝晖第一次听说杜威是在1981年，他刚考上安徽老家的徽州师专。同一年，全国政协召开了大会，纪念陶行知诞辰90周年，为这位人民教育家恢复名誉，进行政治平反。陶行知也是杜威的中国弟子之一。（思庐哲学编辑）当时还不怎么敢讲杜威，只是说纪念陶行知。储朝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杜威教育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刚走出禁区。
　　1980年，教育史学家赵祥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界最早提出重新评价杜威教育思想的文章。
　　1982年，赵祥麟的学生、当时还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青年教师的单中惠，作为公派访问学者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学习。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因为杜威自1904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就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也是陶行知、陈鹤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留学的学府。为了弥补中国国内研究杜威资料的匮乏，单中惠在学院图书馆里找到了《约翰杜威传》一书的英文本，开始了编译《杜威传》的工作，从此也与杜威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杜威虽被誉为现代教育之父，但在1980年代的中国，即便是师范院校的学生，读过杜威书的也为数不多。
　　褚宏启1988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他接触杜威的学说后觉得很有深度，于是决定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当时我应该算是比较早（研究杜威）的。对杜威的研究难度比较大，因为他的著述非常多，而且他是哲学家，写的书不是太好读。褚宏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1994年取得博士学位时，提交了改革开放后第一篇以杜威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
　　概括来讲，褚宏启研究杜威，就是在研究杜威的三句话：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改造。这三句话，是杜威教育思想最本质的东西，是核心与灵魂。但我不是孤立地研究杜威思想，而是将它放在整个教育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来看。
　　越是研究杜威，褚宏启越发现，当年杜威针对美国传统教育提出的教育思想，对当下中国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杜威是反对传统教育的，传统教育的特点就是以社会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和书本为中心，简单来说就是脱离儿童的生活，不顾及儿童的感受，把孩子关在教室里，把孩子当成小大人。
　　2019年4月28日，150余位杜威研究者齐聚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纪念杜威来华100周年。
　　褚宏启在纪念杜威的会议上批评个别地方应试教育的回潮：西部某市某区没有完成预定高考奋斗目标，上线率降至全市第五，区委、区政府联合下发文件，对区教育局进行通报批评，提出全区教育系统要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全面对照检查，明确努力方向，采取有效措施，大打高考翻身仗的要求。该市的市领导多次公开讲话：我不管它什么素质教育，我就要升学率！
　　我经常和教育局的人说，我们的教育和现代生活的隔阂很严重，主要原因是管理和评价模式太单一。我们的教育亟须回归现代生活。储朝晖的另一身份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他到各地考察时经常发现，虽然每个学生的天性和生活是千姿百态的，但学校没办法将学生的生活与个性扭合在一起。这正是他只给当下的学校教育打40分的原因。
　　杜威提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是为了解决学校与社会的脱离、教育与生活的脱离。如果回归生活依然是中国教育未解的难题，那怎么能说杜威思想过时了呢？储朝晖认为，当下对杜威的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谁在实践？
　　除了理论研究者，杜威的教育思想在近二十年里也切实影响过一批教育工作者。
　　北京一知名小学校长高峰刚当校长时，是怀揣着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走马上任的。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访学期间，感觉看到的每一本书，都闪烁着《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光芒。
　　邱磊是江苏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的一位地理老师，他在2011年参与了一个阅读杜威的读书小组，之后萌发一个想法：能不能用杜威教育思想来改造课堂？
　　以前的中学喜欢情境教学，就是为了讲解一个知识点，老师先设置一个场景，在其中设计一些陷阱，并将学生往特定方向引导，最后将知识点作为导演的结果呈现在学生面前。
　　而杜威强调，情境不能设置。杜威希望情境一定是真实的，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下发现一个真实的问题，然后围绕真实的问题去做一番探究。邱磊受到杜威从做中学思想的启发，让压力相对较轻的非备考年级学生到野外去，到实验室里去，宁可牺牲一些进度，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
　　用杜威教育思想引导实践的例子不止这一个。当李希贵在十年前让学生根据兴趣走班上课时，就有人指出，其教育改革的实质是重回杜威式课堂。
　　北大附中实行书院制的同时选择让学生自治，各书院内部通过民主协商产生学生自治机构。这样的探索也面临浪费时间的质疑，原本学校一声令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思庐哲学编辑）却任凭一届届学生吵了一年又一年。但在北大附中教育改革者的理解中，教育并不只是要高效地让学生做好某种准备，而是让他们在当下就开展生活。这背后依然是杜威所谓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这一思想在发挥作用。
　　不过，当邱磊受邀参加各种纪念杜威的活动时，他仍感到遗憾：比起研究杜威思想的教育学者，真正着手让杜威思想落地的一线教育工作者还是太少了。
　　对于邱磊的遗憾，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幸更愿意这样理解：在今天，很少有谁会明确说他就是以杜威为一个实践模本在做教育。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说明杜威的影响太普遍、太春风化雨了。
　　谁在纪念？
　　如果说师范学生有所谓的必读书，那么就是这三本：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和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2019年6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郭法奇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郭法奇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教育楼，大楼一楼的展览墙上，至今仍陈列着杜威访华期间与当时北京高师教育科师生的合影。北京高师就是北师大的前身，杜威1921年来开过课。当时学校刚成立没几年，他可能是第一个被请来开课的外国教师。
　　在当时，杜威的理念是非常新颖的，那现在是不是呢？现在如果言必称杜威，可能也有点‘过’了。郭法奇提醒，杜威的教育思想是进步的，但也存在有争议的论点，应当审慎分析后进行吸收。
　　比如，怎么让儿童接受一个抽象的东西？杜威是说，一定要把抽象的、间接的经验还原为儿童直接的生活经验。有的是可以，你让儿童理解苹果的概念，你就拿一个实物给他。但有的东西，就是没有实物，怎么办？这是杜威思想中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郭法奇说。
　　尽管杜威与我们生活在不同时代，但杜威所探讨的那些问题在现实的教育中并没有消失，后人完全可以在杜威探讨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单中惠表示，美国教育学者罗思（R。J。Rose）曾称未来的思想必定会超过杜威可是很难想象，它在前进中怎么能够不通过杜威，正是从这个意义，他相信杜威教育思想在当下的中国仍然有重要价值。
　　单中惠现已退休，大约12年前，时任《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主编提议，在新课改中可以让中小学教师读一些杜威教育著作。受此启发，单中惠编著了一本《杜威在华教育讲演》，受到许多读者欢迎。直到今天，这本书仍不断再版。
　　南方周末记者询问，在杜威访华100周年之际，如何向中国的90后、00后们推介杜威教育思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颇为复杂的。我觉得，如果要向年轻人‘推介’杜威，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感悟’杜威。单中惠引用了一句话：只要旧学校里空洞的形式主义存在下去，杜威的教育理论将依旧保持生命力，并继续起作用。
　　这句话，第一次出现在1980年《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文的结尾处，后被中国教育学者们不断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