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桐谈诗七

　　哪样才是诗歌的牵挂
　　看到你的市侩习气，听到你的庸俗哲学，我又一次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俄罗斯的一个诗歌流派响派。响派称得上是你不折不扣的对立面。我愿意站在响派那一边，站在你的对立面上。
　　道理很简单，诗歌历来被称为文学中的文学，艺术中的艺术。文学中的文学和艺术中的艺术怎么可以和市侩、庸俗并肩而立、同流合污呢？如果响派的代表人物叶甫图申科、沃兹涅辛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阿赫玛杜林娜、卡扎科娃、马特维耶娃、济宾、库尼亚耶夫和戈尔杰伊切夫们听了你的话，我敢说，他们肯定是会勃然大怒甚至拂袖而去。我之所以委屈自己留了下来，其实就是想看看你的表演，看个究竟。
　　你说，一个诗人要灵魂那破玩意儿干什么？我说，灵魂不仅不是破玩意儿，而且在任何时候它都抵得上万担黄金。一个诗人，如果他连灵魂都不要，那他还要什么？难道，他只要花花绿绿的欲望、装模作样的姿态和矫揉造作的语言吗？一位诗人是他自己整个灵魂的发言人。诗人是被派来传递一个音信的，不论世界是否听到这个音信，诗人不能思考这个音信以外的其他事物，也不能考虑可能发生的事件。他可以确信，上帝是理解他的。诗人所看到的和热爱的美，在永恒中永久地证实他的激情是合理的、是正确的。美国诗歌理论家L。P。维赛尔曾经这样说过。维赛尔的声音，无疑是具有穿透力的。
　　你还说，诗人应该向小说家学习，学习他们的世俗化。我说，错了。诗歌最反感的就是世俗化了。现实性和超越性，平面化和立体化，形而下和形而上，哪样才是诗歌的牵挂，这是谁都知道的。如果反过来说，小说家应该向诗人学习，肯定是不会有错的。因为，任何艺术都应该是诗的，小说家应该从诗人那里获知什么叫诗性。无论什么样的作品，一旦失去了诗性，自然也就失去了光泽。没有光泽的作品，永远都是不讨人喜欢的。听了你的论调，我终于算是知道如今的好多诗歌为什么都那么俗那么脏那么让人恶心了。
　　你又说，一个诗人总是在反复地强调道德实在是太可疑了。我倒是觉得，是你的这句话太可疑了。一个写诗的人，如果连一个人都不是，他又怎么可能会是一个诗人呢？只要他还是一个人，他的生命里就不可能没有禁忌和敬畏。什么禁忌和敬畏都没有，这多可怕呵。按照你的逻辑，写诗就是写诗，做人就是做人，人做不好并不影响他的诗作不好，这也简直是太莫名其妙了！还记得美国诗人庞德的话么：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难道，种族的触角就是你所说的那种流里流气的德性吗？还记得法国诗人保尔克洛代尔的话么：‘诗人’这个词的本身便意味着‘先知’‘vates’。难道，先知就是你所说的那种一切都蛮不在乎的习性吗？我有理由怀疑，是你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我当然知道，你得的是一种流行病，非常可怕的流行病。
　　谁都知道，诗歌是反市侩反庸俗的，如果诗歌和市侩、庸俗搅在了一起，沆瀣一气，又还有什么诗歌可言？
　　也难怪响派诗人们要造你的反呢！他们造反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强调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连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都没有了，又哪里还会有光辉的诗歌可言呢？
　　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沃兹涅辛斯基在写完他的《长诗〈三角梨〉的四十首抒情离题诗》后曾经这样说过：诗歌首先是奇迹，感情的奇迹，声音的奇迹和那个‘稍微一点点’的奇迹。如果没有了它，艺术就会不可思议。是呵，没有诗的灵魂，哪来的诗的奇迹呢？因此，沃兹涅辛斯基进一步这样说到：大地上只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它过去和现在都被称作灵魂。诗歌一旦失去了灵魂，无论它的形式多么花哨，又有何用呢？那这样的诗人或诗歌，真的是不要也罢。少一些这样的诗人和诗歌，无疑是一种福音。
　　响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马特维耶娃也曾这样说过：一位诗人一定要透过外在看到‘灵魂’。‘灵魂’不一定就是本质，却是某种事物中最主要、最起作用的东西。马特维耶娃从来就看不起那些木乃伊和鹦鹉之类的没有灵魂的东西，并为它们感到深深的悲哀。她始终认为，炉灶的灵魂应该是火，而不是构成炉灶的石块和塞进炉灶里的柴草。因此，她在她的《东西的灵魂》一诗里用隐喻的方式这样写到：盐不在盐里，钉子不在钉子里。这就说明了，东西应该不仅仅是东西，它应该具有某种特性；或者说，应该拥有某种与其他东西进行奇妙交流的特性。马特维耶娃和其他响派诗人们一样，无疑都是把努力探索事物的灵魂，使周围的东西‘活’起来，还原它们的灵性和灵气作为自己的创作纲领和信条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没有这样的纲领和信条的所谓的诗人，是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最响亮的那一派的。捶首顿足没有用，咬牙切齿也没有用。
　　说到这里，我的鄙视就开始加重了！我不可能不鄙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