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衬衫有情缘

　　衬衫，顾名思义，是通常穿着于内外衣服之间的上衣品类，也常单独穿用。据文献记载，我国自宋代起就已开始使用衬衫的名称，当然那是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式衬衫。现在一般所指称的其实是西式衬衫，即一种前开襟、有领有袖、袖口带扣的薄型服装，19世纪40年代就已传入中国。然而，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对于不少连温饱尚不能满足的城乡居民来说，要想穿上一件正规得体的衬衫，简直是一个奢侈的愿望。这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是很难想象和理解的。
　　记得那是1964年5月下旬，学校在广播中通知，在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典礼上，我们年级的同学将全部戴上红领巾。班级里提前选举产生了中队干部，我以47票光荣当选，将佩戴二道杠的袖标。这对于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我来说，这是何等荣耀，心情何等兴奋！可是，学校要求在授予红领巾的仪式上，每个同学都必须身穿白衬衫蓝裤子。这使我们不少同学忧心忡忡，因为家里有白衬衫蓝裤子的实在不多。有的同学上有哥哥，还有剩货可以调剂。我却没有这种便利条件，父亲的衬衫太大，自己的服装大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最多也是买了棉布到街道的缝纫服务站加工，衬衫也总是软软踏踏、皱皱巴巴的。
　　那几天，我心中一直惴惴不安，放学后神差鬼使地去到南京路时装公司了解了衬衫的价格，竟然要5元4角！我心里明白，这些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全家五口人几天的伙食费！傍晚，我吞吞吐吐地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为我的成长而高兴，丝毫也没有犹豫，爽快地掏出6元钱，让我自己去买一件白衬衫，剩下的钱，再去拍一张戴上红领巾的照片。于是，当天晚上，我便再次赶到了时装公司，买回了那件看中了的上海牌白衬衫。衬衫领口上盖着的印章格外醒目，至今仍历历在目：树脂平挺复合领直到20多年后才知道，这是上海新光内衣染织厂独创的一种新工艺，上海牌就是原先的SMART（司麦脱）。
　　戴红领巾的那天，看着自己身上崭新的衬衫，在鲜艳的红领巾映衬下，比同学们的衬衫显然白了许多、挺了许多，尽管硬梆梆的领子实在不习惯，甚至有些硌人，可心里却还是说不出的乐滋滋。
　　是啊，我不到十岁就穿上了正规合格的衬衫，可当年许多成年人还从来没有穿过呢！记得上世纪60、70年代在市民中流行的是假领头，穿在外衣里面，看上去仿佛穿了完整的衬衫，其实只是一条领子和胸前的一小片前襟，价格只有1元多钱。据实说来，假领头的名称并不确切，理应叫作假衬衫领子毕竟是真的，衬衫却是假的。如今想来，这样的记忆，实在有点辛酸、有点苦楚！
　　阴差阳错，衬衫竟然会与我最初的职业生涯联系起来。1973年，我中学毕业后被分配进了上海虹艺服装厂，这是一家毛麻丝绵、春夏秋冬各个门类服装都做的出口服装全能加工企业。在学徒当缝纫工的三年里，我做过军装、棉袄、西服、大衣、卡曲、茄克衫、羽绒服、连衣裙、阿拉伯大袍等，也做过各种各样的花色衬衫，以及类似衬衫的猎装。在实践中，我体验过做衬衫领子的各种专用工具，也深深地感受到衬衫尖尖的领子很难做得尽善尽美。在这个阶段，我自己穿的衬衫都是自己买了的确良零头布，亲手裁剪制作的，又便宜又合身。
　　1980年，我有幸调入上海市服装集团，虽然并不直接从事服装业务，但由于少年时代的经历，在全公司85家企业中，对十来家衬衫专业生产企业尤为关注。尤其是我工作了八年的虹艺服装厂，并入了生产钻石牌衬衫的第四衬衫厂，我时而前去联系工作、看望朋友。看着宽阔的厂房、先进的衬衫生产流水线，以及各种专用设备，上千名工人分工有序，布匹很快就被裁成衣片，又被逐渐缝合、机器锁扣、整体熨烫，包装成可以直接销售的衬衫商品，心想，这可以满足多少人对衬衫的需求啊！
　　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掀起热潮。以生产海螺牌、绿叶牌衬衫驰名的上海第二衬衫厂，通过改革和科学管理，有效地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经济效益明显增长，成为企业改革的一个典型，厂长王炳均也被评为上海市十大青年企业家。我奉命到第二衬衫厂深入调查采访。一周之后，王炳均厂长审阅了我写就的长篇通讯初稿，称赞了解得深入细致，写得富有真实性、生动性，当场授予我海螺名誉职工的称号，并让办公室主任拿来两套淡蓝色的衬衫工作服这在当时算是相当高的礼遇了！
　　80年代中期，电影界的元老孙道临给媒体写信，说是由于外事工作的需要，他走遍上海，都没有买到从前穿惯了的康派司衬衫，希望能纠正文革中的极左思想，恢复一批中华老字号品牌。这封信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上海第六衬衫厂闻风而动，立即将天平牌恢复了康派司的老牌子，之后索性将厂名也改为康派司衬衫厂，在上海一时传为佳话。
　　80年代的中国衬衫行业风起云涌，步鑫生及所带领的浙江海盐衬衫总厂曾是一颗灿烂的改革新星，当时可谓无人不知。然而由于经营不善，几年后，海盐衬衫总厂陷入了债台高筑、资不抵债的困境。康派司衬衫厂闻讯后主动伸出援手，派出精兵强将，以联营的方式接管经营管理，很快就帮助海盐衬衫总厂走出了困境。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要反映改革中的企业和企业家，选中了这个典型。康派司衬衫厂厂长周冀平亲自开车陪同我们到海盐实地采访。我从而了解到，康派司衬衫厂工人的单产达21。3件，而海盐衬衫总厂的单产不到10件这巨大的差异，揭示了步鑫生最终受挫的根本原因，也为康派司衬衫厂奠定胜局提供了可靠依据。之后，我和作家蒋志和撰写了《步鑫生免职以后》，被收入报告文学集《希望在肩上》一书。
　　整个80年代，我都在上海市服装集团工作，对衬衫的了解也日益深入。第一衬衫厂的箭鱼牌、海燕牌衬衫，第三衬衫厂的红双喜丝绸衬衫，第五衬衫厂的吉士牌衬衫，在海内外都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一度供不应求。国际著名的ARMANI、BURBERRY、VALENTINO等品牌衬衫，其实许多都是在上海的衬衫厂家生产的。值得一提的是，第七衬衫厂首创的风筝牌脱卸式棉衬衫，容易沾污的领子和袖口可以轻松卸下，单独洗涤，一时仿冒成风，形成了市场热点。南洋衬衫厂最早形成特色的高洁牌绒布衬衫，如果放到现在，就会成为万人瞩目的网红。
　　市场经济的春风也给传统的衬衫市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一大批民营企业、合资企业、海外品牌纷纷进入，杉杉、雅戈尔、男士令、金利来、ZARA、UNIQLO（优衣库）等众多品牌令人眼花缭乱，也形成了衬衫市场的激烈竞争。引人注目的是1886年诞生于日本的CHOYA（蝶矢）品牌历来享有良好的声誉，1994年在上海设立合资公司，选用日清纺SSP全棉防缩、防皱面料和特殊加工工艺，CHOYA遂成为国际首例100全棉免烫衬衫。
　　近几年，衬衫也进入了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时代。我曾经到JIMBROTHERS品牌在上海的网点订制衬衫，先是选择面料，待营业员量体登记后，僅仅三天时间，就收到了从无锡快递来的个性化衬衫，与体型高度吻合，全不像买现成的衬衫那样宽松肥大，而且袖口上还绣有一串特定的字母，再不必担心会搞错了。
　　前年，上海纺织集团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联合开发了三维衬衫自动测量仪，我赶去试用了一回。站在圆台中央，只见一个测量仪围着周身转了一圈之后，就显示出了我的身材数据，随即订制了PROLIVEN（普洛利文）的衬衫，也算亲身享受了一次智慧时尚衬衫的科技成果。
　　从我穿上第一件正规衬衫到如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间，我做过衬衫，当过衬衫厂的职工，在展销会上卖过衬衫，写过关于衬衫的前世今生，也穿过以上提到的绝大部分品牌的衬衫。可以说，小小衬衫与我真有情缘，陪伴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尤其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既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变化，又折射出当今时代的巨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