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pdf）

　　旧制度与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pdf）
　　长久以来，法国第五共和的奠基者戴高乐一直是右派政党的历史图腾，但论手段与气魄，来自中间派的马克龙，却似乎比戴高乐的右派传人们更得这位将军真传。除了上任后富含深意地两次拜谒戴高乐墓地之外（介于右派的年年参拜和左派的敬而远之之间），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二者形成了历史性的呼应：戴高乐在二战后亲手缔造的法国国立行政学院（colenationaled39；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ENA），时隔66年之后，由马克龙亲手关门。
　　1963年1月19日，巴黎，法国总统戴高乐（右二）参加法国国家行政学院院校友会。
　　今年4月8日，马克龙在面对600多名高级文官的视频会议中，宣布将取消ENA，并创立一所公共服务学院（ISP）取而代之。虽然早在2019年黄马甲运动期间，他就曾作出这一表态。但靴子落地正式宣布之后，仍然引发渲染大波。到了4月下旬，法国媒体更透露，取消ENA只是地震的第一波，作为逻辑延伸，接下来马克龙还将准备取消公务员序列中的几大职系（grandscorps），重塑法国的政治生活。
　　这两项举动事关重大，远不仅仅是一所学校存废那样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在撼动法国战后体制的国本。《世界杯》对此发表社论称：马克龙希望以此凸显出双重目标：一方面，尽管新冠疫情逆转了施政格局，他的五年任期仍然锐意革新，和陈规一刀两断；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即便马克龙本人出身于ENA和财政监察职系，他仍然可以不受这种出身羁绊。
　　虽然有观察人士认为，距离2022年总统大选仅一年之际，马克龙的举动，已经隐然有为选战布局造势的意味。但如果这项改革能够成功，其深远影响却远超一次选战和接下来的五年任期。尽管它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和历史羁绊难以让人乐观，但政治人物作为既得利益者，能够不囿于自己的出身和经历，对曾经受惠的机制动刀，无疑值得所有当权者借鉴。
　　作为体制孵化器的ENA
　　若干年前，关于名校乃镇国重器的断言，在中国曾引起议论纷纷，但放在法国，ENA作为镇国重器的角色，恐怕很少有人会持异议。在中国语境中，往往不太容易理解ENA的角色，以为它和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一样、担负着公务员进修培训的任务，在权力体系中扮演辅助性角色，因此不理解为什么要在国事千头万绪、在反恐和新冠疫情背景下甚至堪称内忧外患之际，偏偏要拿一所学校开刀。同样，在法国也不乏批评声音称，马克龙是在使障眼法，舍本逐末，用一所学校的存废来转移对更重大社会问题的注意力，甚至指责他在迎合黄马甲，走民粹主义路线，将ENA作为理想替罪羊。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入口处悬挂着欧盟旗帜和法国国旗。
　　事实上，尽管中国的国家行政学院（曾经）从ENA的运作方式中汲取了很多经验，但在立身根本问题上，却仍然大相径庭。倘若咬文嚼字地说，法国的ENA学院不是在培训文官（当然也有某些业务、尤其是国际合作带有这种性质），而是在培养高级文官，这一字之差，显示出根本性质上的重大不同。换言之，ENA不是供公务员进修镀金之用，它本身是一座熔炉，那些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者，在这里完成两年学业后，将直接走向社会阶梯的顶层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ENA就是法国战后体制（establishment）的孵化器。
　　1945年，法国经历二战后百废待兴，一代行政精英或因战争、流亡、抵抗运动而夭折、或因维希政府的污点而不堪重用，新的管治体系面临人才匮乏，于是戴高乐建立ENA，作为改善高级文官的遴选和培养的工具，改变此前第三共和时期任人唯亲的痼疾，重建法国战后的政治人事架构。
　　而ENA的确在战后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坊间津津乐道的例子便是，第五共和的7位总统中有4人（德斯坦、希拉克、奥朗德和马克龙）、23位总理有9人（包括巴拉迪尔、阿兰朱佩、若斯潘、德维尔潘、菲利普和现任总理卡斯泰）都毕业于这所学校，至于历届部长、国务秘书、以及企业高管出身ENA者更是不计其数。
　　以现任内阁为例，除总统马克龙和总理卡斯泰之外，经济部长勒梅尔（BrunoLeMaire）、国防部长帕尔利（FlorenceParly）、工业部长帕尼埃鲁纳舍（PannierRunacher）、住房事务部长瓦贡（EmmanuelleWargon）、欧洲事务国务秘书博恩（ClmentBeaune）、农村事务国务秘书吉罗（JoelGiraud）都出身于ENA。
　　此外，不算作内阁成员、但重要性丝毫不在部长之下的总统府秘书长科勒（AlexisKohler）和总理府秘书长赫维尔（NicolasRevel），也都是ENA出身，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不仅是总统、总理和部长，ENA毕业生在政治幕僚群体中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2009年，法国Canal电视台曾播放过一部名为《权力学院》（L39；coledupouvoir）的上下集迷你剧，以五位年轻的ENA毕业生为主角，讲述其求学和从政故事。而故事原型正是1978年入学的ENA伏尔泰届（promotionVoltaire，ENA每届学生均会自行遴选一位历史人物作为本届代称）。光是这一届，就涌现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前总统奥朗德，奥朗德的前伴侣、曾出马竞选总统的罗雅尔（SgolneRoyal），前总理德维尔潘，前财政部长萨潘（MichelSapin）等众多政坛风云人物，其他还包括安盛（AXA）保险集团执行局主席、巴黎地铁公司董事长等企业高管，以及后来的法国驻华大使黎想（JeanMauriceRipert）。而权力学院这个名字也一语双关：一方面，ENA本身就处于权力核心当中，是为那些注定身居高位的人准备的；另一方面，ENA也是其毕业生品尝权力滋味的第一步，在这里，他们将学习掌权的艺术，并饱尝权力带来的快感、癫狂、痛苦和失落。
　　然而，ENA（更广泛意义上还包括以它为代表的精英学校）之所以重要，还不仅仅是由于它成为总统摇篮那么简单，而是同法国战后政治中的职系生态紧密结合在一起，其毕业生把持着政商两界的高位，并因这种校友关系而结成牢固的人际网络。法语中专门创造出新词narque，作为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生的代称，而narque也成为法国社会统治精英的代名词之一，更有人将法国战后政治称之为埃纳制（Enachie）。甚至可以说，ENA不仅发挥了孵化器的作用，它本身就是法国战后的体制的缩影。
　　ENA与职系的衔接
　　作为单一事件，马克龙宣布取消ENA固然足够引人注目，但作为真正的体制性变革，却要延伸到他随后准备宣布的解散公务员序列中几大职系，从实质角度而言，这一举动的意义并不在取消ENA之下。
　　所谓职系（corps），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它缺乏统一的定义，也没有明确的法定地位。但通常而言，一个职系中包括了所有遵循相同招聘、待遇、晋升规则的公务员同僚，构成一个不以职位和职务为区分的无形共同体：即便他们当中有人投身仕途、有人投身商界，但作为职系成员的资格却可以始终保留，他们可以随时回归到所属职系当中。据称这种职系在法国曾达到近千个之多，近年来逐渐削减，但大大小小也有三百个之多。从这个意义上，它带有专业及派系色彩，却又很难用这两个概念来指代。
　　粗略而言，法国的职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行政职系，为首者主要包括最高行政法院、审计法院、财政监察总署（IGF）、行政监察总署（IGA）、社会事务监察总署（IGAS）等，其成员多来自ENA和巴黎政治学院等；二是技术职系，主要包括矿业电信保险工程师、桥梁水务森林工程师、军械工程师、统计员等，其成员多数来自综合理工学院和高等师范学院等精英学校。此外，如省长、外交官等行业也会形成自己的职系，但相对上述职系来说并不显著，而且同其他职系互有交叉。
　　而ENA与行政职系之间，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顶层对接的体系。尤其是通过毕业排名制度，使得其中最优秀者（约十分之一），会不出意外地进入最高行政法院、审计法院和财政监察总署等所谓精锐职系。例如法国战后出身于ENA的四位总统中，希拉克和奥朗德进入审计法院，德斯坦和马克龙进入财政监察总署；此外，毕业于高师（而非ENA）的蓬皮杜，也进入了最高行政法院。因此，行政职系对于法国政治生活的意义，其实相比ENA学院有过之而无不及。
　　精锐职系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支被机构名称局限的专业官僚队伍，同时也是高级通才的一个储备库，这些通才人物不仅可以在多个政府部门中任职，而且可以横跨政商两界。以马克龙为例，他2004年从ENA毕业后进入财政监察总署，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此后将作为财政监察员度过职业生涯。仅仅两年后，他就收到来自雇主协会组织法国企业运动（MEDEF）出任总经理的邀请，但予以婉拒；在寻求为社会党出马征战地方选举未果后，他进入商界，2008年加盟罗斯柴尔德银行（RCie）；2012年奥朗德上台后，他回归政界，出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直到2016年（即投身竞选总统那一年），他才从财政监察总署正式辞职，此前他的职系身份一直保留，而且由于没有履行完ENA毕业生作为公务员为国服役十年的承诺（出任经济部长这样的政务官不算在内），他还向政府返还了5。4万欧元的培养费。
　　由此可以看到，ENA的精英化和职系的固定化，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在法国的普选和政党轮替体制下，没有类似中组部式的机构来统一安排文官的遴选、进入与晋升，因此ENA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了一个超党派的工具，让一批批行政精英无论所属政党，能够迅速成长起来并进入权力中枢，从司局级起步，成为国事运作的一块压舱石。因此即便有政府改组、政党轮替的动荡，公务员系统中的事务官固然不受影响，而大批政务官及其幕僚在经受ENA（以及其他培养公务员的精英学校）的历练后，依靠职系的保障和人脉关系，也在相当程度上维系着政治生活的稳定性。
　　拼爹逻辑的顶峰
　　ENA最被人诟病者，是戴高乐当年建校时的唯才是举理念，一开始就没有对所有阶层平等开放，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被现实所扭曲。
　　这并不是说如今进入ENA的学生没有真才实学，招牌含金量下降；相反，在竞争极为激烈的选拔制度下，能够进入ENA的学生仍然是人中龙凤，但问题恰恰在于：一方面，进入ENA便几乎意味着一步登天，进校后即进入公务员序列，毕业后直接成为高级公务员，因此缺乏对底层的理解和同情，被批评者斥为高高在上，以冷漠甚至傲慢态度对待社会底层（在批评者眼中，马克龙本人正是其典型）。有论者指出，以ENA毕业生为代表的群体盘踞高位，给民主体制造成危害：一方面，出身于地方的公务员上升渠道被堵塞，很难进入中央要害部门，同时也被中央权力网络排斥在外；另一方面，这些出身精英学校、负责制定政策的高级文官，又对基层的复杂性缺乏了解，被诟病为纸上谈兵。
　　而另一方面，从进入ENA的学生家庭背景来看，这一机制的既得利益优势越发明显：从1947年开始招生以来，劳工阶层家庭（以父亲是蓝领工人为标准）出身的学生从来没有超过5。5，而到了20192020届的82名ENA学生，来自劳工阶层家庭的比例仅有1。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导致ENA越来越精英化，无法体现社会阶层多元现状。20182019年的黄马甲运动中，ENA再次被拿出来批斗，不是因为黄马甲们想上ENA而不得所以有怨气，而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所学校及其毕业生完美地代表了体制，并且应当为这种体制痼疾承担责任。
　　ENA的精英化偏向，从它的遴选名额分配中可见一斑：长期以来，ENA的入学考试分为三类：一是外部竞考，对象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名额占全部录取者的半数；二是内部竞考，对象是已有五年以上工龄的公务员，录取名额约占总数的40；三是所谓第三类竞考，对象是有八年以上私营或地方工作经历者，比例约占10。
　　事实上，在生源比例最大的外部竞考中，成功者往往来自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师等精英学校，而这些学校本身同样受到过度精英化诟病。1990年创立的第三类竞考意在纠偏，延揽更有底层实际经验的学生，但仅占全部生源的十分之一，何况同样无法保证去精英化。
　　为了进一步增强多元化，ENA近年来也在采取多项措施：它在2019年增加了特别外部竞考，专门针对已经获得博士学位者（2019年面向材料与工程科学，2020年增加人文和社会科学，此后还将增加生命科学），但一来名额极少（仅有三个），二来博士头衔对于精英色彩而言非但没有弱化、反而强化。它还针对平民子弟设立了一个36人的机会平等预科班，其学生的父母月均收入仅有1300欧元。
　　就在今年三月（马克龙宣布取消ENA之前一个月），法国政府还在继续作出努力，进一步增强ENA的多元化色彩，推出人才（Talents）特科外部竞考，适用于ENA、国立高级警官学院等五所以公共服务为主旨的学院。但这一试验性措施刚刚启动，便落入争讼窠臼之中：相关政令列出可以参加人才特科考试的预备班名单，并刻意将精英色彩最强的巴黎政治学院排除在外，结果被巴黎行政法庭判定违法而中止适用。而政府方面也偃旗息鼓，不打算上诉。看上去，在平等原则的牵制之下，新的纠偏行动尚未正式开始，便已经向旧例进行了妥协。
　　客观而言，高等教育的精英化有其内在动力机制，是一个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的现象。美国哲学家桑德尔的新著《绩优暴政》（TheTyrannyofMerit），在特朗普时代的背景下再次对其敲响警钟。而即便在法国这样一个尤为重视平等的国度，高等教育也难以避免精英化趋势，越到顶端，拼爹现象越发显著。根据2017年机会平等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法国1823岁的年轻学生中，只有30的人出自劳工阶层，而在高等教育（正规大学和精英学校）中，这一比例下降到11，在精英学校的预备班当中，更下降到6。由此，在经历激烈的层层遴选之后，ENA中出身劳工阶层学生仅占1，固然令人咋舌，却也是这一机制的必然逻辑后果。
　　现代贵族的历史隐忧
　　对于ENA的批评者而言，这所学校作为镇国重器，其危险不在于失之轻浮，而在于失之过重本应作为政治生活航船之锚，却因太过沉重，导致这艘航船动弹不得，甚至失去平衡而倾覆。而法国媒体也不讳言，精英学校毕业生同职系相结合，一步登天，终身保障、子孙受益，事实上成为现代法国的贵族。正是在这一点上，这种阶层固化显露出它的历史遗绪，以及真正的危险性所在。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1789年革命的历史根源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的兴趣所及，完全不在于所谓革命者的暴烈、冲动和幼稚（反之正如某些保守主义者所着力强调的那样），而是探究这种局面背后真正的历史驱动力。在他看来，法国和英国在历史路径上的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源自两国贵族制度的不同走向。英国贵族承担起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维持统治权，而且无论在做派还是圈子界限都保持开放性；而法国贵族在中央集权之下失去了统治权，却以特权作为补偿，日益沦于浮华和封闭。英国真正将种姓制度摧毁而非改头换面，法国贵族却日益变成一个种姓。于是，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称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第二编第九章）。整个社会的实质流动性趋于停滞，而表面上的流动（如捐官制）却更恶化了这种状况，直到一场大革命将其玉石俱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倘若不苛求历史情景的对应性，托克维尔对贵族机制的概括，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阶层流动和固化问题，甚至尤其适合ENA和职系问题贵族将掌权阶级的固有特征保留下来，他们是进行统治的公民团体；但是唯有出身才能决定谁将成为团体的首脑。所有非贵族出身者均被排除在这个特殊而封闭的阶级之外，他们在国家里只能据有或高或低、但永远是从属的职位。
　　作为十九世纪中人，托克维尔难免受到时代的影响，一方面悲叹贵族之不堪，另一方面又对高等法院（Parlement）捍卫自由的独立性大加赞赏，然而后世学者却逐渐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也是一柄双刃剑，以贵族成员为主体的高等法院正是以维护自由之名，实质上维护贵族和地方的特权，对政府推行的改革横加阻挠，几乎断送了旧制度任何自我革新的可能。1771年的莫普改革和1788年的拉穆瓦尼翁改革，都试图重新组织司法体系，削弱贵族对国事的阻力，都归于失败，尤其是前者几乎已经逆转局面，却最终被路易十六废除。右派历史学家认为，倘若莫普改革能够成功，或许大革命本来可以避免。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这一说法也永远无法验证，却不妨成为阶层固化之恶果的一个充满历史遐思的注脚。
　　而在当下的职系问题上，这种独立性双刃剑效果也同样存在。反对马克龙此项改革的人，往往从捍卫相关职系（多数属于司法和监察体系）独立性角度立论如果一个财政监察官无法得到身份保障、必须斟酌提交监察报告后对自己前途的影响，他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而支持者则认为，这种独立性可以从其他制度设计入手得到保障，但作为一朝入门、终身无忧的长袍贵族，却和现代民主理念格格不入；对整体机制的危害，要远大于他们在某份报告中秉笔直言所能带来的好处。
　　同样在这个意义上，20182019年的黄马甲运动，或许的确可以被视为一场低配版本的革命，而不仅仅是这场运动中的自诩口号。和1789年的前辈不同，黄马甲虽然怨气冲天，却没有真正暴烈的手段、没有改朝换代的雄心，也没有推倒重来的气魄，而或许这也正是值得庆幸的一面：它反过来表明社会问题至少是阶层固化问题还没有严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马克龙2017年的异军突起，本身也得益于一种革命性的图景，他曾着力刻画自己同既有体制截然不同的清新形象，其政纲宣传著作就命名为《革命》。如今看来，两种革命话语草根的vs。精英的隐然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格局，而取消ENA、解散职系俨然成为了后者对前者的回应之道，对于马克龙的批评者来说，迎合黄马甲、民粹化似乎显而易见，但置于贵族化的阴影背景下，这二者其实也是在用各自的方式，避免陷入似曾相似的历史窠臼。
　　改革的雄心与陷阱
　　其实，无论说马克龙关闭ENA，还是说他要取消职系，或许都或多或少被表面用词所误导。就前者而言，ENA作为一个实体并没有消失，而是会并入新成立的公共服务学院，和其他12所院校共享一份主干课程。ENA官方网站上也明确表示，2021年的各项考试不受影响，仍循旧制进行。就后者而言，最高行政法院和审计法院这两个职系继续保留，且其他职系也不会突然消失（相关机构建制更加不受影响），而是会不再增加新的新鲜血液，旧有的数百名高级文官，会随着退休、离职或死亡而逐渐淘汰。从公共服务毕业的学生将构成一个共同职系，毕业后不再一步登天，而是先到地方上历练，然后逐渐回流到中央。
　　马克龙
　　虽然理想很美好，但真正的风险不在于无法关闭ENA，而是在一波改头换面的操作之下，新成立的公共服务学院变成了一个加强版的大号ENA，如果公共服务学院在招募方式上无法开辟新局面，延续了此前的ENA的遴选方式和精英气质，仅以微不足道的工薪阶层子弟作为点缀，恐怕这种升级换代反而会更加强阶层固化的趋势。真正的成功标准，不是ENA是否能够取消，而是以ENA为代表的精英学校能否真正让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并且截断从精英学校到精英职系、一步登天、只上不下的孵化链条。
　　同样，以马克龙为代表的部分narque（例如现任经济部长勒梅尔）看到了这种机制尽管让自己受益、却从长远来看损害了社会的流动性，因此决意进行改革，但可以想象的是，这场改革恐怕会遭到相当数量narque的抵制，他们在职系机制的保障作用下，既可以维系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同样也可以损耗那些于己不利的改革手段的动能，以一种低调方式重蹈历史上高等法院和长袍贵族的覆辙，到最后，改革改到了和初心大相径庭的地步，在法国和法国之外的许多地方，这样的例子都已经屡见不鲜。
　　马克龙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也作出了比他的前任魄力更大的举措，鞭策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离开舒适区，但是否能够收到预期效果，却殊难预料。因为他所面对的，是社会承平日久之后必然出现的停滞趋势和马太效应，以及数百年来历史传统改头换面的反复重生。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意愿，面对历史和社会惯性，可能都显得势单力孤。关闭ENA、取消职系，或许的确适应了后黄马甲时代的需求，但后疫情时代的改革议程积压，却似乎并没有为它提供有利的时机。而倘若它能够成功，便将是一场用《世界报》社论的话来说国家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