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配置在线检测（湖北人为什么被叫做九头鸟）

　　系统配置在线检测（湖北人为什么被叫做九头鸟）湖北人这个诡异的别称，与楚文化、张居正、汉口的商业地位都没关系，它真正的原因，你一定想不到。
　　文吴余
　　在中国地图炮业界里，湖北人的地位长期尴尬。
　　比起四周安徽、重庆、河南、湖南这些地图炮常客，湖北人的特征一直不清不楚，只有一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人尽皆知。
　　但要说九头鸟意味着什么，连湖北人自己都说不清：狡猾？精明？奸诈？干练？连是褒是贬都有争议。
　　不少热爱家乡的湖北人，将这句话解释成湖北人更会做生意，扯上先秦楚文化以及乡贤张居正的事迹，并引以为豪。武汉九凤山公园的九头鸟雕像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湖北人为什么会被称为九头鸟？
　　湖北人，狡猾狡猾的
　　今天的湖北人，对九头鸟抱有相当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在多数外地人嘴里，这听着实在不像什么好话，好在含义模糊，没有偷井盖来信砍那样明确的指向性。
　　但随着流传日久，九头鸟已然成为湖北人的代称。不少人将其解释成精明强干的美德，将其升格为地域认同的标志。最典型的，就是开遍北京的九头鸟酒家。不过，湖北人热烈拥抱九头鸟，实在是相当晚近的现象。数十年前，九头鸟无疑是和来信砍一样的地图炮专有名词。
　　如据前国军将领、湖南人文强回忆，他在黄埔军校与林彪互殴时，就以互骂湖南骡子九头鸟开场。
　　1963年，毛泽东结识舞蹈演员、湖北人孟锦云后，戏称其小九头鸟。孟赶忙岔开话题：九头鸟不好听，怪可怕的。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事实上，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确定，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最早出自清末民初笔记汇编《清稗类钞》。从一开始，它就是贬义的：
　　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
　　可见，九头鸟自始就是讥讽湖北人狡猾多诈的。这也恰好与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的俗语相证。明刊本《山海经》中的九头鸟
　　而在民国时代，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湖北人刁蛮、好斗。
　　如学者兼作家林语堂，便在其地图炮名著《吾国与吾民》中写道：
　　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更典型的事例出自蒋介石。据《武汉文史资料》，1932年6月，蒋介石在会议上大骂湖北官员搞内斗：
　　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做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讦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人真是难缠得很！
　　对于这种地域偏见，热爱家乡的当代湖北人想法设法打圆场。流传最广的一种辩解是，这是因为湖北人张居正在明朝推行变法时重用了9位湖北籍官员，反动派便以九头鸟攻击正义的湖北人。
　　只是，这在历史文献中完全没有证据。
　　看起来较合理的另一种解释是，这是因为旧时武汉为九省通衢，湖北人较早从事商业，善于做生意，因此给外人留下了精明狡猾的印象。1930年代的武汉街头
　　但事实是，直到晚清民国，湖北本地人在当地商业中的参与比重都非常低。
　　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张之洞也认为：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的观察更加尖锐：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可见，湖北人善做生意只是现代想象。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18331905）
　　不过，李希霍芬的说法，却很可能从另一面接近了事实真相：
　　在九头鸟的说法出现的时代，湖北人无疑是全中国最狡黠刁悍的农民。
　　北有黄泛区，南有长泛区
　　提及地理环境塑造行为模式，行为模式造成地域偏见，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无疑是黄泛区。
　　由于黄河和淮河的定期泛滥，当地居民无法稳定的积蓄财富，长期以来形成了注重短期行为、为生存不择手段等行为偏好，进而导致周边的河南、安徽、苏北成了地图炮常客。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类似的故事并不止发生在黄泛区。在长江流域，也有一块洪水定期肆虐的地带，这就是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因地势低洼，长江和汉江带来的泥沙在此形成冲积平原，因此得名。清末民初，其居民占湖北人口的一半以上。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涉及到的三个地名都在这里。江汉平原也是全国湖泊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1950年代尚有湖泊1066个，占总面积的16，湖北省也因此被称为千湖之国。图为《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江汉平原地貌类型。
　　自古以来，江汉平原都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洪灾最频发的地区。长江在此称为荆江，水流缓慢，河道蜿蜒曲折。汉江也有曲莫如汉之说。每到汛期，排水不畅，大水极易漫过或冲破河堤。
　　1980年代的调查表明，江汉平原核心地带约有34的耕地处于洪水位线以下，直接或间接受洪水影响。这意味着，应对洪灾在当地居民的行为模式中占据重要一环。
　　与黄泛区高度相似的是，江汉平原的居民历来有不好积蓄、耕种技术粗放的民俗传统，地方志里的类似记载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民国。
　　这显然与定期肆虐的洪水直接相关：洪水一来，一切都付之流水，积蓄毫无意义。
　　不过，比起黄河和淮河，长江和汉江带给当地居民的并非只有灾难。河流的泥沙带来了肥沃的耕地，即便考虑危险的洪水和粗放的技术，留在家乡耕作也是值得的。沔阳地区的一句清代民谣是最好的佐证：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是一年丰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洪水发生在夏季而非秋季，灾后往往还能赶种一季水稻。即便尽成泽国，由于渔产丰富，农民也可以改当渔民。
　　因此，江汉平原虽然频频遭灾，其居民并没有像黄泛区那样，大量变成响马、盗匪和流民，转而侵扰周边地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湖北农民就可以安贫乐道下去。
　　因为在整个清代，江汉平原的大灾频率一直在提高。据地方志统计，当地洪灾从康熙朝的平均3。2年一次，到乾隆朝的2。7年一次，再到道光朝的1。5年一次。
　　这是因为，随着明清以来的江西填湖广和人口增殖，江汉平原的人口从明末的180万增长到19世纪中叶的1800余万。
　　为了养活人口，当地居民在数个世纪中大规模围垸筑堤，将原来的江滩、湖泽变成耕地。但围垸越多，容水空间便越小，大水就越容易破堤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