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我是讲书人

　　徐英瑾，2004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大社科项目基于信息技术哲学的当代认识论研究首席专家。
　　研究领域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他，近年来在人工智能哲学、知识论、认知科学哲学等领域著述甚丰。哲学家连一行代码都不会写，如何研究人工智能？徐英瑾不这么看。在他眼中，哲学之于人工智能的底层操作，就类似于刘邦的战略思维之于使用弩机之类的战术动作。酷爱三国历史的他，即将出版80万字长篇小说《坚》。
　　《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徐英瑾著
　　用斜杠青年形容徐英瑾可能不为过，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讲书人。
　　记者在位于长宁区的樊登读书总部见到徐英瑾，那个晚上，一场抖音直播正等着背双肩包匆匆赶到的他。
　　2020年6月起，徐英瑾作为樊登读书非凡精读馆主讲人开始讲书，迄今讲过的书超过40本。当年9月，他入驻B站，今年又在抖音、小红书同步开通账号，与B站合作《认知世界的20个哲学命题》课程。
　　走出大学校园的徐英瑾习惯于讲书人这个身份，他说，讲书的过程也是琢磨把哲学传播出去的过程，让哲学为日常所用。
　　近年来，高校学者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向大众传播专业，形成一种新的知识链条。我们来听听讲书人徐英瑾的体悟。
　　徐英瑾
　　上观新闻：怎么会开始讲书的？
　　徐英瑾：讲书在这两年成为一个新的行当。偶然机缘，我讲了一两本书，有了一些化学反应，读者反馈热闹、活泛起来。
　　哲学书比较高大上，需要人去讲，但它比较难讲。更难的是数学科普书，相比之下，讲好哲学书还是更有希望的。
　　除了做学术研究，我也看脱口秀、相声，学一点段子的讲法，希望对讲书、对传播有帮助。
　　上观新闻：讲书和讲课，差别大吗？
　　徐英瑾：有很大差别。跟研究生、本科生讲课，是有预设的。他们大概知道背景知识，同时有教材和教案辅助，可以同时激活视觉和听觉。
　　讲书，面对的是看不见的对象。脱口秀可以看现场观众的反应，但讲书，你的预估是有滞后性的。
　　讲书只有音频，过于思辨、逻辑推理比较强的过程，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人跟不上。因此，要拿一种比较放松的态度来讲，把核心的知识要点传递出去，有时要牺牲一些逻辑推理的部分，找到听众可以共情的点。
　　上观新闻：怎么挑要讲的书？
　　徐英瑾：确实扔了一些太难的（笑）。
　　比如讲黑格尔，我没有选他本人的书，而是讲彼得辛格的《黑格尔》。彼得辛格是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就关于黑格尔的非一手材料来说，我觉得他这本书在通俗性、准确性上是做得最好的。我让编辑看，他们也觉得看得懂，在专业上也没有错讹，通俗、明白，同时具有哲学家写哲学家的尺度。
　　我还倾向于一类书，就是能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来阐释哲学。成为讲书人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内通俗哲学读物比国外少得多。这可能和从事哲学的人的职业分工有关系，在国外高校，读了哲学之后，一部分人从事专业研究，还有一大部分人分流到社会上，做相关工作。
　　比如我讲过的《柏拉图和鸭嘴兽一起去酒吧》。这本书的两个作者都是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一个人在芝加哥社区和神学院工作；另一个在纽约写电视脱口秀剧本。不过，美式脱口秀对国内读者的语境来说会有些水土不服，这就需要讲书人来讲。不过，这种讲哲学的结构方式还是挺好的。
　　讲书的过程，我也在琢磨把哲学传播出去的可能性。过去，我个人的兴趣是偏向于读小众书的。现在，一边讲，一边也开始琢磨通俗哲学书籍的写法。之前出版了《用得上的哲学》，手头还在写类似选题。
　　《用得上的哲学》徐英瑾著
　　上观新闻：写书的过程，也放入了你读书、讲书的心得。
　　徐英瑾：是的。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听众其实是需要一个好的打比方的方法，把哲学家的理念解释给他听，让他知道哲学对日常生活有什么用。
　　比如古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跟今天年轻人有佛系的一面、也有不那么佛系一面的状态就很能贴合。
　　斯多葛学派的观点是以你的行动能力为半径画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里的事，你尽量做到，在这个圆圈以外的事，就不要去管了。每个人圆圈的半径有长有短，但基本原理是不变的。
　　斯多葛派代表人物奥勒留的《沉思录》里有这样一段：
　　这只黄瓜是苦的。那就扔掉它。道路上有荆棘。那就避开它。这就够了。不要再增加什么，问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啊？因为你将被一个熟悉自然的人嘲笑，正像如果你在木匠和鞋匠的铺子里，因发现刨花和碎料而挑剔他们时，遭到他们嘲笑一样。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你要对你能做的事情进行把握，不要追问在你的行动半径之外的事。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预估你的行动半径，这就建立在对世界的宏观把握上。预估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过于狂妄或过于保守的情况。今天的年轻人也是如此，或者过度悲观，或者过度自大。
　　如何找到平衡点？文史哲的阅读，终极就是帮助人找到这种平衡点。
　　徐英瑾讲过的书
　　上观新闻：讲什么样的书获得的反馈比较热烈？
　　徐英瑾：听众最初的印象肯定是跟着题目走的。我讲过一本书叫《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英文原书名更朴实一些：成年人的哲学指南。中年危机是比较能够引起共鸣的话题，所谓痛点。大家的工作生活节奏很快，为什么选择听这本书？一般会根据书名来判断内容。一旦开始听了，就看讲书人如何重新组织内容。
　　比如讲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这是现存唯一系统阐述古希腊罗马原子唯物论的著作。重新利用这个古代素材，实际上讲的还是人生的问题。如果是在学院里讲授《物性论》肯定不一样，会教原子论、宇宙是如何构成的，诸如此类。
　　当然，学院里的学习并非没有意义。熟悉、了解不同的修辞方法，实际上就是认识不同的兵器。如果你手头一时没有合适的，拿到张翼德的长矛，也能耍几下。
　　徐英瑾讲过的书
　　上观新闻：你特别喜欢用三国的比方。
　　徐英瑾：东汉到三国转换的这段历史，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孙权的父亲孙坚如何在没有世家的支撑下，从一个小小县吏慢慢爬上高位，这个过程能透视汉代基层的各种生态。这个人物、这段历史是我们过往讲述不多的，也是我试图打捞的。
　　我写历史小说，想追求的是颗粒度特别细的写法。这就需要补很多历史知识，我也会通过听书的方式去补。我想，这可能也是讲书人这个新行当、听书这个新平台的一部分功能所在。
　　上观新闻：也有人觉得，听书这种形式让阅读更加碎片化，是一种比较被动的阅读方式。
　　徐英瑾：听书的行为是主动的。当然，这的确是一种二手阅读，但二手阅读也是有意义的。托尔斯泰的很多原著我没读过，但我看过《战争与和平》各种改编版本，它们抓的是原著不同段落，因此，我对所有桥段都很熟。
　　二手阅读更省时间，但要警惕被讲书人的想法和观念牵着走。解决办法是多听一些、多读一些。一部作品一旦进入公共场域，就会面对不同解读。吸收得多，也会慢慢形成自己的观点。
　　上观新闻：我们说哲学要为日常所用，如何打通这条路？
　　徐英瑾：我在意大利做交换学生的时候发现，意大利的工程师是知道维特根斯坦的。后来到日本，日本人对哲学家也很熟悉。我问他们是课堂上学的吗？他们说，课堂上也不太讲，但大概高中就知道了。后来发现，很多日本动漫里会提到卢梭、维特根斯坦这些哲学家。
　　相比之下，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面可能比较小，我们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也比较窄。比如20世纪初金岳霖、张岱年、冯友兰这些大哲学家，一般人或许听说过名字，但对他们具体做了些什么，不太清楚。
　　我想讲哲学，无须从哲学家的名号出发，而是要从大家共同面对的哲学问题开始。比如很常困扰现代人的一个问题缺钱。做个选择题：选择1，很有钱，但已经99岁了；选择2，没什么钱，19岁。你会发现，当金钱和别的元素组成不同的捆绑，金钱的意义就被贬低了。当代哲学和选择有关，重新理解生活的要素，哲学是大家在生活中都碰得到的。
　　我有个节目叫《哲学家的10种生活提案》，就是用人生哲学的方法梳理从古希腊到现当代的西方哲学史。让过去的哲学家穿越到今天，如果他们会玩手机，他们面对今天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思想上的穿越和生活的提案？
　　凡是大哲学家，适应性都比较强，他们应对的也是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哲学为日常所用，其意义也就在于此。
　　题图来源：受访者提供